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封的故事

时间:2012年12月30日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弥松颐

钱锺书写给本文作者的信封。这种红框竖信封,早已成为了岁月的记忆。钱锺书俊朗的题写,为它平添些许历史文化气息。

俞平伯1978年写给本文作者的信封。令人慨叹的是,它与华粹深1976年写给作者的来信信封,竟然都是用黄君坦去信的信封翻制的。

  杭州毛应民寄来一信,是真正通过邮局“寄”来的。如今,私人之间用纸质的信函,愈来愈少了,所以我很高兴。不仅如此,这个信封也很有意思:毛笔书写,收寄双方,姓名款识俱全;还有,剪开封口一看,这个信封竟是用我前些天寄给他的信封翻过来、自己糊制的——这个更令我感动了。毛应民心细如发,简直是投我所好。

  在电脑和手机还不曾充斥的时代,书信,是我钟情的挚友。

  以前,每有信来,总是小心翼翼地沿着信封一端,剪下一个极细的小条,细窄到能打开信封取出信纸即可;遇到信口粘得不太死,略可见一条小缝隙的,就用一珐琅把儿的小宝剑,沿封口插进去,轻轻挑开,取出信纸。我从不用手撕信封。

  这是我多年的习惯。

  为什么会这样?固然与钟爱这位挚友有关。信封和信纸是同一整体,信封上的字迹大小,潦草或工整,上下款分几行排列(旧时还有“三凶四吉五平安”之说),字行间距疏朗还是紧密,等等,都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文化修养,性格气质,甚至情感关系。这是“马齿日长、识知渐多、越趋世故”而对书信产生的认识,因而有意尊重与保存完好信封——但,这只是“近因”。

  还有更远之因,就要追溯到几十年前了。因为多年来我有一个“陋习”:爱翻拆信封,即把旧时用过的信封翻过来,再加使用。这是一套颇为用心细致的“工艺流程”,而我却乐此不疲。

  大学毕业后,我的老师华粹深从天津寄信来,每次用的也都是翻制的旧信封。我有时好奇,从信口往里看,看是用的谁的来信信封。嗬,竟有俞平伯、吴晓铃的。后来我到出版社工作,五湖四海,接触到一些作者。华粹深的老师俞平伯的来信,也竟有用翻制的旧信封。前辈先贤们都这样做,更鼓励了我继续翻制信封。

  现在,这项工作歇业了。自打1994年起,用的都是全国统一的“标准信封”,陈祖芬曾给它起个名儿,叫作“穿制服的信封”。据说这是现代化,好分发。我那几十年如一日翻制的旧信封,再也无从使用了;那些可爱的、温馨的、让人留恋的、充满诗情画意的各式信封,再也看不见了。上边印有齐白石鱼虾的、“十竹斋画谱”的、敦煌飞天的、民间剪纸的、儿童年画的、风景建筑的、花鸟鱼虫的,一切的一切,全然不见了。

  我手边还有几个中式长信封,浅藕色的宣纸,上边印有仙鹤、梅菊暗纹,中间一道通天彻地的殷红殷红的方长框框,倘若再用毛笔书写出游龙惊鸿般的文字,该是一件多么诱人的艺术品。

  西泠印社曾出版过一册线装的《于右任先生手札》,收其书信三十八通,各式各样的信封也竟有九件之多。信封上的书艺,字字奇趣,笔笔性灵,悉归自然神志,与各通信笺视为一体,称得上是“洪流浩荡”。

  1995年夏天,我曾在俞平伯哲嗣俞润民府上见到《古槐书屋苦雨斋书信》,是周作人、俞平伯师生1924—1932年的通信,近四百通。俞平伯当年即已陆续装裱,夹板三巨册,周作人作跋。且不说其书信内容是新文学史料中的宝贵财富,即其各式的笺纸信封,及书法艺术,亦堪称珍贵的文物。

  文史专家叶祖孚在所著《北京杂忆》中,有一段谈信封的精彩记述,剽记于此:

  1986年8月26日,我去西城旧帘子胡同梅宅,看望许姬传老人。临行时,他托我为他邮筒投信。信封是中式信封,长8寸,宽3.5寸,信封上印了一个正在打坐的和尚,寥寥数笔,颇为传神。信封的后面印着“北京北芦草园梅缄”。姬老告诉我,这是梅先生自制信封,信封上的佛像是梅自己画的……姚茫父、陈师曾或陈平了所镌。

  这种信封梅氏共送姬老四个,那天他为朱家溍先生寄信用了一个,他又赠我一个,当余两个。

  叶祖孚的珍爱之情,溢满纸上。此种信封,当是天壤间的绝品,即便是有,现在也不可能投寄,邮局也不会接收了。

  信封,固然是用作“装信笺的口袋”,但是作为中国人使用的信封,不也是又表现着一种“深厚的文化积淀”吗?

  时下所用的“标准信封”,据说是为了“接轨”“联网”,赶上世界潮流。我确实是一个“邮盲”,我看外国的信封,也都是七长八短,大小不一。孩子们从法国寄来的信,长短大小都有,而寄贺卡的信封,更是五花八门,色彩缤纷。德国马堡大学的一位博士,寄来的信,竟然是写在信封内面的,连里到外,就这么一张纸。今年年初,日本友人寄来一信,告诉我说,这个信封连同信纸都是春天使用的。您看,连封笺都分四季。

  我巴望着,传统的信封有朝一日能够恢复使用,年复一年数以千万计的旧信封中,允许一部分人不是用过了就扔,不仅仅是保存文化,就说节约、环保之风,无论何时何地,也都是应该大力提倡的。


(编辑: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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