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小威曾为中华全总话剧团演员，1989年赴日本学习、工作，1997年回国从事摄影创作，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英国皇家摄影协会会员。

　　黑和白，分明、锐利，没有娱乐的娇娆，却是人性的锋芒和走过荆棘后的随意与坦诚。一张张面孔，浓重、庄严、洒脱，像一款款饱蘸浓墨迎面而置的墨笔，又似电影开幕前瞬间的黑暗。这喷薄欲出的将是痛快淋漓的挥毫泼墨和热血满腔的疾首高呼。然而，这也是细流，是高山巨擎而下的溪水，给心田以最深的渗透。他们无需粉饰，无需造作，甚至无需掌声，在生活的舞台上他们和我们都是呈献者和观赏者，在这里没有偶像，有的只是人和人的感知。

　　我是1989年底到的法国，出国前就听说小威已经去了日本。当时正值“文革”结束后第一波经济复苏高潮的到来，那时人人面前都摆着一摊忙不完的事，小威、鲍昆、董林，还有自己用木板钉的相机包如擦皮鞋箱子的古大彦，这些好朋友们先后出国各奔东西，走前谁也没有见过谁。

李雪健 二○○四年九月 北京 逄小威摄

巩俐 二○○一年七月 上海 逄小威摄

　　时间一晃，我们这些原来蹬着自行车在胡同里呼朋唤友的伙伴们，居然正而八经地在小时候就念叨的资本主义国家当了好长一阵子的外国人。在国外过日子不容易，离开了自己的文化，离开了自己的语言，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和亲人，当经过数年的冲锋陷阵，刚刚能喘口气的时候，大家才觉得丢了点什么，于是开始打听彼此的消息，慢慢地往日熟识的朋友们像梦幻一样又回到现实中来了。异国的水土滋养了大家的身躯，东风和西风在每人的面孔上吹起了浅浅的涟漪，但是那声调那神色那禀性一如既往。许多人开上了自己的车，可那汽车的鸣响怎么听依然像是胡同里自行车的阵阵铃声。

　　1996年以后，我在法国因为工作的原因每年要回国一两次，每次回来只要有机会总要打听朋友们的消息。记得最早是从北京电影制片厂当导演的默默（著名电影编剧张海默的女儿）那里听到小威的消息，知道小威一直在日本。后来我又去了东京，从在日本当电影摄影师的池小宁那儿拿到小威的电话，几次往他在日本的家里打电话，可总是日语自动留言机跟我说话，听不懂，打了几次没人接，以为是打错了，只好作罢。

　　最后在2004年的一天，在北京的电话里出现了小威的声音，这时才知道他早已从日本打道回府，并且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影视设计工作室。十几年后再听到彼此的声音，我和小威在电话中高兴得只知道笑，这笑声包含着感慨、好奇和对彼此的肯定。笑好像忽然间把十几年的时空赶跑了。小威的语气还是那样，朴实热情依旧，一见面让人马上感到他依然是一个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做事的人。

　　认识小威是在1984年，那时，“文革”的动荡渐渐远去，人们的思维和文化活动也慢慢活跃起来，民间的影展、画展纷纷举办。当时我和小威、董林、李洋等几个好朋友，结识了在北京西城文化馆当党支书又是画家的黄亚平。大家一见如故，聊来聊去觉得应该搞点展览什么的，于是说干就干。当时西城区文化馆正好有一间不怎么用的空展厅，面积刚好80平方米，黄亚平当下拍板拿下了这块“阵地”。那时“沙龙”一词还挺新鲜，大家一合计就用了“80平米艺术沙龙”这个名字，自此摄影、绘画、电影、戏剧、文学、诗歌，各路人马相聚一起。80年代初搞艺术不像现在有了那么大的自由空间，那时一个普通的抽象画展被警察查封的事情时有发生。但当时大家高兴得只觉得有了展览的地方，别的什么事都不管了。

　　小威是“80平米艺术沙龙”的干将，除了创作自己的作品，还出主意、张罗人、布置展厅，没日没夜地干。就这样，一帮朋友干得尽心尽力。第一次80平米摄影展览举办成功了。当给前卫艺术家唐平刚筹办抽象画展时，大家还特别担心会不会被封展，结果什么事也没有。这使大家的胆儿反倒大了起来，后来连外地艺术家都来这里办展。一时间，展览、讲座弄得还挺红火，来了不少的人，还有各种中外记者来参加活动。大家大呼小叫地侃艺术侃感觉。记得小威那时还把一时没戏可上的葛优也叫来，葛优背个黄军挎，坐在高椅子背上，托着腮津津有味地听大家侃大山。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搞摄影的朋友们在这个过程中改行的不少，继续做摄影的人不很多，小威是坚持下来的一个。其实做艺术做文化是件难事，无论国内国外都一样。由于生活急流险滩的摆布，能坚持做自己本行的人并不多，更何况生活中有些根本无法料到的事件往往使自己的愿望与选择背道而驰。要坚持在自己的愿望上不溜号，绝对需要点毅力和“呆劲”。其实这种决心并不好下，得学会“忍”，学会不烦，学会品味其中的味道才行。尤其是对于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人，这股劲儿或许可以称得上是信念，也许是较真儿，也许是无奈、是随缘，或者是豪赌，反正冥冥之中有什么领着你走，走就走了，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