6月21日至24日，历时两年精心打造的原创民族歌剧《运河谣》亮相国家大剧院。该剧以拥有2500年悠久历史的京杭大运河为背景，讲述了明朝万历年间，江南书生秦啸生与水红莲、关砚砚二位女性间发生的一段跌宕起伏的动人爱情故事。近日，记者专访了该剧作曲、著名作曲家印青，听他讲述“一条运河千年久，涛声浆影岁月流”的歌剧创作心语。

　　记者：您第一次接触《运河谣》这个项目是什么时候？

　　印青：大剧院约我作曲，这个事约我两年了。我听这个题目就特别喜欢，当时叫《大运河》，不叫《运河谣》，《运河谣》是后来改的。我从小在江苏长大，虽然在南京出生，但我长在镇江，小时候就经常到运河边；后来我插队到苏北，也在运河边上，所以我对运河是比较熟悉的。《运河谣》是国家大剧院第一次推出原创民族歌剧。其实，国家大剧院在演了那么多西洋歌剧之后，观众也有这样的呼声，说大剧院应该推出自己的民族歌剧。虽然过去也推出过，像《西施》《乡村女教师》等，但那都是用西洋歌剧的模式制作的。

　　记者：从音乐角度讲，当时您怎么看这个戏的？

　　印青：最开始，我觉得这个戏格局有点小，它是以运河为背景讲一对男女的爱情故事，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故事。主要就是三角关系，大家哀哀怨怨的，从头哀怨到尾就完了。从文化上讲，运河和长城是我们古代的两大建筑奇迹，在歌剧的表现中，它应该更深厚一些，更宽阔一些，更有力度一些。从音乐角度讲，大家都说要优美要好听，不过我还想要有英雄气质，尤其是体现在男主角秦啸生身上。我觉得他应该有一种代表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节，不唯唯诺诺，要不然这个音乐很难写。现在看来，《运河谣》给出了一种史诗感，不光是江南的那种小桥流水、青山绿草的唯美感觉，而是有了一种承载文明和文化传统的分量。

　　记者：水红莲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你是怎么理解这个人物的？

　　印青：水红莲被塑造成了一个敢爱敢恨、有正义感的江湖艺人，她既刚烈、俏皮、泼辣但又很善良。为了爱情，为了正义，为了追求人间的大爱，最后她死了。她的死，既体现出对关砚砚和秦啸生的一种爱；另外最重要的是她有一种使命感，就是想通过她的死来掩护秦啸生进京告状，告倒贪官。这样一来，人物就更丰满了，音乐的张力也更大。剧本不断修改，改了十几稿，当我看到第十一稿时，我也非常感动了，就确立了现在的这种结构。

　　记者：这个结构对您的音乐创作有什么启发吗？

　　印青：剧中的四个人物，秦啸生、水红莲、关砚砚和张水鹞，其中张水鹞比较好定位，他就是一个反派；除了前面说的秦啸生、水红莲，关砚砚这个人也是具有典型性的。在音乐上，我给的笔墨也比较重。她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一个教书先生。她跟水红莲不一样。她幻想爱情，很容易被爱点燃。所以她被李小管骗了以后，就对爱情失去了信任，不相信人间有爱。正如剧情所展示的，秦啸生、水红莲让她最后相信人间是有大爱的。后来，水红莲死了，秦啸生也想死，关砚砚有一大段道白，有点像《茶花女》中的那个音乐性。这一段戏，我觉得非常重要。为了爱去追寻，为了爱去走完人生的路，让我非常感动；而在写的时候，音乐实际上放大了这种情绪和情感，也更加强化了他们的性格。关砚砚从哀婉、凄美到最后的大彻大悟，跟秦啸生一样，唱腔也从哀婉转变为最后的挺拔。

　　记者：大运河是一个跨地域的概念，它的文化形象在音乐整体上又是怎么体现的？

　　印青：刚开始有彩虹船，基本上是用了杭州的采茶调的音乐元素；到了北京以后，大部分场景是在市场上叫卖，在码头上，剧中就用了一些大鼓的音乐元素。但是在音乐里面，大多数你可能已听不出是什么地方的了，因为它吸收了更多的元素，有点像音乐剧的那种感觉。但是你能感受到这就是运河，它可能从杭州到苏州一直到北京，它经过好多地方的文化，我不可能就某一个地方特征的音乐来代表整条运河，它可能就要把南北的文化结合起来做成音乐。具体到某个人身上，比如像水红莲，她打小就在运河上来回走，她是江湖艺人，她吸收的文化可能南北都有，她的音乐就不能固定在某一个地域特色上面。所以我专门给她设计了一个主题，你一听就知道这是运河上唱的旋律。包括里面有一些拉片歌和小合唱、大合唱，那些演员从运河的歌谣里面吸取一点节奏，唱出了生活的、历史的感觉。我曾经研究运河上的船，看船过闸的绞盘，研究船工怎么把船推上去，他们是怎样的工作状态。我发现，他们的船号子很多是四三拍的，这个节奏肯定是跟他们的工作生活有关。就好比西北的民歌高亢辽阔，因为那里是辽阔的高原。这里也一样，一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地方的节奏。所以我用了小拍的曲子，包括拉弦的都是用四三拍。

　　记者：我们一直认为，歌剧是外来的；而这些民歌民谣是中国的，那要怎样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呢？在创作《运河谣》时你有没有过困惑？

　　印青：如何结合，关键就是要写出中国民族的宣叙调和咏叹调来。民谣没有那么大的情感张力，但歌剧需要戏剧的张力，那么从戏曲音乐中就可以吸取很多东西。而且我们过去好的民族歌剧，像《江姐》《洪湖赤卫队》《刘胡兰》《白毛女》都是颇具张力的。

　　我的困惑是，如何在中国当下的情况下把它们结合得更好，赋予时代意义；同时，怎么区别于过去那些经典的歌剧。我们现在创作的民族歌剧，应该既是民族的，又是当代的。比如说宣叙调，它是西方歌剧的一种形式，也叫朗诵调，一边说一边唱。可中国老百姓不太适应，不太喜欢。中国的宣叙调怎么写？它要符合中国语言的字声，要符合中国语言的规律。我们说“三五七”，就是说它是有节奏的，中国人喜欢有节律的，一板三眼，一板一眼，少了这种律动，它就是不中国的。宣叙调要中国化，要让老百姓听着顺耳，觉得好听，好的宣叙调也要让观众能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