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守望者》

王旭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城市让理想主义成为雕像

　　——评王旭光长篇小说《城市守望者》

　　谁来守护城市？这其实并不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英国北部城市爱丁堡几乎可以象征整个中世纪，而它的市铭却鲜为人知：“如果不是神守护着城市，守夜人彻夜无眠也无济于事。”中世纪之后，人文精神如星辰拱卫在城市上空，所以美国诗人惠特曼在他的《斧头之歌》中写出了这样的句子：“伟大城市的标志是产生伟大的人物，即使有几座破旧的房屋，仍不失为伟大的城市。”显然，作为新大陆的诗人，惠特曼心目中的城市还具有清教徒拓荒的性质，并没有给建筑留出多少空间，但他那种单纯、彻底的人文尺度，至今仍不失为美国城市最富诗意的标准。

　　实际上，神的尺度和人的尺度是内在一致的，就城市建筑而言，这样的尺度不仅同样需要，而且尤其需要。但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当下的中国，所有这些似乎都不过是高远的哲思、文化的云霓，很难落实到城市发展的地面上。

　　这就是小说《城市守望者》主人公曾思凡的处境。当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是建筑工地，当挖掘机和吊车的轰鸣前所未有地推进着城市化进程，谁愿意倾听城市古老而沉静的韵律，凝视城市优美而旷远的天际线呢？或许有之，如曾思凡。这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作者对他的形象塑造，无疑是以建筑学家梁思成为原型的。从梁思成到曾思凡，两代建筑师，都是以“思”为旗帜，薪火相传、寥若晨星地守望着城市的理想之维和人文精神高度。

　　可以说，这是比较自觉的浪漫主义叙事，更是难能可贵的理想主义颂歌。“城市是人的，城市是有灵魂的，是有生命的！我们必须寻找城市”，一个不仅要守望城市，而且还要寻找城市的人，他差不多已经像一个神话英雄。包括他的爱情生活，与其说是现实的，毋宁说是象征的。亭亭作为曾思凡的恋人和妻子，她和另一个暗恋曾思凡的女孩一起，共同象征了那种林徽因式的“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经典女性之美。

　　但故事的悲剧性在于，曾思凡并不是梁思成，正如他的恋人们也不是林徽因。前者与后者之间，不仅存在着时代的错位，更有着出身和声望的巨大差异。与梁思成显赫的家世相比，曾思凡只是贫寒的农家子弟，一个八级工匠的儿子，而且是靠父亲卖血换钱才走进大学校门的。这样的出身，既是他上升的动力，也是他前行的重负。经验中的创伤和经历中的磨难造就了他特殊的禀赋，有时独往独来，风骨刚健；有时愤世嫉俗，艰涩难近；说正直就正直到偏执，说坚定就坚定到迂阔。这样的人，非但无法做到梁思成那样的宽宏儒雅、深厚淡定，相反却提供了鲜明的对比。

　　所以曾思凡的悲剧是双重的，一是性格与理想的矛盾，二是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这种主观和客观、内在和外在的双重命运，决定了他那会令人想起哥特式建筑的精神形象，既是忠诚于崇高理念的建筑师，又像个孤寂的诗人和虚静的哲学家；他内心似乎有着坚韧不拔的力量，但在充满困窘和诡异的现实面前，却被消磨得只剩下了脆弱、无奈和忧伤，直到最后被击垮，成了这个海滨城市的一座似有若无的雕像。

　　这是城市为自己的理想而树立的雕像，就像梁思成，是历史为自己的理想而创造的神话和传奇。因此就《城市守望者》而言，我觉得它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如此集中地描写了当下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二是如此强烈地表现了理想主义精神。

　　如何理解当下中国的知识精英，换言之，如何塑造知识分子形象，尽管斗转星移，社会语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仍然是文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城市守望者》写了一个可能会成为大师的建筑师，他的陨落似乎揭示了知识精英们的普遍境遇，但小说并没有对“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大师”之类的问题提供简单的答案，因为在情节的起落发展中，我们看到除了环境和体制的问题，知识分子作为“人的自我实现”的不足也被凸显了出来。如前所述，特立独行的曾思凡虽然传承了大师关于城市的理想，却并没有体现出大师的人格理想。所谓“千年秋草，可以傲霜雪，不可以为栋梁”，足以为这样的知识分子写照。但是，相比于那些既不敢傲霜雪也不堪为栋梁的大量所谓“学院派”或“公共型”知识精英们，曾思凡的形象仍然是高度理想化的，也可以说，他的理想主义是对当下某些知识分子人格溃败的有力批判和狙击。就此而言，曾思凡式的知识分子更稀缺、更珍贵。尤其在知识分子整体的意义上，特立独行者从来都是一种生态性的标志。只有当一个时代广泛容纳并充分尊重了这样“可以傲霜雪”的知识分子，才可能出现一个生机盎然的社会空间，让真正“可以为栋梁”的文化大师从中产生。这是小说主人公的别样生存状态给予我们的特殊启示。

　　《城市守望者》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神话般的主题和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激情：“建筑是文化的上部结构，它的下部结构应该是信仰”——信仰在上，是现实主义的设计；信仰在下，是浪漫主义的构想，但无论信仰在何处，城市发展的最终目标，还是如同马克思所说的，要让“物化把它的力量交还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