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有思想、有智慧、有艺术性的栏目，既顾及了大众需要娱乐的意向，又有促进社会向更高文明迈进的作用，受到好评的同时，也提高了收视率和知名度。这更说明，现阶段我国的电视观众基本上是新中国建立后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即便是文化较低的群体，也有着传统所赋予的欣赏底线，在追求娱乐的表层要求之下，有着追求高素质的品味要求，这不是一味低级恶搞所能满足的。

　>>广电总局颁布的“限娱令”，是在中国大众传媒的发展时段中起到了一次助力作用，将发展中的盲从、泛滥减少到最低点，尽可能协调与经济迅速发展的不匹配带来的人文距离，像推动西方社会发展的工业革命一样，在中国的大众传媒领域进行人文革新运动，毋庸置疑，中国大众媒体现如今正在经历着自出生以来第一次青春期成长痛，在蓬勃和青葱中需要规范、指导和引领，任何的放任都不能不背离科学发展的轨道，发展的快、模仿的快与创新的慢与提高的慢在“限娱令”的规范下得到了调整。

　>>如果以收视率为标准决定节目去留，那么节目市场中代表少数精英文化和弘扬主流价值观、传统价值观的节目将消失殆尽，造成精英人群、文化智者的失语和缺位，那无疑将是文化的倒退和媒体的失职，也完全背离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要求。

　　在“限娱令”的引领下，娱乐节目首先需要提升节目品味，将文化元素注入娱乐节目，将娱乐性植入文化宣讲栏目，用真善美的道德感召力培养观众、培植优良的媒体生态环境，内外兼修完成娱乐节目的良性转型。

　　在和平发展的时代，在快节奏工作的社会环境下，中国人骨子里要快乐、找快乐的情结和娱乐需求被媒体发现并使用，以娱乐元素为统率的栏目大面积地出现，不止一个电视台因为上了娱乐节目而大幅度地提高了收视率，也出现了以娱乐节目立台和名台的省级卫视。在收视率和广告效应同步飞跃的强大吸引力下，一时间搞笑和娱乐节目大盛。为了加大笑料，在无计可施或创新力不足的情况下，大量挑战中国人道德底线的恶搞类节目堂而皇之地展示在电视屏幕上，从栏目命名到内容都向“俗”、“再俗”、“俗到底”发展，从“男女速配”、到“晒私情”不一而足。我们的声像兼备的高清屏幕上笑声一片，嘲笑、狂笑、邪笑，总之是为笑而笑，没笑硬挤笑，完全没有了文化大国应有的高雅和含蓄，没有了引领大众的责任和社会效益的思考。于是，在广大电视观众的强烈呼吁下，广电总局于2011年10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的通知，由于其旨在限制各卫视黄金时段娱乐节目播映权限，被坊间形象地概括为“限娱令”。

　　“限娱令”在颁布之初便如一枚重磅炸弹，将原本乐此不疲推出竞技类真人秀节目的各大卫视径直送上了更加激烈的媒体竞技场。一时间，各大卫视谈“令”色变，看着盘子里的收视率大饼，只能挥泪斩马谡，忍痛改版。

　　时至今日，“限娱令”施行已经过去了大半年，从可见的调整上看，“限娱令”引起了娱乐节目的整体性变更，省级卫视打起十二分精神进行生存策略评估调整，开始重视健康智慧型节目的创造和引进，以央视《谢天谢地你来了》为首，各地卫视相继推出了《中国梦想秀》（浙江台）、《士兵突击》（云南台）等一批有思想、有智慧、有艺术性的栏目，既顾及了大众需要娱乐的意向，又有促进社会向更高文明迈进的作用，受到好评的同时，也提高了收视率和知名度。这更说明，现阶段我国的电视观众基本上是新中国建立后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即便是文化较低的群体，也有着传统所赋予的欣赏底线，在追求娱乐的表层要求之下，有着追求高素质的品味要求，这不是一味低级恶搞所能满足的。当然，几家欢乐几家愁，“限娱令”究竟限了谁，又娱了谁，触及了哪些媒体核心问题，它给中国电视界带来了怎样的改观和新的发展格局也是值得分析和关注的。

　　电视媒体行业的“快慢时差”

　　“限娱令”出台初时，各省级卫视唉声一片，尤其是拥有可观收视率栏目的电视台如临深渊，恨不能明志发愿与那些不入流之辈划清界限。然而，广电总局限令一落，不管直辖市、GDP还是收视率老大，一概按“令”行事，各家卫视于是乎抓紧最后的两个月时间迅速变身，改版再战。

　　“限娱令”不是“禁娱令”，可以理解为媒体监管机构对媒体机构、受众、市场从无序到有序的引导。中国电视从上世纪80年代在百姓家中普及以来，在几年前实现了大众媒体与受众的第一次广泛融合与互为主客转换，将原来“坐在客厅看电视”的传统观赏模式发展到“演播室变客厅”的互动参与模式，使电视打破以自我为中心的旧有模式，形成以受众为中心的新模式。电视节目内容从以往的教育、认知、审美功能迅速而大面积地转换成以娱乐功能为主的猎奇、新鲜、刺激的视觉飨宴。中国的媒体行业与发展中的中国社会相呼应，进入了经济发展与人文素质发展不协调而导致的消费主义快餐文化时段。这一文化时段与西方工业文明创建初期的社会人文过渡期有相似之处，就是物质和经济大发展而人文环境受破坏，用当下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走得太快了，灵魂没有跟上来”。然而西方在工业革命时期，并没有现代大众传媒的全方位参与与观照，教堂的钟声和家庭的约束仍然在起着引领和约束的作用。中国则不同，经济的发展与大众传媒同比飞跃，在收视率和经济效应的两条钢轨上，如动车一般迅速进入“全民娱乐”时期，恋爱上电视、家庭曝隐私、娱乐皆粗俗、聒噪一窝蜂。即使没有“限娱令”这种行政手段出面禁止，低下娱乐时段的前景也不难预测，那就是经过几轮中原无主的混战和拉锯之后成王败寇，留下几个金字塔顶端的金主，其余不入流者将遭到观众的抛弃和嘲笑，媒体资源不得不重新回归精神家园探寻、进行传统文化与理想人格的建构——这一回归模式和大众传媒期待视野从西方社会发展的轨迹中可以得到反复验证。广电总局颁布的“限娱令”，是在中国大众传媒的发展时段中起到了一次助力作用，将发展中的盲从、泛滥减少到最低点，尽可能协调与经济迅速发展的不匹配带来的人文距离，像推动西方社会发展的工业革命一样，在中国的大众传媒领域进行人文革新运动，毋庸置疑，中国大众媒体现如今正在经历着自出生以来第一次青春期成长痛，在蓬勃和青葱中需要规范、指导和引领，任何的放任都不能不背离科学发展的轨道，发展的快、模仿的快与创新的慢与提高的慢在“限娱令”的规范下得到了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