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诗人、导演——忆李俊导演和他的电影

时间:2013年01月25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张 东

李 俊

◎ 李俊的影片简约、朴素、自然,他不喜欢过分浓烈的渲染和戏剧化的描述,而擅于用一些生活化的具象的细节语言来表达深刻的思想和哲理。

  ◎ 李俊拍电影有个习惯,喜欢集思广义,他喜欢拍摄前和各个业务部门的人员讨论剧本,哪里合适,哪里不合适,一定要把剧本理顺了才肯开机。

  ◎ 李俊有句名言:宁可失败,绝不盲从!他不止一次地说,失败了,我接受教训,可以在下部片子里改。但盲从就会成为盲人,是对电影不负责任。

 电影《闪闪的红星》剧照

电影《大决战》剧照

电影《归心似箭》剧照

  2013年1月7日,北京最冷的冬季,一位老战士悄然离去。像他一贯的风格,他没有麻烦亲人,从发病到离开仅仅一天的时间,他甚至没有给亲朋好友到医院探望的时间。八一厂的著名导演李俊离开了他心爱的电影,离开了家人,离开了热爱他的观众。就像一次战士的出征,只是这一次他不再回来。

  我和李俊导演结缘是在1985年,刚进厂不久,我接到的第一任务是给电影剧本《朱德和史沫特莱》写一篇评论,我明白这也是领导对我的一个考试,因此很用心,这篇稿子很快在当时的《八一电影》发表了,考试合格。因为这篇稿子,我便非常关注影片,果然当年电影《朱德和史沫特莱》拍摄完成,导演就是李俊。影片中史沫特莱与勤务兵小石头的段落特别令我感动。战争电影中的那一抹温情,其实在李俊导演的上一部影片《归心似箭》中表现得更充分。那些年,正是中国电影第二个黄金时代,1979年前后的一批国庆30周年献礼片受到观众的热捧,其中就有李俊导演的《归心似箭》,影片细腻的手法让我产生了错觉,我一度以为导演应该是个女的。直到见了李俊导演,才发现是个瘦瘦的很精干的老头(其实当时的李俊并不算老,只是因为他是父亲一辈的人,便都觉得是老头)。以后做了军事电影的研究工作,慢慢地发现了李俊导演的名字竟然与那么多优秀的影片有关联:《回民支队》《农奴》《闪闪的红星》……

  与那一代八一厂的编剧导演们一样,李俊从事电影工作是一次工作的安排,一次任务的派遣。李俊是一名战士,他15岁参加革命,16岁当兵,穿了一辈子军装。所以走到哪儿,他都爱说,我是一名战士,一个老兵。因为上过初中,又在抗日军政大学上过学,李俊算是部队中的知识分子,从抗大毕业后,他就被领导分配做了宣传教育工作,从教战士识字、读报纸、练体操,到自制简易器材组织部队打篮球,这些工作李俊都干过。但他个人喜欢的是艺术创作,他写过歌剧、话剧剧本,导过戏,还创作过歌曲。到全国解放时,李俊在西北军区已是小有名气的话剧编导了。

  也许就因为这些特长,1951年军委筹建八一厂,李俊第一批就被调进厂。当时的八一厂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从部队文工团、宣传队选调的文艺骨干,一部分是来自香港的电影工作者,还有来自广东和其他省市的电影从业人员。李俊属于第一类人员,来自部队,懂战争,不懂电影。总政请了各方面的电影专家,办电影讲习班。经历了几个月的“专业培训”,八一厂的第一批学员毕业了,他们扛着摄影机奔向了硝烟还未散尽的朝鲜战场。在这里,李俊完成了他的电影处女作——纪录片《宽待俘虏》,这部影片主要记录了美军战俘在朝鲜战俘营的生活。李俊担任编导,他当时对摄制组的要求就是要真实、自然,不“组织”拍摄,不用戏剧化的手段,这种近乎白描的叙述给影片带来了真实可信的艺术魅力,因为八一厂最初的任务是拍摄军事科学教育片和新闻纪录片,李俊也是从纪录片开始电影生涯的,这段拍摄纪录片的经历,对李俊导演故事片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根据军委的指示,从1955年起,八一厂开始拍摄故事片。1958年,李俊有机会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故事片——《回民支队》。从那时起,直到离休,李俊共拍摄了11部故事片,并且形成了鲜明的创作风格。

  李俊的影片简约、朴素、自然,他不喜欢过分浓烈的渲染和戏剧化的描述,而擅于用一些生活化的具象的细节语言来表达深刻的思想和哲理。在《回民支队》有这样一个情节,日军为了诱降马本斋,抓了他的母亲,这位坚强的母亲为了儿子不牵挂自己,绝食而死。在表现这个情节时,李俊设计了一个细节,他拍了马母的手,手无力地垂下来,镯子摔到地上碎了。此时银幕是静的,只有镯子摔碎的声音……这个细节含蓄表现了老太太的死,又暗含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精神。这场戏得到了众多专家的赞赏,李俊也视为得意之笔,多年后还会提起。

  虽然是军人出身,但李俊身上却有着一股少见的诗人的气质。有人称他是诗人导演,也有人说他是战士诗人。的确,在李俊的电影中总能让人感受到一些诗意。《闪闪的红星》中有一段冬子参加游击队后的生活场面,部队外出执行任务,冬子一个人在山林中,他砍柴,烧火,把大锅里装满水,又把火烧旺……这段戏没有台词,只有冬子一个人在认真地干活,小小的孩子,动作却非常熟练,眼睛里透着坚毅,一段过场戏就表现出了冬子的成长。

  李俊喜欢在严酷的战争片中描写人性和人情。《归心似箭》中玉贞与魏得胜的爱情是最感人的,李俊拍这场戏下了很大的功夫,从场景选择到人物的动作语言设计都很有韵味儿。比如描写两个人感情的过渡,不是直接让男女主角表白,而是让玉贞通过孩子传达自己对魏得胜的感情,有一个孩子给魏得胜点烟的细节,在阳光下,魏得胜拿着烟袋,孩子从屋子里夹来一块炭火,笨拙地给魏得胜点着烟,玉贞在一旁深情地看着,一个男人,一个孩子,伴着欢乐笑声,这不正是玉贞心目中家的样子吗?家的氛围,家的温暖,为日后魏得胜的“走”做了很好的铺垫。影片结尾时那首《雁南飞》的歌曲,则是爱与责任的升华。有趣的是,因为这首歌,李俊收到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的邀请,请他加入协会。李俊说,我不识五线谱,也不懂音乐,不够格。可音协的同志说,能写出《雁南飞》这样的歌曲,就是合格的音乐家。

  李俊拍电影有个习惯,喜欢集思广义,他喜欢拍摄前和各个业务部门的人员讨论剧本,哪里合适,哪里不合适,一定要把剧本理顺了才肯开机。他曾说,我的意见是5分,别人的意见也是5分,我一定用别人的,因为这样我就赚了。可李俊的民主并非没有原则,一旦形成了思想,他认为对的,他会坚持,决不轻易放弃。

  李俊有句名言:宁可失败,绝不盲从!他不止一次地说,失败了,我接受教训,可以在下部片子里改。但盲从就会成为盲人,是对电影不负责任。拍《农奴》时,李俊与编剧黄宗江产生了意见分歧,黄宗江与主管副厂长特地飞到拉萨与李俊讨论剧本,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还是请了一位电影界的领导来帮助协调。最后出来的片子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引起了轰动。

  实际上这种民主化的创作方式,也是那个时期八一厂的作风。据一些老同志回忆,当时,创作团队就是一个整体,不管谁拍什么电影,大家有空都到棚里去看,互相学习,互相帮助,遇到问题直接指出,有不同意见,争个脸红脖子粗,包括对厂长陈播。中午,陈播走在下班的路上,经常被哪个编剧或导演截住,说我有个想法要和你谈。然后径直去陈播家,连吃带说。正是这种风气,成就了一批八一厂的艺术家,成就了一批银幕上的经典佳作。

  李俊电影艺术的收山之作,是八一厂最辉煌的影片之一《大决战》。1987年6月,65岁的李俊接到八一厂通知,准备离休。可没想到仅仅过了半年,事情就发生了变化,一个重大的任务落在了李俊身上。他被确定担任三部六集的《大决战》的总导演。拍三大战役是几代电影人的梦想,能担任这部片子的总导演,对李俊来说既有梦想成真的喜悦,又有责任重大的忧虑。李俊作为一名老兵,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他重新披挂上阵,投入到了《大决战》的拍摄之中。在他写的《〈大决战〉导演自问自答》里,李俊对影片的总体样式和风格做出描述:“《大决战》不光是军事力量的大决战,而是政治、经济、人心的大决战。通过真实的历史揭示出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影片最终的结果,证明了李俊对影片判断的准确。

  当总导演,最大的问题是协调。三部影片几乎同时开拍,每一部都有一名首席导演,还有两个被戏称为“国民党组”和“共产党组”的专门拍摄双方指挥部的组。这是常态。还有随时“下出来”的小组,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组同时在拍摄。全厂1000多人,有800人参加过《大决战》的工作,有时候一天送回的样片都比一部常规的电影要多。这些样片李俊都要看,哪个行,哪个不行,哪个要补拍,哪个过了要收一些,哪个要放一点。此时的李俊就像是一部大型交响乐的指挥,指点着每一个音符、每一组音调的演奏。有了他的坐阵,加上艺术指导徐怀中的统筹,三部六集放映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大决战》气势恢宏,浑然一体,中间看不出接缝。李俊导演功不可没。

  《大决战》在中国战争电影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章。完成了这一鸿篇巨制的李俊,就像一个战士完成了重大战役随后愉快地办理了离休手续。

  今天,战士远行。但李俊导演没有离开我们,他的影片陪伴着我们,并且还会陪伴一代又一代的电影观众。


(编辑:路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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