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

　　雷达（原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中国小说学会会长，茅盾文学奖评委，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

　　张继红（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讲师，兰州大学文学院2010级博士生）

　　当下长篇小说是否已远离读者？作家在创作中存在哪些不足？在文学现代化转型中，长篇小说传统是否存在断裂？如何重新认识与继承传统？对于这些问题，不少文学评论家曾做出过思考，然而依旧留有困惑。谁能给出答案？在这场求问录中，或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编者

寻找长篇小说的文体意识和经典背景

首先要研究长篇小说这样一种文体，从文体中寻找问题，再谈长篇小说的经典背景，或经典传统，可能我们的视野就不再局限于哪一阶段的某几部作品了。

　　长篇小说真正的本质应该表达什么？篇幅肯定是重要的，但是比它更重要的就是怎么概括生活、把握世界。

　　张继红：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无论从数量还是小说创作技巧上，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就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几部作品而言，比如张炜的《你在高原》是以一种宁静的姿态反思社会，以寻找精神“高原”；刘醒龙的《天行者》也是在“明知故犯”的“重复自我”中为当下“底层书写”的深度写作给了一个“另类示范”；莫言的《蛙》，则以强大的内在张力挑战了“敏感题材”，但自己觉得“还不够深刻”；毕飞宇的《推拿》则以细腻的文笔写出了“黑暗世界的光明”，也是作者所说的“对人局限性的表达”；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似乎是很有形式感的中国的哲学寓言。各自都有它的突破领域。但是，从当下批评界来看，特别是网络批评界，对此次茅奖有很多质疑。那么，您认为是长篇小说这一文体远离了当下更多的读者，还是普通读者对长篇小说已有更高的要求？

　　雷达：虽然现在是一个新媒体时代，我们大量的时间消耗在媒体，特别是网络当中，但是长篇小说仍然是我们阅读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现象。读者的质疑，可能更多地朝向它的评奖制度、程序以及50万的高额奖金等，大家的关注度非常高。虽然这次茅奖的质疑之声也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次茅奖总体成就比较高，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使文学变成了一个积极的社会事件。

　　张继红：具体从哪些方面体现出来？

　　雷达：你比如说，茅奖一公布就引起了几乎全社会的热议，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我们的文学已经边缘化了。这次的评奖很有意思，六十多人的评选团，全是一些最大的评委，每一个省出一个人，然后中国作协聘35个专家，共62人，而且都是实名制，这在中国也是很不容易的呀！因为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但实名制把评委的名字“晒”出来了！这引起了全民关注。实名制，每一轮投票都像过山车一样，又像选“超女”，作家在每一轮的排名情况都和前一轮不一样，非常有趣，也有戏剧性。你看好哪个作家，评选栏一目了然，所以“得罪人”就是很正常的事。

　　我们需要回过头来冷静地研究研究长篇小说的文体，回到长篇小说的文体意识上来，回到长篇小说的传统上来。至于怎么回，就是要寻找长篇小说的经典背景。

　　张继红：您所说的经典背景是我们新文学时期鲁迅、老舍等开创的知识分子启蒙叙事或沈从文等坚持的民间立场叙事等经典传统吗？

　　雷达：首先要研究长篇小说这样一种文体，从文体中寻找问题，再谈长篇小说的经典背景，或经典传统，可能我们的视野就不再局限于哪一阶段的某几部作品了。当然知识分子传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资源。其实我还经常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长篇小说这么多，但是为什么没有精品，没有能和世界对话的大叙事的作品。每届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比如保尔·海泽的《特雷庇姑娘》、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等作品，几乎每一部都有与世界对话的东西。

　　张继红：那么从文体自身来看，经典作品在文体方面的特征性何在呢？是长篇本应该包容大题材，才能产生与世界对话的作品，还是这些题材借助了长篇这种形式，才使得大叙事的内容得到了升华或超越？

　　雷达：一般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我们在讨论它的时候，很可能因为字数、篇幅的原因遮蔽了事实上的我们对长篇小说本质上的认识，长篇小说真正的本质应该表达什么？篇幅肯定是重要的，但是比它更重要的就是怎么概括生活、把握世界，比如我们讲短篇小说是一个点，中篇小说是一条线，长篇小说是一个很广阔的面，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短篇小说是写一个场景，中篇小说是写一个完整的故事，而长篇小说是讲一群人的曲折的命运。种种说法都有。你前面讲到的第八届茅奖中的张炜的“精神高原”、毕飞宇的“黑暗世界的光明”、刘醒龙对“底层写作”的“另类示范”，还有刘震云的“中国语言表达方式的哲学寓言”（可能不完全准确）等都是这种情况，它们有接近经典的走向，因为他们高度地概括了生活，也才有可能与世界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