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造吗，有搜，位子在想，森么搜，偶会像间酱紫，古琼气对椅梭，七四，位子都宣你，宣你恩久了，做偶女票吧。”乍一看不知所云吧，这是不久前在网络上流行的一段经大陆网友以语音形式重新书写的“台湾腔”表白，它的真正意思是：“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我会像今天这样子，鼓起勇气对你说，其实，我一直都喜欢你，喜欢你很久了，做我女朋友吧。”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两个地区的语言像大陆普通话和台湾“国语”这样亲如手足，正因如此，两岸民众对于彼此日常用语中存在的些许差异也特别有兴趣了解，在两岸往来不绝的交流中，语言上的互通有无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和话题。

平溪位于新北市偏远山区。元宵节至，村民释放天灯以报平安，后逐渐演变成今日北台湾元宵时节最具民俗色彩的祈福活动。天灯亦称孔明灯，以绵纸糊罩、竹签作箍，形状恰似一只四角的纸袋，上面写着人们的祈愿。施放时将灯脚下含油的金纸点燃，待热气充满即可升空。 邱成稳 摄摘自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的《台北道地 地道北京》

两岸语言的离与合

记 者：怡梦 受访人：刁晏斌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南味普通话”的形成

　　○记者：前不久有一位朋友从加拿大回来，他说公司里的华人是以台湾普通话交流的，但有一些并不是台湾人，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普通话有点老土，还有可能会听不懂。四川人的普通话，东北人的普通话，都不会像这样被区分开来，而台湾普通话好像已经被作为另一种“普通话”来看待了。

　　●刁晏斌：这个情况可能会存在，因为海外华语社区通行的，大致都是这种“南味普通话”，而不是我们所习惯的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其实，现在有不少人认为，普通话只是一种理想的东西，实际存在并用于交际的，基本都是“地方普通话”，即介于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一种中间形式，如你所提到的四川人的普通话，东北人的普通话，都是这样的“地方普通话”。它们因为都不同程度地掺杂进一些方言因素，所以听起来自然有所不同。其实你所说的台湾普通话，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地方普通话”。

　　○记者：那么台湾普通话和普通话到底有多么不一样呢？

　　●刁晏斌：差别是有的。比如在语音方面，台湾普通话基本没有平、翘舌之分，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差别；此外像轻声和儿化比较多是普通话很重要的特点之一，而台湾普通话却很少有；此外还有一些具体的字词的读音，比如台湾的“垃圾”以及连词“和”的读音就与大陆不一样。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原因并不单一，但重要的一点是，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国民党开始在那里大力推广“国语”，而那时推广的“国语”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语，它的语音与今天的普通话有不小的差异。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但可能看过一些那个年代的电影，比如《马路天使》、《乌鸦与麻雀》等，我们听电影中人物说话的腔调，会觉得很不习惯，尤其是女声，听上去娇滴滴、慢悠悠的，“戏味”十足，据有的老人家说，当时人说“国语”（特别是女性），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另外，可能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这就是受到当时推广“国语”的人口音的影响，因为就现有的资料看，当时在台湾推广“国语”的人主要是南方籍的。

　　台湾的“国语”发音实际上受江浙音的影响比较大，一个原因是江浙地区是当时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因此“江浙腔”“国语”具有明显的强势性，就像改革开放之初的“港台腔”一样，也是借助于当地发达的经济、文化而“北上”影响全国的。此外，这一现象背后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比如到了台湾的国民党高官，包括蒋氏父子在内有很多都是江浙人，他们的“地方国语”当然也会对当地的语音产生一定影响。

　　有两个日本学者曾经写过一本书，对台湾“国语”作过一些描述，比如形容它很“软”，女性化特征明显，音色柔软优雅，象征着富裕贵气雍容；相比较而言，大陆普通话则是自然、实在、苍劲，让人想起北方原野的辽阔。

　　○记者：当时在台湾地区推广的“国语”是在什么基础上形成的？

　　●刁晏斌：当然是在民族共同语的基础上形成的。早在孔子时代甚至更早，就已经有所谓“雅言”了，也就是当时在较大范围内通用的语言，比如春秋战国之际，各国不断地合纵连横，外交活动频繁，使用的就是这样的通用语。后来，又有“通语”及“四方通语”等不同名称，所指内容基本相同。到了明代及以后，主要使用“官话”一词，顾名思义就是官员们使用的话语，而“国语”则是清末从日本借来的叫法，义指一个国家的通用语，它的通行大致是“五四”以后的事情。

　　○记者：台湾地区的“国语”是否也受到闽粤方言和日本语的影响？

　　●刁晏斌：是的。刚才我们说的主要是语音，也就是口语，它和普通话相比有不少差异。台湾在光复之前被日本占领了50年，日本统治者在当地不遗余力地推广日语，其结果是到日据时代的末期，台湾人大都不会说“国语”，也不会说方言，大家基本上都说日语，甚至连一般的书信也是用日语写的。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很多强制性措施，大力推广“国语”，前后只用了十几年，即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基本上就在台湾普及了“国语”，使得大多数台湾民众都能说能用，这实在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正因为有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史，以及日语的推广史，所以在台湾“国语”中，就有很多日语痕迹，包括日语的借词以及一些受日语影响的语法形式等。

　　就台湾的移民历史看，多数人都是不同时期从闽南地区迁徙过去的，所以一直到今天，闽南话还是台湾地区最主要的方言，很多人都在使用。因此，闽南话对台湾“国语”的影响很大，这些影响主要不是在语音，而是在词汇和语法上。

　　“喜新厌旧”推动互渗

　　○记者：台湾“国语”对普通话的渗透方式和大陆地区各方言对普通话的渗透方式有什么不同吗？

　　●刁晏斌：我想首先要明确一点，台湾“国语”和方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是性质不同的两个事物。现在的社会语言学以及两岸四地的现代汉语对比研究中，人们经常会用到言语社区的概念。简而言之，全世界所有说汉语的地区，构成了一个大的汉语社区，这个言语大社区内，可以按地域以及社会等因素划分为若干个子社区，比如台湾就是一个汉语子社区，大陆同样也是一个汉语子社区，香港、澳门、新加坡等，也都是这样的言语子社区。不同的子社区之间，总会有或大或小的差异，像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大陆普通话与台湾“国语”的不同、内地与港澳之间的不同，都属于这样的差异，而它们也是上述划分能够成立的依据。

　　按一般的理解和表述，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域变体，你提到的方言和普通话，是大陆言语子社区内部使用范围有大小之别的两种不同语言形式。

　　既然台湾“国语”并非一种方言，它和方言对普通话的渗透方式肯定会有所不同，我们从普通话的吸收和引进角度进行讨论，可能更准确、更符合实际。

　　以词汇为例，普通话吸收方言词汇，通常是出于两种原因：一是吸收普通话中没有的，具有表现力的方言元素，比如说“忽悠”这个词来自东北方言，普通话中很难找出一个词来替代它，这样它也就有了进入普通话的理由；第二是虽然已有某一词语，但是相对来说不如方言中的同义或近义词语生动、传神、形象，也趋向于引进、吸收。就当代汉语的实际情况来看，本阶段从方言直接吸收进来的词语并不是很多。

　　就目前所知，新时期以来，普通话吸收台湾“国语”词语的数量比较多，上述两条取舍标准虽然也起一定作用，但是如果不符合这两条，也并不一定就不吸收。我们会遇到很多这种情况，本来是同样的意思，我们原来也有同义词，比如“观念”，后来常用“理念”来替代，后者就是台湾常用的，而它又是台湾“国语”从日语中引进的。类似的还有“愿景”、“福祉”等。再如我们以前常用的“集体主义精神”，现在经常会被“团队精神”取代。

　　这个差别的形成是有背景的，大的背景就是大陆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核心是引进，引进外国和台港澳地区的事物。一般认为，对当今普通话影响最大的是台湾“国语”，背后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其一是经济原因，其二是文化原因。经济、文化的影响走向基本上都是由高向低，在改革开放之初，很长时间内的客观事实是，在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上，台湾高，大陆低。处于低端，必然要受高端更多的影响，就像英语成为世界通用的语言，单凭英国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主要还是美国经济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所致。上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的文化在东南亚是有很大影响的，就中国大陆而言，一首又一首校园歌曲广为传唱，琼瑶小说及改编影视剧掀起阵阵热潮，台湾电影如《妈妈再爱我一次》《搭错车》等也赚足了人们的眼泪，大量台湾电视剧更是风靡一时。后来有所谓的“哈韩”、“哈日”，其实在此之前，大陆的少男少女以至于很多成年人，都曾经是“哈台”一族。在这些文化冲击波持续不断的影响下，不但很多词语被引进，甚至连“台湾腔”都被模仿，以至于成为一种时髦。

　　○记者：我由您谈到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团队精神的代换想到，这种词汇的代换是否和台湾“国语”词汇文化色彩比较浓有关？

　　●刁晏斌：个别词汇可能有这方面的因素，但人们引进台湾词语更多还是把它作为一个新的表达方式，而不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语言之所以会发展变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动因就是语言使用者的“喜新厌旧”心理。一般情况下，一种表达方式用久了，人们就会觉得没意思、太普通了，就会试图求新、求异、求变。除了自我创造新词语外，引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渠道。海峡两岸本为一家，台湾“国语”和普通话都是用汉字书写记录的，说起来也差不多，人们接受起来自然也没有什么障碍，所以这样的引进是非常顺畅自然的。

　　○记者：除了青少年看漫画、听流行歌曲等受到的影响，台湾“国语”在其他层面影响也很大吗？

　　●刁晏斌：这种影响确实不仅仅限于民间，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就是“愿景”。2006年，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来大陆访问，中央领导在接见时用到了台湾常用的“愿景”一词。此时，修订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已经定稿，就在开印之前，临时加上了这个词，当时多家媒体对此都有报道。此外，像前边提到的“福祉”也是多用于官方而非民间。

　　从殊途到同归

　　○记者：台湾“国语”是不是也直接受益于白话文运动的成果？

　　●刁晏斌：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通常会提到清末民初的三大语文运动，即切音字运动、白话文运动和大众语运动。真正对现代汉语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所以现在有很多学者趋向于认为现代汉语始于“五四”时期。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你的问题应该是想说，今天的台湾“国语”与大陆相比，离那个时代更近一些、相似度更高一些。的确是这样的，并且这样表述可能更恰当一些。台湾“国语”实际上是更多地保留了那个时代的、在研究中我称之为早期现代汉语的元素，而大陆则有了更多的发展变化。

　　比如，一般认为台湾“国语”“古旧色彩”比较浓重，表现为更多地保留了那个时代的很多文言词语，像台湾人随口就可以说出“含饴弄孙”，而在大陆口语里几乎从来不用。类似这样的古词古语在早期现代汉语中用得就比较多。词语之外，也包括一些语法上与普通话不太一样的形式，比如我们一般说“把笔放在桌子上”，写出来也是如此，而他们有时会说“放笔在桌子上”，写出来更是经常如此，这其实也反映了早期现代汉语语法的特点。

　　为什么台湾“国语”更多地保留了那个时代的特点？一方面，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推广的就是那个时代的语言，用的自然就是那个时代的词汇或句子形式；另一方面，则是对传统文化继承方面的差异。这个问题一度曾经比较敏感，似乎不太好说，而现在人们一般也不太避讳说出来了。龙应台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到国民党到台湾之后很注重中华文化传统的继承和维护，上个世纪末我第一次到台湾，曾有台湾朋友对我说，他们四十年来一直在进行一个运动，这就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传统语言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一般也不太会去刻意地作比较大的改变。也有研究者提到，国民党的当权阶层基本上也持一种趋于保守的文化思想，这也会对台湾维持“国语”的旧有面貌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记者：大陆语言和台湾语言差异的形成还有哪些历史原因？

　　●刁晏斌：大陆和台湾最初都使用“国语”，从什么时候开始趋向分化，一种想当然的看法是从1949年，即新中国建立、国民党到台湾开始，这是很表面的看法。我们的观点是，从有国共政权分立的时候开始的，也就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1924年至1927年，当时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红色政权，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根据地，需要发布文告、出版报纸杂志、编写教材等，面临着语言选择的问题。最终的选择结果，是向大众口语靠拢，并由此而初步地与“国统区”所沿用的“国语”拉开了一定的距离。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制度层面、政策层面明确强调文艺要大众化，当然也包括语言的大众化，可以说是对上述语言倾向的进一步固化和强化。

　　前边提到的两个日本学者对当今普通话的概括是，它比较通俗化、口语化，还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化、军事化（即指用大量的军事词汇来表述日常的动作、行为），以及数字化（比如“五讲四美三热爱”之类）。

　　○记者：从向世界传播的层面怎样来看我们汉语的内部差异？

　　●刁晏斌：从语音听感上，台湾更具有江南水乡的灵秀柔美，而普通话更像北方的名山大川，更具有阳刚之气、威武之貌，所以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如果打比方的话，一个是婉约派，一个是豪放派，很难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应该说是各有千秋。但是从对传统语言文化继承和发展的角度，我们可以客观地说，台湾保留传统语言的因素更多一些，离早期现代汉语更近一些，而我们大陆走得更远一些。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还有些变化：前边提到，“国语”里的“愿景”、“福祉”又经由台湾“国语”回到普通话中，并成为普通话的常用词，实际上就是这一变化的直接体现。我们的经济不断发展，文化也在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或追求就是回归传统，包括语言上的回归，由此而“找回”了很多传统的形式和用法，不管是借助台湾引进，还是直接恢复，总之有好多原来和“国语”有差异的部分，现在差异在缩小。研究这个题目通常都会提到差异与融合，因为存在的不仅仅是差异，还有化异为同的融合。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是以差异为主，到今天通过引进，把一些台湾的语言形式变成两岸共有的，就是融合的一个方面。随着大陆经济地位不断提高，以及文化事业的持续发展，台湾从大陆引进的语言形式也越来越多，所以现在是真正的双向交流。

　　○记者：大陆的语言今天是如何影响台湾的？会通过哪些渠道产生影响，影响的程度有多大？

　　●刁晏斌：引进渠道是比较多元的。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台湾当局向民众开放大陆旅行时，为了便于沟通与交流，就曾编写过一些两岸对照手册之类，这虽然不是对大陆词语的直接引进，但却是了解的开始，也可以说是后来某些大陆词语进入台湾的一个基础。此后，随着两地交往的持续升温，台湾地区编写或修订的一些词典，比如最有名的《国语辞典》，都收入了数量不等，但从总体上说是越来越多的大陆词语。就像《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了“愿景”，表明它已经取得了普通话的“词籍”一样，一些大陆特有词语进入台湾的一些工具书，同样也表明它已经在海峡对岸落地生根了。现在，这样的词语越来越多，比如台湾把方便面叫“速食面”，而现在“方便面”也成为一个民众比较熟悉的指称形式了。其他再如“倒爷”、“领导班子”、“好人好事”、“说法”、“保底”、“保洁”、“名优”等，他们也都吸纳了。

　　以上是工具书方面的情况，至于媒体方面，我最近刚做完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岸四地若干现代汉语差异与融合现象研究”，我们搜集了大量台湾的报纸语料，看到他们也会引用很多大陆的报道，这样就有可能把大陆的说法直接引用过去，比如“被某某”这个表达方式在大陆非常流行，而台湾报纸中有一个报道，引用了一位大陆官员的讲话，其中就用了一个“被慈善”，从而使它“登陆”台湾。一般情况下，通常有这样一个过程：先是引用或直接照搬，然后如果觉得它新鲜、有意思，就有可能开始模仿性地使用，再进一步就是类推性地使用，而到了类推阶段就有了能产性，此时大致就成为两岸共同的表达形式了。

　　关于两地人们对引进词语的态度，我在网络上看到过一个例子，涉及到人名翻译。比如前不久去世的美国苹果公司乔布斯，这是大陆的译名，而在台湾翻译成“贾伯斯”。有台湾网友发帖说，大陆翻译成乔布斯多土，而大陆网友跟帖说，台湾翻译成“假博士”多没文化。像这样的“斗嘴”当然没有多少客观性，但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两地民众站在不同立场上对对方语言的价值评判。

　　在实际的操作层面，接受和引进与否，人们更多地还是考虑到实用性和适用性，前边说的“给力”就是如此。与此相反的一个例子是动词“搞”，它在大陆使用频率相当高，如“搞经济”、“搞对象”，这是台湾地区据我所知也包括其他汉语子社区的人很有意见的一个词，我看过和听过不少对它的批评，大致是说它非常粗俗，因而不应登大雅之堂。此外还有一个是“抓”大致也是如此，“抓工作”、“抓成绩”，什么事情都可以“抓”，他们就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在这样的认知下，这两个词就比较难以真正成为对方的常用词。

棺材板：台南的经典小吃。做法是将吐司面包挖空，填充猪肝、鲜姜、洋葱、柿椒、腊肠、年糕片等炒制菜品，再盖上炸好的吐司片。由于外形酷似棺材，这道美食小吃被谑称为“棺材板”。摘自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的《台北道地 地道北京》

甜不辣：一种台湾小吃。甜不辣是日语Tenpura的音译，大陆称为“天妇罗”，其基本做法是将鱼肉打成浆，加入淀粉、肉、海鲜加以塑形，再下油锅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