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受到传统艺术熏染的人们看来，杜尚的《泉》如此低俗、鄙陋，岂能和安格尔的《泉》相提并论呢！

　　○ 从这个角度来说，杜尚的恶搞的意义，不仅仅是消解了艺术与生活的界线，“现成品（ready-mades）”成了“艺术创作”的一种方式；它还改变了人们看艺术、看生活、看世界的态度和眼光。

　　杜尚是西方著名现代艺术家，对西方现代艺术发展影响巨大；在其各种作品中，又以《泉》和《带须的蒙娜丽莎》的影响最大。

　　笔者曾看到过一个有趣的错误：在一篇文章里把杜尚这个著名的现成品“作品”的名字说成是“小便器”。其实杜尚的这个“作品”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小便器，杜尚恶作剧般的签上“R.Mutt 1917”后就把它拿到美国当年的一个“独立艺术家展览”上去展览。这种行为本身是离经叛道的；其极富创意的地方，还在于他给它起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泉》。有了这个名字，它就不同于小便器了。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着重关注一下这个作品的名称。杜尚的“别有用心”似乎就集中体现在这种恶作剧般的命名上。如果谁也没有见过这个作品，当它叫“小便器”的时候和它叫“泉”的时候，其效果、结果又当怎样呢？其效果、结果也许不言自明。但如果将“泉”这个名称与这个“作品”对应起来看，其效果、结果又当如何呢？有事实为证。当初他的这个“作品”拿去展览的时候就被这个展览的组织者拒绝了。据说，后来他的这个“作品”在别的地方展览的时候被愤怒的观众砸碎了；现在人们看到的这个“作品”，是其“复制品”——当然，要“复制”这样的“作品”并不难，商场多的是；杜尚后来也确实“复制”了多个同样的作品。

　　艺术作品是需要命名的，在这一点上作品与其他日常事物没有太大区别。没有名称，我们就没有一个抓手去把握事物。命名有类别名称与个体名称。很多事物只有类别名称。比如“树”，是一个类别名称；细一点的，有“松、柏、杨、柳”之类的名称，仍然属于类别名称；再细一点的，如松有“黄山松、泰山松”等等，还是属于类别名称。人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对每一棵松树去一一命名，至于像河南省登封市嵩阳书院的“将军柏”、泰山上的“五大夫松”，都只能算是例外的个案。但也有很多事物是需要一一命名的，比如人名、作品名。在这些个体的名称中，有的是有含义的，而有的则仅仅只是代表事物的符号而已。就有含义的一类而言，有的名称的含义是仅限于字面的，比如人名，人名的含义往往寄托了本人的情感意愿，但与本人的实际情况并无太大的、必然的关系。而作品的名称则往往与作品内容有着密切的关系。作品的名称、标题指示着作品的相关内容，引导着人们理解、把握作品内容。一部作品如果没有自己的名字，作品就会给人带来理解上的困难。现在有一些作品以“无题”为题，其用意是要消解题目给作品理解所带来的制约，给人以理解的自由，从而丰富作品的内涵。但这种做法也有弊端，就是往往适得其反，让人无从下手，难以比较准确地理解作品。标题在这里的作用，就不仅仅是一个称呼、名称的问题，而且是一种指向、一个抓手，它显示了作品的意向性；而这种意向性又来自作者，这样，通过标题来把握作品就显得相对靠谱一些，正如英国美学家李斯托威尔所说：“对于一件艺术作品的正确解说，总是最接近于原始的想法，即原作者的想法的。”

　　“小便器”当然也是一种命名；不过，这种命名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意思，因为画面上的东西就是一个小便器，一望即知；叫它“小便器”不过是重复了一下或印证了一下所见所识而已。这就是说，这个命名与画面形象是相等的，命名属于类别性名称，它除了指出这个事物所属的类别之外，并没有传达出什么别的信息；而且这个名称与艺术、与美毫无关系。试想，如果当年杜尚果真是把这个“作品”命名为“小便器”，那就是一个很低级的恶作剧了，这就等于把画廊变成了一个卫生用品商店，“小便器”则是这个商品标签上的说明文字。这么一来，这个作为生活用品的小便器，也就反而不至于那么惊世骇俗了，杜尚的“别有用心”也就落空了。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给这么一个俗物起了一个高雅的名称：“泉”。这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的。这个名称既能让人产生某种诗意的联想，生成一定的相关意象，但又实在与眼前的这个东西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岂止是没有关系，甚至是一种冲突对立的关系，进而产生滑稽可笑的效果。而且，这个名字，又与著名画家安格尔那个著名画作的名字相同。安格尔的《泉》，表现的是林神狄安娜在林中沐浴的情景，画面是一位裸体的年轻美丽的女子正举起水罐往身上淋水；画作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和谐静穆庄严健康的美。在受到传统艺术熏染的人们看来，杜尚的《泉》如此低俗、鄙陋，岂能和安格尔的《泉》相提并论呢！但杜尚却在无意中冒天下之大不韪，将这个低俗鄙陋的东西命名为“泉”。这更加重了名与实、词与物、能指与所指的冲突对立。不过，这种冲突对立又产生了极大的张力，让人欲罢不能、欲推还就，于是在不断的争议中达到了“作者”的目的。其他的解释跟这个冲突对立的作用和效果比起来都显得微不足道，包括杜尚本人的说法：这件作品的外缘曲线和三角形构图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别无二致，而它那柔润光洁的肌理效果和明暗转换又与古希腊的雕刻大师普拉克西特列斯的大理石雕刻完全一样。这种辩解面对人们在艺术传统中所形成的艺术和美的观念来说显得十分苍白乏力。杜尚的朋友、诗人、文学评论家和艺术收藏家阿伦斯伯格在与一名“独立艺术家展览”的组织者争论要不要接受杜尚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就为杜尚辩护说：“一个动人的形式被发现了，这件东西从它实用的功能中解放出来，它的形其实是很动人的，因此这个人（指杜尚——引者）其实给我们提供的是美。”这个说法难以让人接受；人们怎么也不能将一个小便器与艺术、与美联系起来；一个小便器的形式怎能“动人”！

　　那么，杜尚的“别有用心”又是什么呢？“这件作品的意义，杜尚自己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解释得很明白：这件东西是不是麦特先生自己动手做的并不重要，关键只在于他选择了它，他把一件生活中的普通的东西放在了一个新的地方，给了它一个新的名字和新的观看的角度，它原先的作用消失了。他这样做是把一个新的思想提供给这件东西。”那么，杜尚把什么新的思想提供给了这件作品呢？那就是打破艺术与生活、艺术品与现成品的界限，艺术被降格，生活被升格，一升一降，就实现了二者的平等、对等。杜尚更为高明的地方，是给这个东西取了一个与安格尔那幅古典的、唯美的作品同样的名字，让人将此“泉”与彼“泉”关联起来，此一“泉”彼亦一“泉”，此“泉”又非彼“泉”，通过相同的命名来显示与古典艺术作品同样的作为艺术品的地位、权利。

　　杜尚的另一个著名作品就是《带须的蒙娜丽莎》。这是他对达·芬奇《蒙娜丽莎》的另一种恶搞。1919年秋天，他在一幅《蒙娜丽莎》的廉价印刷品上给蒙娜丽莎加上了胡子和山羊须。他把这件艺术品称为《L.H.O.O.Q.》。关于这个“作品”的名称，杜尚本人说，这个L.H.O.O.Q.除了玩笑之外，就没有别的意思，“唯一的意思就是读起来很上口”。但人们并不满足于这个说法，而是要进一步挖掘其更深层的含义，比如，有人就认为这个名称是法语elle a ehaud au cul的快读谐音，暗喻画面形象是淫荡污浊的。蒙娜丽莎加上胡须后，其神秘微笑立即消失殆尽，画面一下子变得怪诞起来。杜尚声称这幅画揭示了其原型人物的一个真实侧面。杜尚似乎意犹未尽，1939年，他又画了一幅单色画，画面上除了一小撮翘胡子和山羊须，别无他物。翘胡子和山羊须同他在《蒙娜丽莎》上所画的相近，因此这幅作品被称作《L.H.O.O.Q的翘胡子和山羊须》。1965年，他在纽约又买了一张《蒙娜丽莎》的印刷品。这回他什么也没做，只是标上了一个新的题目：《L.H.O.O.Q的翘胡子和山羊须剃掉了》。杜尚对《蒙娜丽莎》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恶搞”，不是在画面添加胡须，就是通过不同而又相关的命名；其作用是不断消解《蒙娜丽莎》的神圣性、自足性和完成性，让人不再以崇敬的、唯一的、固定的眼光看待这幅经典之作。

　　杜尚还有其他的一些作品，但对现代艺术影响最深刻的似乎就是《泉》和《L.H.O.O.Q.》；而这两个“作品”，又是通过恶搞的方式完成的。不过，杜尚对《泉》的恶搞与对《蒙娜丽莎》的恶搞看来走的是两个完全相反的路径，一个是把低俗的东西通过命名加以升格，使其具有“艺术品”的资格；一个是将世所公认的艺术经典加以降格，试图“还原”其本色。经过杜尚的这般折腾，经过艺术的命名，作为现成品的小便器成了艺术品吗？本是艺术经典的《蒙娜丽莎》，被加上了胡须并重新命名后还是艺术品吗？它们不是艺术品吗？当人们这么思考的时候，杜尚的“目的”也就实现了。某种意义上讲，命名意味着世界的一种敞开；但这种敞开与遮蔽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正因为有遮蔽，于是又需要有新的命名，通过新的命名来不断揭示和敞开世界。而通过新的命名，通过名称的改变，人们就可以获得一种新的眼光、新的视角乃至一种新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杜尚的恶搞的意义，不仅仅是消解了艺术与生活的界线，“现成品（ready-mades）”成了“艺术创作”的一种方式；它还改变了人们看艺术、看生活、看世界的态度和眼光。从此，后现代艺术在西方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杜尚也因而被西方人尊为后现代艺术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