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迁居香港。历任香港《体育周报》编辑、香港时代图书公司编辑、香港《中国旅游》画报副总编辑等。现任《香港文学》总编辑、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等。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追寻》《与你同行》《一样的天空》《平安夜》《岁月如歌》等。

　　“北往南来漂离笔”，这是作家、诗人廖伟棠对香港作家陶然的印象。2006年，《当代作家评论》杂志刊登了陶然为其长篇小说《与你同行》写的自序，标题是“回望青葱岁月”，不无感伤，同样充满漂离感。熟悉陶然的人，都知道那部小说牵连着一段离乱往事，虽背景为“文革”，实际写的却是带有自传色彩的生活与爱情。前不久，《北京文学》刊发了陶然最新创作的中篇小说《没有帆的船》，那种都市谋生的漂浮感，依然让人印象深刻。虽然如今已是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又是香港迄今为止存在时间最长、创刊至今达28年的文学刊物《香港文学》杂志总编辑，陶然几乎是习惯地处之以平常心。

　　两个月前，香港著名作家也斯在港逝世。对香港文学界来说，也斯离去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作为二战前后出生的香港中生代作家，陶然跟也斯同辈，著有《与你同行》《一样的天空》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选《天外歌声哼出的泪滴》《陶然中短篇小说选》和许多“新编故事”小说；又是印尼归侨，曾在内地求学，此后留居香港仍常奔走于香港和内地以及世界各地之间，经历可谓充满了香港的历史感。也许，正是这种历史感与香港文学现状的呼应与反差，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种动荡：在香港这样的独特环境中，作家的生存境况并不让人乐观，倒是过往的经历赋予了陶然几分传奇的味道。

从“北往南来”到对香港感同身受

刚来香港对那种商业社会的人情冷漠不能理解，但慢慢融入香港的市民社会，觉得香港普通人的危机感可以理解，赚钱只为害怕老年时没有保障，这并非自私，只是没有安全感。

　　陶然祖籍广东，却在印尼万隆出生长大。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场历史的误会把他归国的外祖父卷入了含冤的悲剧，但并未打消其回到祖国的热情。那时陶然还是一个少年，天天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阅读《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革命文学，相信祖国正在向好。母亲见他如此，只好对他说：“既然你这么爱国，你就回国读书去吧。”

　　1960年，陶然离开万隆，从雅加达乘船抵达广州，旋即北上，开始了他在北京的求学生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很难想象一个孱弱少年的壮志豪情，几乎注定了从此飘零的身份。1964年，陶然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随后认识了诗人蔡其矫。“当时我在学校的派仗中自知毫无政治本钱，于是便成了‘逍遥派’，翻遍其矫的藏书，又打通了琉璃厂中国书店的门路，从那里买了许多在社会上已经绝迹的十八、十九世纪俄国、西欧和美国的名著啃读。”虽然明知当时蔡其矫已被“打倒”，陶然依然固执地与诗人保持着书信往来，直至诗人去世，书信更达数百封。正是这段经历，影响了陶然的一生。

　　即使再喧嚣的氛围中，生活依然保持着它既有的原色。陶然读书，看电影，在诗人的指点和鼓励下苦练写作，同样地，爱情也成为他日后回忆的苦涩青葱。在毕业分配之时，他一度冒着被批斗的危险，不辞而别，千里迢迢地跑到新疆去看望被分配到那里的女友。那个时代的绝望爱情，飘零而自带几分历史的沉重，磨砺的却是一位作家在历史环境下对平凡小人物的敏锐观察和感同身受。后来，这成了他创作《与你同行》的重要素材。

　　不久陶然离京赴港，行前蔡其矫赠言：“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书籍。”由于印尼排华禁止到过中国大陆的人回流，陶然滞居香港。从高度政治化的内地到高度商业化当时又正值萧条的香港，大学毕业但不懂粤语的陶然居然整整失业了两年。其间虽有家人接济，“坚持”失业的同时也上了夜校补习英文，但也接了诸如帮教师批改作文、一本收费两到五毫子的离奇杂活。好在也算是“本行”，倒没太影响他的写作。

　　陶然并不认同“南来作家”这一说法。其中，一些后来的“南来作家”耽于交游、水平不高是重要原因。与此同时，虽然这种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转香港暂居过渡的作家有此“南来”和彼“南来”之别，但陶然似乎对这种区分主客的概念有了一种天然的逆反，似乎环境的压迫占据了太多空间，一种个人命运的漂浮与挣扎就会产生抵触。这种感觉，可以说贯穿了他“北往南来”的经历，其离乱与窘迫几乎一脉相承。正如评论家艾晓明在评论《与你同行》时所说的：“我觉得作家的用心之处正在于写了这样一个平凡的小人物在那动乱年代独特的生命体验，写出了普遍的民族悲剧中不易受到重视的个人的、日常生活的悲剧。”这种体验也成了陶然日后创作的一种心理处境和重要视点。

　　也许正因如此，自言“漂离是我的主题，家乡对我没意义”的陶然渐渐找到了对香港的认同：“刚来香港对那种商业社会的人情冷漠不能理解，但慢慢融入香港的市民社会，觉得香港普通人的危机感可以理解，赚钱只为害怕老年时没有保障，这并非自私，只是没有安全感。”陶然是作家，看到了，感受深切，也融入了笔端。

大浪淘沙下的文学坚守

在高度商业化的香港，严肃文学的出版日见艰难，香港文学界对文学的边缘化充满了担忧。陶然也觉得，这更有一种大浪淘沙的感觉，喜欢的人还是会继续写，留下来的往往也是好的。

　　陶然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冬夜》发表于1974年。当时评论就认为其小说起点高， “将初到此地的许多南来‘流雁’遇同类情形后内心受创而留下的‘伤痕’清晰地反映出来”。随后长篇小说《追寻》、小说散文集《强者的力量》也先后出版。

　　经过两年的失业，陶然找到了在《体育周报》当编辑的差事，从此也在传媒出版界“且耕且读”，不断有小说、散文诞生。期间，诗人蔡其矫不时致信鼓励，香港作家舒巷城也对他的一些作品倍加赞赏。在市民的阅读习惯尚对报刊的文学专栏保有一定依赖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作家的活动空间相对豁朗，香港文学也逐渐引起了关注。那是香港本土文学逐渐觉醒和确立的时期，过去关于香港有没有文学的讨论至此已变得明确，即香港是有文学的，而且已逐渐呈现出融汇中西、多元并茂的格局。

　　“从上世纪20年代侣伦等人开始，香港的文学似乎从未蓬勃过，也从未间断过，这是一个很吊诡的现象。香港曾有一个笑话说，如果你想让人倾家荡产，那么你就让他去办文学杂志；如果你想让他三辈子倾家荡产，那劝他去办报纸。即便如此，香港还是不断有人去办报办刊，文学刊物从未间断，创作更从未中断。”虽然香港作家的处境并不好，都有各自的工作，要赚钱养家，写作多为业余的兴趣爱好，但在这一点上，陶然显然很欣慰。

　　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至1997年香港回归，香港文学也进入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发展时期。那一年，陶然参与创办《香港文学》，并于1985年1月正式创刊。作为标志性刊物，《香港文学》至今已办刊28年，更成为迄今为止香港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文学刊物。“在香港市民之中，它不算热门，热门的往往是那些八卦信息、教人如何赚钱的刊物。但我想，即便明知在香港办这个文学刊物有点力量不够、甚至像是天方夜谭，但它对香港的文学和文化发展还是有作用的。它是比较边缘，可是文学也需要有人来做。办刊时，老作家刘以鬯兼任了社长和总编辑；到2000年我接手主持办刊，作为一个文学刊物，我曾明确表示，《香港文学》将对文学持包容的态度，但决不去涉及非文学的领域。事实上，这种坚持也给全球华文作家提供了一定的文学空间。”陶然告诉记者。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许多香港报纸实行改革，副刊版面缩减，首先是取消了小说专栏，小说特别是中长篇小说的发表空间一下就被消灭了；同时散文等其他文体专栏也大大减少了版面。文学失去了许多发表空间，作家的一些创作只好直接通过出版社出版。在高度商业化的香港，严肃文学的出版日见艰难，香港文学界对文学的边缘化充满了担忧。如今看来，这种边缘化可能更接近于现代社会的文学常态，恰恰给更普遍的文学生存提供了社会的参照，从而使人们对香港文学的考量多了一层社会学的内涵。陶然也觉得，这更有一种大浪淘沙的感觉，喜欢的人还是会继续写，留下来的往往也是好的。

　　在许多对陶然的研究中，人们对其“漂泊”身份表现出很大的兴趣，甚至对其创作素材也极其鲜明地划分为“移民故事”、“香港故事”和“新编故事”。容易被忽视的，恰恰是作家置身于大浪中、包容着知识分子持守和香港市民本能的心态。这在其长篇小说《一样的天空》中表现得相当充分。虽然小说描写的是商业社会情态，其中不乏“赚钱要紧。只要钱会继续滚来，什么都好说”的句子，骨子里的无奈却在逆反的方向上让人禁不住去探寻、追问在香港生活的本义。一块三明治，一杯奶茶或咖啡，直接地融入到摊看马经、盯电视荧屏、吹牛、爆粗口的市民生活之中。这种常态往往轻易就淹没了知识分子的思维与洞见，正是对此抱着警惕，不少香港严肃作家会不断地从中西碰撞的文化中攫取营养，各种流派、风格、技巧被逐一实验，比如刘以鬯的意识流、西西的顽童体、也斯的魔幻现实主义。陶然也不例外，《一样的天空》就是他娴熟运用意识流的典范。

　　1996年，陶然的长篇小说《一样的天空》出版。这也是1997年前后香港文学的重要成果之一。诗人舒婷在《不一样的天空》一文中评价道：“多种独白、情绪化心理体验及条状意识流，构成该小说重要特色。很难给陶然贴上这个流派那个流派的标签，在各领风骚三五天的当代文坛上，陶然不是最前卫的，但是持久。”在持续的创作中，陶然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个性，即便被市民生活打得十分零碎的散文，也跳出了一般化“打量”眼光和文人叙述，把自身融入其中，使生活故事化，从而显得没有间隔感，这是十分可贵的。

融入香港的文化构建中

2004年1月，陶然与饶宗颐等34位香港学者、作家联名发表《设立香港文学馆倡议书》。从追问、争论“香港有没有文学”到倡议设立香港文学馆，香港文学已从笔端的自觉走向确立身份的行动。

　　与此同时，陶然并未放松对香港严肃文学的关注。“香港的文学很难分什么团体，即便有一些同仁团体，也都比较松散，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像‘素叶’，是近年来比较活跃的同仁团体。活跃成员大概有十几二十人的样子，因为文学观念相近而到一起，形成一股力量。但他们基本上并没有明确统一的文学主张或观念,如西西、辛其氏、何福仁、许迪锵他们。‘素叶’在香港文学界有相当的影响，形成一股力量，但近年各成员各自忙于生活，虽然相互间时有联络，但影响很大的文学杂志《素叶文学》好多年前就基本停刊了，只有‘素叶文学丛书’还时不时有新书推出。”

　　“1997年以后，香港一直没有出现大的史诗性作品，这也是它为人诟病的地方。此前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写的是香港，可她却是台湾人；包括如今的董启章、韩丽珠、葛亮，他们大都在台湾成名后而在香港更出名。客观地说，这跟作家处境艰难有关系。一部史诗性的著作，是要花很多时间去钻图书馆的，费时耗力。有人觉得香港的文学格局小，写的往往都是身边事，却忽视了香港作家这种‘非专业’创作的特点。加上现在各类报刊都追求短平快，三五百字就到位，文学刊物也大多要求小说不多于5000字，散文不超过3000字，也造成了一种快节奏的氛围，大作品更难产生。”陶然显得有些无奈。

　　众所周知，香港的通俗文学向来很发达，比如金庸的武侠、亦舒的言情、李碧华与影视颇有交集的创作。但在陶然的描述中，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基本“在两条道上跑，相互之间关系不大”，倒是黄霑、林夕的流行歌词对文字的感觉曾对香港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冲击。“虽然有的歌词写得似通非通，但在接受传统的方面，显然有一种锤炼的自觉，影响不容小觑。尤其是黄霑的歌词，从气象格局到语言意境等等，都很有内涵和韵味。”

　　陶然坦言，虽然香港的流行音乐和影视都很发达，但那对文学来说毕竟隔了行，尤其是导演中心制的影视圈，作家“触电”也很难打得进去：“都已经自成一窝了，很难打进的。我有一个朋友，曾经写了一个剧本，结果到拍的时候，剧本被改得面目全非，电影上映的时候，发现编剧名字也放在了末尾，小得几乎看不见。”

　　2004年1月，陶然与饶宗颐等34位香港学者、作家联名发表《设立香港文学馆倡议书》，“希望政府筹建一座香港文学馆，以加强香港的文化建设，为香港增加光彩”。在香港的文化构建进程中，这一事件无论在当年还是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无疑具有标志性。从追问、争论“香港有没有文学”到倡议设立香港文学馆，香港文学已从笔端的自觉走向确立身份的行动。虽然还有许多困难，却让人看到了希望。

　　在陶然看来，从二战结束前后出生的这一代作家起，香港作家的本土意识就较强：“他们大多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成名，提出了香港身份的问题。这些本土化的意识，体现在文本上，往往就是强调香港土生土长，同时又由于他们各自的生活圈子、族群关系的不同，而呈现出不一样的生活习俗、人文风貌乃至语言特点。”事实上，除了在创作中努力呈现出独具个性的香港风貌之外，陶然始终孜孜不倦地为香港文学的发展奔走，从为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创作奖担任评审，到参加华语文学各类奖项的评委；又到各地讲学，参加香港和内地的一系列文学艺术活动，吸引人们对香港文学给予更多的关注。

　　“香港文学最根本的根，是中华文学。同时，作为一个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它又能迅速了解各国信息，吸收世界各地的文化营养。特别是年轻人，中英文都通，信息也灵，因此既体现出传统的一面，也有现代的一面。”这无疑赋予香港文学诸多的优势。也许，诚如陶然所说的，“文学在香港并没有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作为一种历史和文化的抒写，文学的确需要有人来做。非关其他，因为它是确立和辨别身份的编码，是维系一个民族文化延续的真正的根。这也是《香港文学》坚持28年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