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征文创作、汨罗花鼓剧团排演的现代花鼓戏《平民领袖》近日进京演出，向党的十八大献礼。从接受美学来感知，《平民领袖》仿佛具有一种心灵呼唤术，特别是当买卖的吆喝、大片的重音、网络的喧哗轮番轰炸我们的耳膜时，这种听似遥远，实则近切，大音去巧、大义潜藏的呼唤，无疑是一曲“回延安”的安魂弥撒，一阙唤起红色记忆的沁人新词，一声不可乱音迷耳、消解使命的警世唢呐。

　　《平民领袖》在家庭剧、谍战片、都市言情、职场秘笈、官场勾斗、皇宫戏说等影视戏剧充肆文化市场的现实境遇中，显得有些不合时令，不肯讨乖，甚至有点老套。这种人民性特征十分鲜明的戏剧表演，在以往岁月的回闪中能找到回响。

　　它把延河里流淌的人民之歌唱得更加响亮。甘征文与农民大众血脉相连的深情数十年从未割断，并不断深化，从《八品官》到《赵乡长转圈》，再到《平民领袖》，他每一个时期的创作都自觉而持久地为民代言、为民写戏、为民传诗。在《平民领袖》中，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边区百姓的日常生活、劳动场景、内心冲突、纯粹情感都得到了艺术的舞台再现，主角史铁匠与百姓群体都是戏剧中最地道、最活跃的人民主体，他们和他们的领袖人物一起用生动的实践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历史。剧作家敏锐把握到这一历史时期的“人民性”开始成为文艺创作的本源和归宿，他意识到“历史内容”是忠诚的党性和鲜活的民间性的融合，是创作主体的情感、人民大众的情感和领袖人物的情感三者沟通无碍、融成一片，从而使这一出人民之歌获得了充沛的情感动力、广泛的群众认同和保持历史高点的人民立意，而这种人民立意在现实境况中，决不是脱离时代的落伍，更应该是这个时代的迫切所需。

　　它艺术再现了领袖人物和人民大众建立血肉联系的和谐状态。甘征文把领袖和平民直接置于现实矛盾之中，并形成内心冲突的焦点，然后通过帮助推磨、结伴打铁、拉扯家常、牵驴同庆等完全日常生活化却充满喜剧性的行为将矛盾化解，将关系融和，从而在有限的舞台空间内最大限度地表现领袖人物的为民情怀、人格魅力，最大限度地发掘人民大众所蕴含的质朴本性、生活诗学和乐观豁达的个性特征。《平民领袖》由此达到了领袖的智慧、力量与人民的智慧、力量完美融合的境界，它对劳动者和劳动本身的由衷赞美形成的纯正戏剧品格，其意义也往往被追求财富增值和“新奇特”感官刺激的人们所忽视，它在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一种特别的启示意义：是把劳动当做个人财富实现的手段，还是把劳动当做一种健康享受和共创社会价值的内心需要；是选择使劳动者畸形的现代化，还是选择使劳动者走向自由的现代化。

　　忠实于生活辩证法，对艺术家也是一次大考。《平民领袖》是艺术家准备充分、激情不减的粹炼之作，在娴熟运用戏剧结构并调动多种表现元素处理一个广为人知的领袖人物的真实故事时，他把误解产生的矛盾性和这一矛盾深处的历史语境作了大开大阖的呈现。借史铁匠的一句“毛泽东为何不遭天雷打”的咒语，点燃了戏剧冲突的导火线，也就是情节推动的起爆点。这句咒语，是一个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一句耐人寻味、发人深思的民间“极言”，由它把分排的五场戏紧凑地串联了起来，对戏剧人物应符合的生活辩证法进行了强光聚焦和透视，革命领袖宽阔无边的胸襟、思想家的深邃眼光、与人民血脉相连的历史结缘和深情都在矛盾推进中作了多棱折射，也就把“人民美学”戏剧化推向了一个舞台高点。

　　花鼓戏只有走开放的现代性之路，才能避免衰落的末路。《平民领袖》借用喇叭叔吹奏的陕北音乐，渲染舞台情绪，尝试新的串场，并与花鼓音乐形成一种对位的互补关系；借用舞剧所长的生产舞、持枪舞、秧歌舞、骑驴舞等，丰富花鼓戏的造型表演和背景烘托，并在表现陕北风情时不失花鼓戏的湖湘韵味；对棒锤打铁一场戏的动作设计上升到劳动美舞的高度，并穿插大段对唱与诙谐对话，将花鼓戏原有的亦庄亦谐、亦白亦唱、亦念亦作的表演特质进行了尽情释放；另外，毛泽东唱词、对白中对民间俗语、熟语信手拈来，不失身份、不失其真、恰到好处的运用，甚至还有他思想穿越、预言式的道白，都让我们体味到戏剧语言自由发挥的奔放张力和可以意会的现实关怀，也为这出现代花鼓戏平添了不少民间意趣和有待深入的百姓话题。沿着这些探索进入更广大的自由王国，将尊重人民的审美情趣、地方剧的美学风格与多样化的表现手法再融合、再提升，应该是花鼓戏走上开放的现代性和无边的现实主义的创新之路、延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