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写给本文作者的信封。这种红框竖信封，早已成为了岁月的记忆。钱锺书俊朗的题写，为它平添些许历史文化气息。

俞平伯1978年写给本文作者的信封。令人慨叹的是，它与华粹深1976年写给作者的来信信封，竟然都是用黄君坦去信的信封翻制的。

　　杭州毛应民寄来一信，是真正通过邮局“寄”来的。如今，私人之间用纸质的信函，愈来愈少了，所以我很高兴。不仅如此，这个信封也很有意思：毛笔书写，收寄双方，姓名款识俱全；还有，剪开封口一看，这个信封竟是用我前些天寄给他的信封翻过来、自己糊制的——这个更令我感动了。毛应民心细如发，简直是投我所好。

　　在电脑和手机还不曾充斥的时代，书信，是我钟情的挚友。

　　以前，每有信来，总是小心翼翼地沿着信封一端，剪下一个极细的小条，细窄到能打开信封取出信纸即可；遇到信口粘得不太死，略可见一条小缝隙的，就用一珐琅把儿的小宝剑，沿封口插进去，轻轻挑开，取出信纸。我从不用手撕信封。

　　这是我多年的习惯。

　　为什么会这样？固然与钟爱这位挚友有关。信封和信纸是同一整体，信封上的字迹大小，潦草或工整，上下款分几行排列（旧时还有“三凶四吉五平安”之说），字行间距疏朗还是紧密，等等，都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文化修养，性格气质，甚至情感关系。这是“马齿日长、识知渐多、越趋世故”而对书信产生的认识，因而有意尊重与保存完好信封——但，这只是“近因”。

　　还有更远之因，就要追溯到几十年前了。因为多年来我有一个“陋习”：爱翻拆信封，即把旧时用过的信封翻过来，再加使用。这是一套颇为用心细致的“工艺流程”，而我却乐此不疲。

　　大学毕业后，我的老师华粹深从天津寄信来，每次用的也都是翻制的旧信封。我有时好奇，从信口往里看，看是用的谁的来信信封。嗬，竟有俞平伯、吴晓铃的。后来我到出版社工作，五湖四海，接触到一些作者。华粹深的老师俞平伯的来信，也竟有用翻制的旧信封。前辈先贤们都这样做，更鼓励了我继续翻制信封。

　　现在，这项工作歇业了。自打1994年起，用的都是全国统一的“标准信封”，陈祖芬曾给它起个名儿，叫作“穿制服的信封”。据说这是现代化，好分发。我那几十年如一日翻制的旧信封，再也无从使用了；那些可爱的、温馨的、让人留恋的、充满诗情画意的各式信封，再也看不见了。上边印有齐白石鱼虾的、“十竹斋画谱”的、敦煌飞天的、民间剪纸的、儿童年画的、风景建筑的、花鸟鱼虫的，一切的一切，全然不见了。

　　我手边还有几个中式长信封，浅藕色的宣纸，上边印有仙鹤、梅菊暗纹，中间一道通天彻地的殷红殷红的方长框框，倘若再用毛笔书写出游龙惊鸿般的文字，该是一件多么诱人的艺术品。

　　西泠印社曾出版过一册线装的《于右任先生手札》，收其书信三十八通，各式各样的信封也竟有九件之多。信封上的书艺，字字奇趣，笔笔性灵，悉归自然神志，与各通信笺视为一体，称得上是“洪流浩荡”。

　　1995年夏天，我曾在俞平伯哲嗣俞润民府上见到《古槐书屋苦雨斋书信》，是周作人、俞平伯师生1924—1932年的通信，近四百通。俞平伯当年即已陆续装裱，夹板三巨册，周作人作跋。且不说其书信内容是新文学史料中的宝贵财富，即其各式的笺纸信封，及书法艺术，亦堪称珍贵的文物。

　　文史专家叶祖孚在所著《北京杂忆》中，有一段谈信封的精彩记述，剽记于此：

　　1986年8月26日，我去西城旧帘子胡同梅宅，看望许姬传老人。临行时，他托我为他邮筒投信。信封是中式信封，长8寸，宽3.5寸，信封上印了一个正在打坐的和尚，寥寥数笔，颇为传神。信封的后面印着“北京北芦草园梅缄”。姬老告诉我，这是梅先生自制信封，信封上的佛像是梅自己画的……姚茫父、陈师曾或陈平了所镌。

　　这种信封梅氏共送姬老四个，那天他为朱家溍先生寄信用了一个，他又赠我一个，当余两个。

　　叶祖孚的珍爱之情，溢满纸上。此种信封，当是天壤间的绝品，即便是有，现在也不可能投寄，邮局也不会接收了。

　　信封，固然是用作“装信笺的口袋”，但是作为中国人使用的信封，不也是又表现着一种“深厚的文化积淀”吗？

　　时下所用的“标准信封”，据说是为了“接轨”“联网”，赶上世界潮流。我确实是一个“邮盲”，我看外国的信封，也都是七长八短，大小不一。孩子们从法国寄来的信，长短大小都有，而寄贺卡的信封，更是五花八门，色彩缤纷。德国马堡大学的一位博士，寄来的信，竟然是写在信封内面的，连里到外，就这么一张纸。今年年初，日本友人寄来一信，告诉我说，这个信封连同信纸都是春天使用的。您看，连封笺都分四季。

　　我巴望着，传统的信封有朝一日能够恢复使用，年复一年数以千万计的旧信封中，允许一部分人不是用过了就扔，不仅仅是保存文化，就说节约、环保之风，无论何时何地，也都是应该大力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