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俊

◎ 李俊的影片简约、朴素、自然，他不喜欢过分浓烈的渲染和戏剧化的描述，而擅于用一些生活化的具象的细节语言来表达深刻的思想和哲理。

　　◎ 李俊拍电影有个习惯，喜欢集思广义，他喜欢拍摄前和各个业务部门的人员讨论剧本，哪里合适，哪里不合适，一定要把剧本理顺了才肯开机。

　　◎ 李俊有句名言：宁可失败，绝不盲从！他不止一次地说，失败了，我接受教训，可以在下部片子里改。但盲从就会成为盲人，是对电影不负责任。

　电影《闪闪的红星》剧照

电影《大决战》剧照

电影《归心似箭》剧照

　　2013年1月7日，北京最冷的冬季，一位老战士悄然离去。像他一贯的风格，他没有麻烦亲人，从发病到离开仅仅一天的时间，他甚至没有给亲朋好友到医院探望的时间。八一厂的著名导演李俊离开了他心爱的电影，离开了家人，离开了热爱他的观众。就像一次战士的出征，只是这一次他不再回来。

　　我和李俊导演结缘是在1985年，刚进厂不久，我接到的第一任务是给电影剧本《朱德和史沫特莱》写一篇评论，我明白这也是领导对我的一个考试，因此很用心，这篇稿子很快在当时的《八一电影》发表了，考试合格。因为这篇稿子，我便非常关注影片，果然当年电影《朱德和史沫特莱》拍摄完成，导演就是李俊。影片中史沫特莱与勤务兵小石头的段落特别令我感动。战争电影中的那一抹温情，其实在李俊导演的上一部影片《归心似箭》中表现得更充分。那些年，正是中国电影第二个黄金时代，1979年前后的一批国庆30周年献礼片受到观众的热捧，其中就有李俊导演的《归心似箭》，影片细腻的手法让我产生了错觉，我一度以为导演应该是个女的。直到见了李俊导演，才发现是个瘦瘦的很精干的老头（其实当时的李俊并不算老，只是因为他是父亲一辈的人，便都觉得是老头）。以后做了军事电影的研究工作，慢慢地发现了李俊导演的名字竟然与那么多优秀的影片有关联：《回民支队》《农奴》《闪闪的红星》……

　　与那一代八一厂的编剧导演们一样，李俊从事电影工作是一次工作的安排，一次任务的派遣。李俊是一名战士，他15岁参加革命，16岁当兵，穿了一辈子军装。所以走到哪儿，他都爱说，我是一名战士，一个老兵。因为上过初中，又在抗日军政大学上过学，李俊算是部队中的知识分子，从抗大毕业后，他就被领导分配做了宣传教育工作，从教战士识字、读报纸、练体操，到自制简易器材组织部队打篮球，这些工作李俊都干过。但他个人喜欢的是艺术创作，他写过歌剧、话剧剧本，导过戏，还创作过歌曲。到全国解放时，李俊在西北军区已是小有名气的话剧编导了。

　　也许就因为这些特长，1951年军委筹建八一厂，李俊第一批就被调进厂。当时的八一厂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从部队文工团、宣传队选调的文艺骨干，一部分是来自香港的电影工作者，还有来自广东和其他省市的电影从业人员。李俊属于第一类人员，来自部队，懂战争，不懂电影。总政请了各方面的电影专家，办电影讲习班。经历了几个月的“专业培训”，八一厂的第一批学员毕业了，他们扛着摄影机奔向了硝烟还未散尽的朝鲜战场。在这里，李俊完成了他的电影处女作——纪录片《宽待俘虏》，这部影片主要记录了美军战俘在朝鲜战俘营的生活。李俊担任编导，他当时对摄制组的要求就是要真实、自然，不“组织”拍摄，不用戏剧化的手段，这种近乎白描的叙述给影片带来了真实可信的艺术魅力，因为八一厂最初的任务是拍摄军事科学教育片和新闻纪录片，李俊也是从纪录片开始电影生涯的，这段拍摄纪录片的经历，对李俊导演故事片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根据军委的指示，从1955年起，八一厂开始拍摄故事片。1958年，李俊有机会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故事片——《回民支队》。从那时起，直到离休，李俊共拍摄了11部故事片，并且形成了鲜明的创作风格。

　　李俊的影片简约、朴素、自然，他不喜欢过分浓烈的渲染和戏剧化的描述，而擅于用一些生活化的具象的细节语言来表达深刻的思想和哲理。在《回民支队》有这样一个情节，日军为了诱降马本斋，抓了他的母亲，这位坚强的母亲为了儿子不牵挂自己，绝食而死。在表现这个情节时，李俊设计了一个细节，他拍了马母的手，手无力地垂下来，镯子摔到地上碎了。此时银幕是静的，只有镯子摔碎的声音……这个细节含蓄表现了老太太的死，又暗含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精神。这场戏得到了众多专家的赞赏，李俊也视为得意之笔，多年后还会提起。

　　虽然是军人出身，但李俊身上却有着一股少见的诗人的气质。有人称他是诗人导演，也有人说他是战士诗人。的确，在李俊的电影中总能让人感受到一些诗意。《闪闪的红星》中有一段冬子参加游击队后的生活场面，部队外出执行任务，冬子一个人在山林中，他砍柴，烧火，把大锅里装满水，又把火烧旺……这段戏没有台词，只有冬子一个人在认真地干活，小小的孩子，动作却非常熟练，眼睛里透着坚毅，一段过场戏就表现出了冬子的成长。

　　李俊喜欢在严酷的战争片中描写人性和人情。《归心似箭》中玉贞与魏得胜的爱情是最感人的，李俊拍这场戏下了很大的功夫，从场景选择到人物的动作语言设计都很有韵味儿。比如描写两个人感情的过渡，不是直接让男女主角表白，而是让玉贞通过孩子传达自己对魏得胜的感情，有一个孩子给魏得胜点烟的细节，在阳光下，魏得胜拿着烟袋，孩子从屋子里夹来一块炭火，笨拙地给魏得胜点着烟，玉贞在一旁深情地看着，一个男人，一个孩子，伴着欢乐笑声，这不正是玉贞心目中家的样子吗？家的氛围，家的温暖，为日后魏得胜的“走”做了很好的铺垫。影片结尾时那首《雁南飞》的歌曲，则是爱与责任的升华。有趣的是，因为这首歌，李俊收到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的邀请，请他加入协会。李俊说，我不识五线谱，也不懂音乐，不够格。可音协的同志说，能写出《雁南飞》这样的歌曲，就是合格的音乐家。

　　李俊拍电影有个习惯，喜欢集思广义，他喜欢拍摄前和各个业务部门的人员讨论剧本，哪里合适，哪里不合适，一定要把剧本理顺了才肯开机。他曾说，我的意见是5分，别人的意见也是5分，我一定用别人的，因为这样我就赚了。可李俊的民主并非没有原则，一旦形成了思想，他认为对的，他会坚持，决不轻易放弃。

　　李俊有句名言：宁可失败，绝不盲从！他不止一次地说，失败了，我接受教训，可以在下部片子里改。但盲从就会成为盲人，是对电影不负责任。拍《农奴》时，李俊与编剧黄宗江产生了意见分歧，黄宗江与主管副厂长特地飞到拉萨与李俊讨论剧本，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还是请了一位电影界的领导来帮助协调。最后出来的片子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引起了轰动。

　　实际上这种民主化的创作方式，也是那个时期八一厂的作风。据一些老同志回忆，当时，创作团队就是一个整体，不管谁拍什么电影，大家有空都到棚里去看，互相学习，互相帮助，遇到问题直接指出，有不同意见，争个脸红脖子粗，包括对厂长陈播。中午，陈播走在下班的路上，经常被哪个编剧或导演截住，说我有个想法要和你谈。然后径直去陈播家，连吃带说。正是这种风气，成就了一批八一厂的艺术家，成就了一批银幕上的经典佳作。

　　李俊电影艺术的收山之作，是八一厂最辉煌的影片之一《大决战》。1987年6月，65岁的李俊接到八一厂通知，准备离休。可没想到仅仅过了半年，事情就发生了变化，一个重大的任务落在了李俊身上。他被确定担任三部六集的《大决战》的总导演。拍三大战役是几代电影人的梦想，能担任这部片子的总导演，对李俊来说既有梦想成真的喜悦，又有责任重大的忧虑。李俊作为一名老兵，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他重新披挂上阵，投入到了《大决战》的拍摄之中。在他写的《〈大决战〉导演自问自答》里，李俊对影片的总体样式和风格做出描述：“《大决战》不光是军事力量的大决战，而是政治、经济、人心的大决战。通过真实的历史揭示出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影片最终的结果，证明了李俊对影片判断的准确。

　　当总导演，最大的问题是协调。三部影片几乎同时开拍，每一部都有一名首席导演，还有两个被戏称为“国民党组”和“共产党组”的专门拍摄双方指挥部的组。这是常态。还有随时“下出来”的小组，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组同时在拍摄。全厂1000多人，有800人参加过《大决战》的工作，有时候一天送回的样片都比一部常规的电影要多。这些样片李俊都要看，哪个行，哪个不行，哪个要补拍，哪个过了要收一些，哪个要放一点。此时的李俊就像是一部大型交响乐的指挥，指点着每一个音符、每一组音调的演奏。有了他的坐阵，加上艺术指导徐怀中的统筹，三部六集放映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大决战》气势恢宏，浑然一体，中间看不出接缝。李俊导演功不可没。

　　《大决战》在中国战争电影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章。完成了这一鸿篇巨制的李俊，就像一个战士完成了重大战役随后愉快地办理了离休手续。

　　今天，战士远行。但李俊导演没有离开我们，他的影片陪伴着我们，并且还会陪伴一代又一代的电影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