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总有几次想成为艺术家，然而梵高的故事告诉我们，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和《月亮与六便士》也在告诉我们，普通人想要通过艺术来谋取成功是缘木求鱼，真正的艺术家追求的成功，在艺术独立境界中的哪怕一小点“进步”，那也是生命的大奢侈，也许非得有把自己全部烧在里头的疯狂——或者不如说就是与生活欲望本身为敌。这是当艺术还具有那种精神生活的绝对纯粹性和独立性的时候。

　　退一万步说，普通人学习艺术或者接近艺术、欣赏艺术，不是为了攀爬艺术的山峰，也不是因为想要成为艺术家，而是因为我们始终不能摒弃内心的生活。尽情地浸润、投入、涵泳在一幅画一首曲子当中，会使我们无意中敞开了那个和自己对话的通道，内在和外在的割裂会得到弥合，我们会与内在的自己迎头相遇，会找到隐秘的心灵花园。这也是哈罗德·布鲁姆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的原因所在。从这个出发点来看，艺术又是容易的，甚至是必须的，普通人索求的不是艺术的“巅峰体验”，也不是倾听艺术说出这世界的价值，而只是对自己的意义。对于在生活流程中往来穿梭的我们，一席维也纳大厅的坐席，和一首从街头幼儿园飘出的儿歌，给予我们的也许是同样的东西——也许反而是后者给你更大更多的惊喜快乐——是否懂得享受这须臾间可能发生的艺术遭遇，取决于我们有没有给自己一颗艺术的心灵，取决于我们是不是有意识地接受那种不间断的自我教育。

放假了，别让孩子乱跑李二保

　　就此我也斗胆谈论一下关于“艺术教育”的事儿，我的出发点不是教育，只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精神境遇。在我有限的见识中，艺术教育跟审美教育是息息相关的事，有的时候就应该是同一件事，可是随着“艺术教育”等同于“艺术职业教育”，这就彻底变味了。

　　在这个时代，物质意义上的奢华已经司空见惯，真正的艺术却成了最大的奢侈。讨论艺术生产的可实践性，便可以纳入到经济效益的讨论中去，艺术的职业化教育成了所有职业教育的一种，艺术这门营生，于是也要放到投入产出比的考虑中去排列了。

　　我不由得想到席勒，这个最早提出“审美教育”的人。在《审美教育书简》的开头几封信中，他谈到这个问题：现代社会里，“国家”（在他那里，国家指一切制度性社会建立的公共权力的化身）对于公民的需求是职业技能的单方面，人作为公民的全部意义和价值仅仅是增加单方面的技能，这使得成为全面的人的诉求和合理性都被取消了，人只是“国家”的仆役，不再可能成为古代希腊人那样“幸福而完美的人”。这样的“国家”对人的生命规划是单向度的，是不完整的，这是理性发达取得的胜利，而唯有艺术能起到把完整的人还原的作用，所以艺术的教育才是如此的重要。——在理性异化人、艺术拯救人的观点上，席勒发出了马尔库塞的先声。我不再深入地引用席勒，是因为仅仅在这个浅层面上，就可以清楚看到当今时代，艺术不断地职业化是如何违背了席勒：在席勒看来，职业技能化对人的单向度的培养与艺术教育对人的完整性的滋养，是完全相反的两回事。可是现在却成了一回事。艺术不仅成为职业，而且成了社会科层制度中一个分支系统。这会培养出职业艺术家么？职业需要的职业理性、职业道德，以及其根源的实用主义原则，和艺术所诉求的自由精神、游戏精神、超越精神，不是天生相反的东西么？以职业行为去追求艺术精神，这不是南辕北辙么？

　　也许席勒所说的作为游戏的艺术“超功利性”，在当代显得不再适用了，但席勒对于完整人性的呼唤，难道也不适用了？用与不用之间，太多人发表了纠结的言论，或许我们该把席勒的判断做一个老子式的解读：艺术不是无用，它是“无用之用”，至少不应该指望它直接成为“用”，它是靠改善社会文化环境和改善每个人的心境来发挥它的“用”。那么当它和形而下的“生计”发生紧密联系之后，产生出来的就是把满足现实欲望为目的的艺术：于是出现了一大堆物质堆砌的艺术，散发着物质的气息。我们在很多艺术作品中见不到那种使人神往的精神境界——艺术的精神境界消失无踪了。这样的事物并不少见：不管是3D，还是“高保真”，抑或是充满着酒精、跑车、奢侈品的“青春叙事”——它的直接结果就是“情感欲望化”，仿佛只剩下物质和对物质的欲望。如此惯性之下，人们大概不复记得真正的、作为精神奢侈品的艺术长什么样子了。这是艺术的悲哀，更是人本身的悲哀：在试图冲破物质包围的时刻，人们无法从同样来源于物质的“艺术产品”那里，得到释放和平衡，那个席勒所描述过的完整而幸福的人，始终被悬置着——从席勒写作这本书的220年前一直到现在，人们并没有朝向自己的幸福多迈出一小步，如果不是离得更远的话。“跑偏”、“失控”都是可以预见的恶果，王元骧先生这样写道：“……教育的目的也被理解成只是教人做事而不是教人做人，只是为了‘就业’而不是‘成己’，有意无意把人培养成为谋利的工具。这就必然使人走向物化和异化。因为当一个人甘心情愿把自己变为工具，他便不再有自由意志的独立人格，而凭外力操纵来活动，这就把人带入险境，因为他很有可能迷失方向，堕落成为恶势力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