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望远天地阔

《江泽民在电子工业部》出版

　　《江泽民在电子工业部》近日由电子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该书客观真实地展现了江泽民同志推动我国电子工业发展的一系列战略思考、重大实践和创新精神。作为江泽民同志的老同事、老战友，也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我翻开这本书，耳边就回荡起上世纪80年代我国电子工业开拓创新、凯歌高进的时代进行曲；眼前就会浮现出江泽民同志领导电子工业部改革发展的难忘往事。

　　江泽民同志是一位具有敏锐历史意识和深刻战略思维的领导人。1982年4月他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次年6月接替我担任部长、党组书记，我担任电子工业部顾问。这一时期，正值信息革命潮起世界、改革开放潮起中国大地的重要历史时刻。江泽民同志敏锐地意识到，面对这场信息革命，世界各国无论强弱、贫富，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许多场合，他不止一次地谈到“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挑战”，要正确把握新技术革命的大趋势，抓住历史契机乘势而上。江泽民同志认为，加速电子工业发展是振兴我国国民经济的突破口，是把国民经济工业化和正在兴起的信息革命结合起来的关键环节。1983年10月，部党组向中央呈送了《关于加快发展电子工业的报告》。报告明确建议国家应当把电子工业摆到战略重点位置，加快发展，使电子工业部门能够担负起“军事电子技术装备部”、“国民经济电子技术装备部”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电子产品供应部”的重任。江泽民同志指出，电子技术将主导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倍增器”。“装备部”、“供应部”和“倍增器”的科学定位和战略判断，既包含了当时电子工业部领导集体的智慧，更是江泽民同志的创造性思考。在今天看来，这些战略思考仍然是客观、准确、精辟和超前的。

　　江泽民同志是一位开拓务实的改革家。他通过深刻分析研究世界电子工业发展的新特点和我国电子工业面临的新挑战，逐步形成了加速电子工业发展的战略和对策。当时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旧的经济管理体制尚未破除，国民经济的生机和活力受到遏制。当时大量电子工业企业地处“三线”，生产脱离市场，亏损现象普遍；部机关思想观念陈旧，管理效能和协调能力都不高；加上一些西方国家长期阻扰我国引进新技术，电子工业领域的问题更为严峻。如何打破困局，迎接世界信息革命竞赛的机遇和挑战，这是电子工业部亟需破解的重大课题。江泽民同志通过大量的调研，抓住了要害问题，逐一寻找突破，为我国电子工业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首要任务是推进管理体制改革。那时电子工业企业多是部直属企业，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体制，由部直接管理。部内司局之间各自为政，自成体系，横向协调难、工作效率低，遇到矛盾与问题就上交。江泽民同志把这种管理结构和管理体制称为“三角形没有底边”，决心以改革破题。他主持部党组制订出台了《电子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设想》，通过精简机构，完善了部、局两级管理体制，加强宏观指导，促进横向联系，初步形成了矩阵式管理体制；同时，明确改革电子工业部管理职能，实现政企职责分开，面向全行业，加强行业管理，大大提升了整个电子工业管理系统的科学性和高效性。当时电子工业部的改革，在中央各部委中具有率先突破的超前意义。

　　其次，实行“保军转民”，推动电子工业企业逐步走向市场。电子工业部门长期承担军品生产任务，民品生产与市场脱节，矛盾突出。如何在确保完成军品生产的同时把电子工业企业搞活？江泽民同志认为必须实现“两个突破”，即突破军品生产和民品生产的界限，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实行“保军转民”，让企业走向市场。这些开创性理念，在当时颇有点振聋发聩，既解放了大家的思想，也为“三线”企业改革指明了路径。经过大量深入调研，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区别不同情况，扶持、稳定与调整三线企业”的方针，全面拉开了“三线”企业调整重组搬迁的序幕。

　　第三，外引内联，推动电子工业系统全面开放。江泽民同志深刻领会中央关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政策，认为电子产品和技术要坚持“以进促出、以出养进、以出促工业生产”的开放方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力求跨越某些传统工业发展阶段。在江泽民同志的统筹规划下，电子工业部审时度势，积极推动部属企业大胆打破界限，筹划建设科研、生产基地，促进行业性、区域性大联合、大协作，把电子工业技术融入到经济特区、沿海地区开放发展中，对这些地区提升开放水平和推动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如今天深圳蓬勃的电子产业，就奠基于80年代初电子工业部与深圳联手发展的电子企业。那时候，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严厉的技术封锁。江泽民同志多方协调沟通，重视与国外政治家、企业家交往，建立互信关系，逐步突破封锁，直接促成了一系列中外合作合资项目的落实。他高超的外交智慧、广阔的国际视野，特别是勇于开拓、打破常规的创新精神，让许多与他接触过的国外友人钦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