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科兴替与社会变迁

时间:2012年08月20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马明宸

踏歌图马 远

  传统中国画有人物、花鸟、山水三个最基本画科区分,不同画科的繁荣与流行互有交替,传统艺术史论认为这主要是艺术内部规律支配的结果,但是情况似乎又不仅仅如此,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宽广和深远一些,就会发现画科兴替与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大背景之间有着一些更深层的关联,从文化学的视野来考察一下画科兴替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会有些惊奇的发现:中国古代画史主流题材随着王朝世道兴衰而呈现出兴替循环的规律,每个朝代兴建之初总是人物画占据画坛主流地位,进入到太平盛世花鸟、山水画就取而代之;再到没落乱世山水画又会成为主流,呈现出治世的人物、盛世的花鸟与乱世的山水交互兴替的现象,本文试对这个现象进行一些探求和分析,希望对于探索中国画的本质问题能带来一些启迪。

  每个朝代的初建,新政权总要为自己的存在寻找天道支撑。同时新政权主导开创的系列社会规范也需要颂扬和宣传来鸣锣开道,这些都是与人事武功相关联的事宜,除了文字之外还有更为直观普及的图绘,有待政权组织朝臣画手写就。政治变迁导致的文化变迁使所有的艺术都面临转型,比较于民间画界和地方文化势力,政府隶属或资助的艺术机构具有绝对的优势,占据画坛主流,艺术人才被吸纳到宫廷画院之内。这些机构中的艺术家主要任务就是为新政权造像,人物画是历史记录与政治宣传不可替代的途径,所以往往成为一个时代初期的画坛主流。从汉初的画像石《泗水捞鼎》到唐代的《麒麟阁功臣图》,从南宋院画《中兴四将》到清代《康熙南巡图》,都是画史事实。另外从整个封建王朝史看,由于早期绘画具有宗教和道德功用,人物画成熟和兴盛在先秦和汉唐时期,也先于花鸟和山水画,更进一步说明这个道理。在一朝之内这个时段一般大约会持续七八十年的时间,视国力恢复和政权的建设情况不尽相同。

  进入太平盛世,国力昌盛、政权稳固,艺术一般会进入繁盛期,但是这个时期政权往往逐渐放松对于绘画的掌控与资助,民众娱乐消费与收藏流通成为绘画的主要消费方式,绘画的社会主导功能由政治宣传逐渐转向审美娱乐,民间审美趣味就会成为绘画的主导标准。进入太平盛世,社会价值观念开放多元,人的性情志趣复苏,闲逸之志萌生,主流审美取向偏向直观通俗的感官享受,从民间的花卉翎毛到文人的梅兰竹菊,花鸟画轻松闲适,易于寄情遣兴,所以花鸟鱼虫、自然山水往往成为言志抒怀的主要载体,便会取代人物画而成为画史主流。众多的花鸟画、山水画群体流派大多产生在一朝中期,明四家、清“八怪”都是例证。

  再进入一朝末代,社会往往处于乱世,政权更迭容易让人产生江山之思,社会动荡造成民众流离失所,念恋故国、尽忠守节成为社会的普遍思潮,安宁诗意的山水田园成为身处乱世的民众美好的向往。再加上乱世文人士大夫大多避居深山丛林,目之所及、心之所思无非河山,这个时候山水往往又成为绘画的主流题材。纵观整个画史,唐末五代乱世成为山水画成熟的重要时期,出现了荆关董巨四大家;蒙人主汉的元季山水画写意肇兴,出现了元四大家;偏安南宋出现的南渡四家以及明末遗民画家四王、四僧都是山水画大家,画史上山水画重大发展和艺术大家产生的重要时期多在动荡末世、异族入侵和偏安一隅的历史背景下,这更显示出艺术取材与世道变迁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种关联还是从宏观的总体趋势上呈现出来的,并不是完全绝对和整齐划一的,在具体和个别层面又是有反例的,但这远不能灭失掉这条线索。绘画艺术受内部规律支配的同时受到许多非艺术因素支配,艺术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样也是社会综合体的一部分,所以观察艺术的发展也许不能只囿于艺术内部的规律,走出此山之中更能看到一些真相。


(编辑:孙育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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