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5月，中国留学生与列宾美术学院校长奥列什尼柯夫合影。前排左起张华清、李天祥、周本义、钱绍武、谭永泰、全山石、李玉兰；中后排左起冀晓秋、邓澍、肖峰、邵大箴、郭绍刚、奥列什尼柯夫、周正、奚静之、许治平、徐明华、冯真、程永江 张华清 藏

临弗鲁贝尔《天鹅公主》（油画） 冯 真

老渔夫（素描） 全山石

　　中国美术馆的展厅内，《喀秋莎》的歌声悠扬响起，就如同展览海报上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门前的涅瓦河水一般缓缓流过，不经意地，就流淌了60年。

　　从60年前的1953年开始，直到1961年，国家选派的李天祥、钱绍武、程永江、陈尊三、林岗、全山石、肖峰、齐牧东、周正、罗工柳、邓澍、邵大箴、奚静芝等7批33位青年艺术学子，青春年少、风华正茂，60年后的今天，他们都已经是白发苍苍的“80后”，不少人已经故去。60年前，他们在列宾美术学院、穆希娜高等工艺美术学院、莫斯科大学学习油画、雕塑、舞台美术和美术史论专业，他们与祖国共命运，肩负历史使命和事业重托，刻苦学习、研究和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留下了难忘的青春岁月；60年后，“20世纪中国美术之旅——留学到苏联”大型美术作品展，以500多件素描、速写、油画人物、人体、风景写生作品、600多件珍贵文献的体量，在3月的春天里，引导观众的目光，再一次投向涅瓦河畔。

穿越到20世纪50年代

　　虽说是个回顾展，但展览现场却充满了轻松的欢笑声：老先生们在美术馆里又一次重聚，互相询问着身体好不好；先生的家属们有的是第一次看到文献里的长辈：“那时爷爷头发那么长，太有意思了，拍照拍照”；而不少观众则有惊喜发现：“我是第一次看到张华清的原作！”

　　步入大红幕布和苏式建筑组成的展览正厅，由历史图片合成的巨幅合影前，冯真感慨：“那时候真年轻……”。展览通过大量珍贵图片、手稿、实物文献再现了留学生涯的情景，让公众走进展厅之时，能够穿越历史的时空，领会他们当年的创作激情。展览从北京老火车站上的“走出国门”开始，引向宽阔的涅瓦河畔，通过“基础训练”、“写生实习”、“创作研究”、“感受经典”、“青春风采”等板块，将作品与文献资料混编叙事，情境再现与历史线索相结合，既展示涅瓦河畔的青春记忆，也展示一代学子的艺术求索之路，使观众立体地认识他们学习、研究、创作的过程，真切感受那段特殊年代里的火热生活和艰苦奋斗的求艺之路。留学生当年的学生证、借书证、课程表、课程笔记、读书笔记、油画箱以及省吃俭用购买的图书、画册、石膏像，一直到后来俄罗斯文化部授予他们的“普希金文化奖章”和母校颁发的“荣誉教授”证书等，让整个展览有许多“视读”的细节。中国美术馆将展厅装饰成灰绿的色调，肖峰、全山石在踏入展厅后说“感觉像到了圣彼得堡的冬宫博物馆”。

　　据留苏学子之一、美术评论家、本次展览顾问邵大箴介绍，在新中国初生的岁月里，我国只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和帮助，所以那时，只能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直接向苏联学习，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最有效的办法。从1953年开始，文化部、教育部派往苏联留学的美术专业包括绘画、雕刻、美术史论、戏剧与电影舞台美术等。

　　“按照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协议，被派往苏联学习的中国学生，除免交学费和住宿费外，由中国政府负责全部生活费用。在苏联学习期间的衣装鞋帽，全部由国家一次性供给。普通大学生每月500卢布，进修生和研究生700卢布，当时卢布对美元的比值为1：1.10左右。与一般苏联学生相比，我们的生活经费相当富足。我一直记得时任教育部部长的杨秀峰在留苏预备部给我们做报告时说的一段话，意思是留苏大学生每人每年的费用，相当于当时250位中国农民全年耕种的收获。深知祖国人民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派遣我们出国深造之不易，我们也省吃俭用，除300卢布左右用于膳食外，其余部分几乎都花费在购买图书画册上了。”邵大箴说。

　　踏上北行的列车，从满洲里出境，在国内经过重重考验的留学生们意气风发，踏上了新的征程。穿越无边的森林和广袤的大地，经过七天七夜的旅途，到达莫斯科，再继续前行，到达涅瓦河畔，在那里，开始了崭新的留学生活。

　　这正是穿越到20世纪50年代的旅程的起点。

　　涅瓦河畔的“画坛新秀”

　　“他们是新中国最早培养出的一批艺术家，我们都是第二批。”说这句话的油画家詹建俊说，当年留苏的一代人学成归国后，成为美术教育、创作和美术史论领域的中坚力量和领军人物：罗工柳曾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并领导了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革命历史画”创作工程，肖峰曾担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李天祥曾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郭绍纲曾担任广州美术学院院长，全山石、张华清、林岗、徐明华、伍必端、陈尊三、曹春生、司徒兆光、王克庆等——中国油画、版画、雕塑领域的“大腕”，邵大箴、奚静之、程永江、晨朋、李春——他们的探索，构筑了中国美术史论的整体科系基础。正如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所说：“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和邀请苏联专家来华举办培训班，是20世纪50年代‘走出去’和‘请进来’的人才培养战略。事实证明，这一代美术家不负国家重托，是富有理想、才华和激情的一代，通过他们的努力，整体地提高了中国美术教育、创作和研究的水平。”

　　在20世纪以来的西方艺术转向现代主义之后，只有列宾美院旗帜高扬地保持着严格的现实主义教学体系和造型训练方法。从摆模特儿到制作画布，从观察到把握对象，从构图起稿到深入刻画，经过长期训练，留学生们充分体会和认识到苏联教学体系的严整和严格，尤其是体会和认识到“素描是一切造型的基础”的真正涵意。他们在留学期间完成的大量作业，在素描上体现了结构严谨、造型结实的特征，在色彩上体现出对色彩规律的把握，色彩与素描造型的有机结合，色调的高雅与色彩的表现力等优长，是一批反映那个年代中国画家造型基础水平的佳作。

　　留学的生活是艰苦的，而对这些学子而言，也是丰富而快乐的：进入维·奥列施尼柯夫、鲍·约干松、尤·涅普林采夫、莫伊谢延科、梅尔尼科夫、米·阿尼库申和米·库尔津等名家工作室学习，李桦、力群访苏时能得到教诲；参观列宾故居、临摹冬宫和特列恰科夫画廊中列宾、苏里科夫、克拉姆斯科依、列维坦、谢洛夫和西欧艺术珍品，“心摹”原作，影响了这一代人的艺术理想和美学观念，为他们的创作甚至后来很长时间的艺术取向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当时派我们出去，我们的心情是很感激的，希望报效祖国。每周一到周六，我们在学习；周六晚上打球，然后洗衣服；周日一天，全在博物馆里，非常刻苦。”全山石回忆，当时的同学都是从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选拔的，造型、色彩能力远在中国学生之上，“中国没有油画的传统，学校教的都是土油画，冷暖色彩规律都不清楚。所以我们很专心地学习，在生活上和苏联同学打成一片，这样才能了解他们的文化，进而了解他们的油画。一年之后，色彩课我跟他们就差不多了，能拿到5分；3年级时，油画课也能拿到5分了。”留学的日子，让全山石得出一个十分奇特的理论：学油画，首先得学吃西餐——“西餐有程序，一道一道的，其实油画也是这样”。

　　扫除所谓“苏派”的偏见

　　“我从来没有期望会有这样一个展览”，全山石说，“回国后，1960年冬天和1961年秋天，我和同一届的同学做过一个展览，从此以后，那些苏联时期的作品就放在我床底下的柜子里，一放就是50年，这次是第二次与观众见面。”

　　“我们在1960年左右回国，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然后就是‘文革’，很多珍贵的文献都在‘文革’期间烧掉了，像冀晓秋，她的几十张画，都烧掉了。”邵大箴说。在展览作品的标签中，很多都标着“自藏”，而今，它们的公开展出，又一次打开美术界的记忆。

　　1990年退休的全山石从1991年开始，用了10年时间考察欧洲，走遍了所有的博物馆和美术院校，“我需要弄懂，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该坚持，什么该放弃。我到博洛尼亚美术学院，看到17世纪到18世纪俄国学生的素描，我发现它也是欧洲油画的一个分支，是一脉相承的。”他认为，现在国内美术界有很多学理上的偏见，应当予以纠正，“很多人谈苏联美术，都认为所谓的‘苏派’是左的，俄国油画是欧洲古典油画的二传手，其实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从1953年国家选派留学生前往苏联学习美术至今，时间整整过去了60年。‘留学到苏联’这一历史现象，特别是这个中国艺术家群体前后在留学期间学习、研究和探索、创造的经历与成果，成为新中国美术乃至20世纪中国美术历程中一个充满学术与文化价值的里程碑。”范迪安说。

　　展厅中响起《歌唱祖国》的音乐，留学的学子，如今的美术界前辈，聚集在展板前，又一次合影，在圣彼得堡的涅瓦河畔，他们的求学之旅早在50年前结束，而在北京的“涅瓦河畔”，直观“留苏”带给中国美术影响的“旅程”，则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