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电影人当以何种姿态讲述过去——将镜头摇向遥远的历史

时间:2012年11月29日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任姗姗 董 阳 嘉宾 陆川

  2000多年前,这片土地上群雄并起、烽火连天。持续近4年的楚汉争霸,刘邦、项羽、韩信等英雄猛士,在太史公司马迁的笔下你方唱罢我登场。它们留予历史的辙痕,成为一曲华夏文明的慷慨悲歌,其壮阔、其繁复,远远超越那些历史言说与世俗想象,成为中国人心中绕不过去的文化情结。

  正在全国上映的电影《王的盛宴》以司马迁《史记》中关于楚汉之争的记载为母本。面对被众多文艺作品演绎过的这段历史,电影当以何种方式言说,为观众呈上一场“盛宴”?当代中国电影应秉承怎样的历史态度?青年电影人的责任与使命又在哪里?本期“谈艺录”,记者与该片导演陆川对话,讲述一位甚至一代青年导演对于一段历史、一类电影、一个时代的判断与态度。

要历史,不要写意

  “把历史人物还原成人,历史事件还原成人的故事”

  记者:《王的盛宴》的开篇布局有些新意。首先走进观众视线的,不是春风得意的汉高祖,也不是一介庶民刘邦,而是将年迈体弱、形容枯槁的刘邦置于生命的弥留之际。一段流传了2000多年的故事,沿着刘邦时断时续的回忆,以一种“意识流”的方式,向观众“奔涌”而来。为什么采用这种方式结构影片?

  陆川:一部电影里,导演也许只能讲清楚一个理念。要完整展现楚汉争霸的历史风云,需要不同的导演都来阐述这个题材,才可能呈现一个多维、丰满的历史。《王的盛宴》为了在取舍上获得自由度,我们铺设了一条主线——61岁的刘邦已经病入膏肓,为了子嗣的继承、汉室江山的稳定,他将韩信视为最大的隐患。于是,在恐惧中,他的脑海里不断有梦境或者闪回,影片就是通过片段式的意识流勾描出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刘邦对于王权的把持方式,是历代封建王朝得以延续的可能,也是导致其灭亡的桎梏。如果没有这个结构方式,要讲清楚楚汉争霸的故事,肯定要远远大于现在的篇幅。面对这段历史,取与舍,对创作者来说都是痛苦的选择。

  记者:不过,以跳跃的、碎片化的情节来结构影片,在为编剧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伴生一种弊端,让影片显得松散、随意。很难带给观众叙事的代入感,给影片的接受带来一些压力。

  陆川:实际上,哪怕按照历史课本再拍一遍,观众也未必会全部认可这个电影。此前同题材的电影按照常规方法讲故事,也并未获得好口碑。做现在的设计,是因为我们认为,这部电影最根本的是为中国观众拍摄,中国观众在走进电影院的时候,脑海里已经装满了这些故事、这些人物的来龙去脉,刘邦、项羽、韩信只要在影片中出现,他们便会将其放置在他们的知识体系的历史坐标中。建立在观众的知识基础之上去架构一部电影,是一种冒险。但我相信,大多数看完影片的观众,是会认同我们的 叙述方式的。

  记者:我想,传达出什么样的历史观,也是观众能否接受电影叙述的关键因素。从《寻枪》、《可可西里》、《南京!南京!》到《王的盛宴》,你执导的四部影片好像都在有意挑战富有争议的题材。《王的盛宴》的危险,不仅在于你涉及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这段历史,而且,很多大导演都曾涉猎历史片,但整体口碑不尽如人意,甚至饱受诟病。

  陆川:如你所说,这么多年,历史题材的电影遭受很多观众的诟病和非议。在中国,历史爱好者是一个很大的“族群”,而当前的很多电影创作,对于历史并未持有尊重的态度。很多历史片,随意拿来历史题材、历史人物,却没有尊重历史研究和考古发现,只是以当代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去消费历史、消解历史,历史的真实面貌被遮蔽了。

  我们这一次,要颠覆过去古装片、动作片的惯常做法,创作一部真正与历史相关的电影,展开一次严肃的探讨——我们从《史记》的记载出发,将历史人物还原成人,将历史事件还原成人的故事。我们想做一部“陌生化叙事”的历史片,而不是去解构历史。

要传承,更要发现

  “当代中国的开放包容,允许我们做多元的尝试”

  记者:谈到“展开一次严肃的探讨”,你的世界观、价值观构建在怎样的历史观之上?影像的叙事与文本的叙事对历史细节有着不同的取舍,也有着不同的诉求,你用文本构架影像的依据和勇气何在?

  陆川:我的历史观首先是建立在历史的记载上。在做电影《南京!南京!》时,我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记录、历史资料,在对民国史、抗战史进行精读时,我发现任何个人的历史知识都是有限的,不断地更新、不断地重建。这种感觉,就像接受了“二次教育”。当然,这并非我的个人感受。我们的国家越来越走向开放,再加上井喷式的网络信息,激活了我们这一两代人寻找历史细节、让更多历史真实浮出水面的冲动。

  因为受到李陵事件的牵涉,司马迁入狱受到宫刑,他显然没有写作的自由,这是否会导致他在历史记载中有所闪避、隐藏?而且,后世的读解研究证明,《史记》中年表记录等发生了某些偏差冲突。这是司马迁有意为之吗?司马迁会不会是通过一些明显、低级的错误,树立一道一道路标?一路捡拾这些路标,我们走向字面背后的真相。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走访了一些知名的历史学家,他们给了我肯定的答案,《史记》中关于鸿门宴、乌江自刎的一些描述不可否认具有某种夸张的文学色彩。

  记者: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概括了《史记》的史学地位,亦肯定了其文学价值。你对于《史记》的态度,也是符合这个评价的。对于历史典籍,过分信任或者过分怀疑,恐怕都会指向虚无。近些年,所谓的历史大片更多地关注“怎么写历史”,而不是“写什么样的历史”。你的电影写作,最终指向什么样的历史真实?

  陆川:我们要求在人物塑造、情节设计乃至服装、化妆、道具各方面去还原历史真实、寻找历史的答案。这是一个求真的过程。

  当然,我们的出发点并不是质疑或者推翻历史,只是探索在历史大而化之的讲述中那些被遗漏的角落。实际上,历史在“被讲述”时不可避免会被误读。现在很多年轻人习惯于被动接受,却很少主动去探寻历史的肌理或者那些被遮蔽的褶皱。对青年人来说,敬重和传承中国文化是使命,发现更是一种可贵的责任。而基于当今社会的开放、包容,我想,是允许建设性的多元解读和表达的。

  记者:历史的解读,旨在当下的建设与未来的发展,恐怕这样才会让观众入耳入心、产生共鸣。

  陆川:的确,这就是我们这个年轻的团队创作电影的初衷。一方面,我希望中国电影能够以影像的表达,完善年轻人的历史判断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希望能够推动观众反思几千年积淀和传承下来的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当下很多流行的文艺作品中,宣扬以权谋方式取得所谓的权力,竟然有着很大的市场。我想,中国文化不只是这些。通过电影追溯这种文化性格的源头,请观众做个选择,因为这种性格中某些因素,今天仍在影响着我们。

个体生命重于导演意志

  “用良心之作,携手为中国电影赢得尊重”

  记者:任何一位电影导演,在镜头背后,都必须面对这样一种选择,那就是真实与虚构的关系。作为导演,你如何尝试基于时代背景之上的电影叙事?

  陆川:“以人为本”是艺术永恒的追求。我认为,艺术应该弘扬个体生命的价值。再宏大的历史,都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之上的。用电影载体反观历史,作为创作者首先要尊重人,尊重人的选择、权利与欲望。你也许未必认同某个个体的选择,但有必要保持平等、尊重的态度。如此,人物才是生动的、丰满的,而不是导演意志的符号。观众通过电影的讲述,扑面而来的就是有个性的人物,而不是各种宏大的理念和思考。这样,才会消除历史人物与现代观众之间的内心隔膜。实际上,我希望在创作中尊重每一个人物的精神品格,从《寻枪》、《可可西里》、《南京!南京!》到《王的盛宴》,都是如此。

  记者:电影作品的接受除了依赖主创人员的努力,也离不开整个行业生态的支持。与过去两年中国电影票房大踏步式的提升相比,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似乎不尽如人意,一部分原因来自好莱坞电影的压力。现在,很多人将对国产电影票房的期待放在了年底贺岁档。如今大幕开启,面对几部大片集中上映的挑战,作为青年导演,你准备好了吗?

  陆川:与几位大导演的作品正面冲突、相较高下,是不得已的选择。尽管很有压力,但我的内心还是比较平静的。

  《王的盛宴》最终能在贺岁这个黄金档期与观众见面,我很感激。毫无疑问,中国的电影创作环境正逐步走向更开放、更包容和更开明,这对于艺术创作是非常重要的。再者,经过这些年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我们的电影院线和观众需求不断走向成熟,今天已经完全有能力接纳一天之内上映两部电影。如你所说,此前的中国电影市场可能表现得有点冷,但我愿意与前辈大导演一道,用自己的良心之作,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电影院,为中国电影赢得尊重。伴随电影市场的日益开放,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电影之间正面“较量”,已经不可回避。8年前,《可可西里》与《2046》、《新警察故事》同天上映,以60个拷贝赢得了900万的总票房。一个年轻导演,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前辈大导演同台“飙戏”,不是国内的前辈导演,就是国外的前辈导演。你既然无处可逃,倒不如既来之则安之。这是一个磨练的过程,也是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编辑: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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