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探索者的胆识与勇气

——简评越剧改编本《江南好人》的演出

最近越剧名角茅威涛领衔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根据布莱希特名剧《四川好人》改编的《江南好人》，令人耳目一新。也有不同反应，但这是正常现象，而且是好现象。

《江南好人》海报

上天为了验证人间有没有“好人”，派了三位神仙下凡到“江南”考察。好心的歌女沈黛经人介绍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即当晚的住宿问题。神仙们以为这就是他们要找的好人，就奖励她一笔可观的钱……

《江南好人》剧照

■ 布莱希特：不能以善良的“羊”来面对凶恶的“狼”

　　布莱希特是20世纪德国最杰出的戏剧家，也是欧洲戏剧革新的领军人物。他把一生的戏剧事业都服膺于下层阶级的政治启蒙，并以此去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这两个基本观点，即：任何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认识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为此布莱希特打破了亚里士多德的“移情论”或“共鸣说”，创立了以打破舞台幻觉、唤起思考为目的的“叙述体戏剧”，简称“叙述剧”，即通过一个日常生活的故事或事件，暗示或揭示一个道理。他提出的“陌生化效果”是写作这种戏剧范式的艺术技巧，也是美学要求。在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最猖狂的年代，布莱希特在颠沛流离中一连写出的几出名剧诸如《伽利略传》（1938）、《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1939）、《高加索灰栏记》（1945）以及《四川好人》（1941）等都是叙述剧的代表作，而《四川好人》（“四川”是泛指“存在任何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地方”）我认为是最典型的。这就不奇怪，仅上世纪80年代的首都舞台上，就已经出现过两次由国内外不同剧种排练的演出，即日本著名导演千稻是之执导、栗原小卷主演的大型话剧的演出和成都四川川剧团的演出。

　　布莱希特以辩证思维，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现代人类社会的悖谬现象：从善的愿望出发，却引来恶的结果；任何个人都是善恶并存的“双面体”。布莱希特本意是在揭示：在不平等的阶级社会里，整个社会成了一只充满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大染缸，绝对干净的人是没有的。于是他告诫他所同情的弱势群体：你看有钱人的钱是怎么来的！？因此你就不能那么傻，以善良的“羊”来面对凶恶的“狼”；你必须准备善恶两手，该善的时候善，该狠的时候就得狠，否则你是活不下去的。这就是说，在现实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竞争仍是不可避免的！布莱希特简直是个非凡的预言家，他以假定性的“陌生化”手法，通过舞台演示，把后来的中国人60年中前后所经历的啼笑皆非的尴尬处境都道尽了：搞集体化的社会主义（善）时怎样吃“大锅饭”（恶）的亏；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善）又怎样忍看新老板的冷酷（恶），常常连血汗钱都得跪下来乞讨！

■ 《四川好人》：好人与坏人同寓一体而不能分开！多么让人犯难！而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江南地区即江浙一带经济发展一马当先，同时贫富悬殊也迅速拉开，劳资对立有目共睹。这种历史的重现显然引起《江南好人》的两位改编者曹路生、郭小男的关注。毕竟今天的中国现状与当年布莱希特所经历的欧洲现实相去甚远，要将《四川好人》搬上舞台，特别是“歌剧”（欧洲人视中国的戏曲为“歌剧”）舞台而又同样取得发人深思的效果，则改编在所难免。从脚本看，它依然抓住原剧的悖谬逻辑，循着原剧的情节主线，保留了大部分人物的姓名及其身份，更换了或加进了某些具体故事细节的内容。总的来说，改编本是达到了演出要求的。现在这则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童话式故事是这样演绎的：上天为了验证人间有没有“好人”，派了三位神仙下凡到“江南”考察。好心的歌女（原剧是妓女）沈黛经人介绍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即当晚的住宿问题。神仙们以为这就是他们要找的好人，就奖励她一笔可观的钱。沈黛用这笔钱办起了一爿绸布店。远近的人们都知道沈黛乐善好施，就纷纷前来求助，甚至赖着不走。小店很快就难以为继。为摆脱焦头烂额的局面，沈黛在别人暗示下假扮起“表哥”，起名隋大。隋大以心狠手辣的手段很快使店铺重新发了起来。恢复了原身的沈黛为救助一个名叫杨森的上吊工人却导致两人相爱。她为帮助杨君实现他谎称的去北平当飞行员的梦想所需的500元大洋又使店铺败落下来。于是她再次以“表哥”隋大的身份出现，办起了事业更大的工厂，并让有了改恶从善表现的杨森当上了监工。这时沈黛的知己动员她嫁给有钱的理发师石富。但沈黛却仍深深恋着杨森并已经怀孕。可当上监工的杨森对待工人残酷无情，并野心勃勃宣称要当经理，于是被隋大踢出了工厂大门。杨森获悉沈黛怀孕，欣喜若狂，更逼迫隋大交出沈黛，并向警方告发隋大谋财害命。于是三位神仙以法官名义开庭审判。当法官们追问沈黛的下落时，隋大不得不坦白：两人其实是一身！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沈黛这才不得不道出她的苦衷：我行善不行，作恶也不行，我就不知道，在这世上我怎么才能活下去呢！？众神仙哑然失语。

　　观看演出时，时时觉得故事就发生在我们社会、我们周围，甚至我们自己身上，有着切肤之痛，并引起我们的思考。比如：从整体的宏观看，我们在追求社会性的“善”的时候，却引发多少“恶”的萌生：你克服绝对平均主义，却立刻拉开两极分化；你取消群众运动，又使贪腐肆无忌惮；你加快经济发展，却使环境急剧遭殃；你正庆幸物质生活普遍提高了，却又惊呼精神道德普遍下降了……再从个体的微观看，多少好人、能人、英雄、模范，一旦面临外界的诱惑，例如权、钱、色等，顷刻变成坏人、罪人、囚犯……说明一个人在其身上“善”的因子正在活跃的时候，“恶”的因子也在准备随时作祟。关键是他会遇到什么样的外在诱因！事实上二元对立是宇宙的根本法则，善与恶永远相伴而行，就像一心进取的浮士德始终离不开那个一心捣乱的魔鬼一样。因此历史总是在痛苦中前进的！

　　原作者在《四川好人》中除了表达他的政治观、哲学观和道德观以外，还表达了他的重要的美学观，首先是他的英雄观。他在其他场合说过：“英雄有时也有胆小鬼的一面，胆小鬼也有英雄的一面。”因此在他笔下的科学巨子伽利略“既是伟大的科学家，又是社会罪犯”。我们这位受到“神仙”关注的沈黛呢？按神仙们的话说，她是个“恶事做绝，善事做尽”的二重性格的“双面人”。而她自己则说：“我不是个好人，也不是个坏人，我和大家一样，只是个平常之人。”事实上在作者心目中，她不过是芸芸众生中一个不好不坏、亦好亦坏的普通人。但须知：作为人物形象沈黛不是传统美学范畴的“性格典型”，而是属于现代美学范畴的哲学化身；人物只是叙述的载体，不是性格塑造的对象。

　　其次，原作者将哲学范畴的概念“悖谬”即悖论转化为美学范畴的艺术手段——两难选择。在艺术实践中，两难选择的结构形式是很容易产生强烈的审美效应的。从古希腊悲剧直到现在一直被视为艺术的法宝。迪伦马特甚至说：写戏剧离开悖谬是不行的。布莱希特对此也情有独钟。上面提及的他的那几部代表作都以此为诀窍：《伽利略传》表现为科学良心与道德的冲突；《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表现为母爱与牟利的矛盾；《高加索灰栏记》表现为生母与养母对孩子的同等权利。现在沈黛面临的则是好人与坏人同寓一体而不能分开！多么让人犯难！而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 改编与演出：让异域艺术与“土著”艺术、布氏体系与梅氏体系对话和嫁接

　　这出异国的譬喻剧在舞台处理上本来就不容易，要搬上我国的戏曲舞台更是难上加难，初看剧本真想象不出它会是什么样子。但看完演出后还是意外地欣喜：比我事先想象的要成功得多！导演紧紧扣住布莱希特叙述剧“譬喻”的特点，运用陌生化技巧，始终不让人物或演员进入角色，随时阻止舞台幻觉的产生，一旦有这种倾向时，演员就自觉跳出情境；在舞美设计中，用一座移动丝绸店处理合理的空间分割，化解了空间难题，使人物调度和场景安排得心应手。几个主要人物的造型设计都很到位。第五场心术奸诈的杨森表示改邪归正后被启用，但一旦当上监工，小人得志，不可一世。他一个响鞭，一个工人应声倒下。他连看也没看一眼，就一个侧转身扬长而去。诸如此类的细节处理的艺术震撼力十分强烈。西式乐器的采用和乐队编制的扩大及其在乐池的演奏增加了演出的“歌剧”意味，使视觉美与听觉美浑然一体，显著增强了综合的审美效应。

　　作为一出现代戏，演出的整体协调很好，没有发现明显破绽。虽然舞台风格与通常大异其趣，但毕竟经过半年的排练，大家都已适应。开头颇有形式感，这在戏曲舞台上堪称新颖。几个主要演员的表演都很出彩，尤其是茅威涛与陈辉琳这两员生、旦大将，唱、做都不负众望。尤其是茅威涛，身兼生、旦二角亦游刃有余。在反串沈黛时，对角色所规定的仪态举止都把握得相当准确，尤其在沈黛最无奈时唱的那段“咏叹调”凄楚动人。沈黛与隋大，不仅是性别的差别，更主要的是精神气质和作风做派的巨大反差。在返回男角时，茅威涛的表演没有留下任何过渡的痕迹，完全以一个崭新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把一个冷血而果断、机灵而霸道的商人角色表现得鲜活、生动，可谓淋漓尽致。这种角色而且是行当的转换是非常不容易的，不仅需要演员的丰富经验和扎实功底，更需要演员的空灵与禀赋。而茅威涛就恰好是具备这诸多素质的身手不凡的表演艺术家。

　　尽人皆知，像全国大多数地方戏曲一样，越剧是以演古装戏闻名的。虽然解放后尝试过不少现代戏，但没有留下几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保留剧目。这给了人们一种错觉，似乎越剧只能演古装戏，首先是缠绵悱恻的才子佳人戏。但茅威涛自出道以来，尤其是担任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团长以来，为了使越剧不断获得更旺盛的生机与活力，她自觉地肩负起改革的重任，并身体力行，自15年前毅然削发扮演孔乙己起，她十余年如一日带动她的团队，在越剧革新道路上孜孜以求，屡屡“突围”，此次甚至穿着“防弹衣”来北京，准备接受密集的“子弹”，表现了她宏大的艺术抱负与魄力。看来“上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命途中让她得到一位亲密的生活伴侣和志同道合的艺术搭档，即著名导演郭小男！这回他俩携“小百花”推出《江南好人》，即以再次“突围”的勇气，志在让异域艺术与“土著”艺术、布氏体系与梅氏体系在以“我”为主的前提下进行对话和嫁接，又一次展示了他们的魄力与胆识。从首轮演出的效果看，我认为是值得肯定与嘉许的。它使越剧又一次焕发出新的生机；让越剧在大视野与新理念的关照下，道路越走越宽广！

　　当然现在还只能说是成功的起步，却还不能说完满的成功。我觉得脚本还有进一步推敲的必要，使台词首先是唱词更凝练、更泼辣、更俏皮，同时增加一些唱段，以避免给人“话剧加唱”的印象。如沈黛现身三次，是否能考虑每次都安排一个重点唱段？某些人物的设计也需要有所调整。例如理发师石富的戏似嫌太多。又如木工林涛，没有必要把他写得那么无赖：原剧中他只是向隋大讨回他在沈黛手上订售货柜的100元合理的价钱，而隋大蛮不讲理地只给他20元，可见在这件事上原剧是为了突出隋大的冷酷与无赖。现在把林涛丑化成这样，反而减轻了隋大的恶行了。我认为这个细节不改动效果会更好，它可以令人联想到现在我们这里许多民工向老板讨血汗钱而屡遭碰壁的情景。

　　一般来说，艺术探索代价很高而收效甚微。因此艺术革新是一种探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但最后的突破必定属于那些身穿“防弹衣”义无反顾地向前奔突的人们。愿《江南好人》精益求精，最后成为堪与原剧媲美的越剧舞台上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