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变形记

　　这只某年“出生于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的泼猴，又一次成了焦点。由香港电影人周星驰执导的电影《西游降魔篇》，作为其“西游”系列电影的第三部，正以超过12亿人民币的票房释放“西游”的魔力。

　　从《西游降魔篇》回溯，《西游记》已经数十次亮相银幕，包括默片、戏曲片、动画片、电视剧等诸多类型，就连日、美等国影片也相继借用这一题材，诠释他们心中的孙悟空、唐僧和猪八戒。《西游记》流传了400多年，为何依然魅力未减？文学名著《西游记》缘何与影像艺术如此亲近？在今天的银幕之上，我们当以何种态度讲述“西游”？几位文学研究者和电影研究者的观点，或许能给出答案。

为何经久不衰

　　经典文学潜藏魅力符码

　　在中国，每当与人们谈起孙悟空，总会迎来粲然笑意。不论学术研究还是民间阅读，无论老幼少长，几乎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西游”的世界。这实在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

　　在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西游记》研究者苗怀明看来，“西游”的魅力源自文学，“《西游记》里的故事充满悬念，唐僧的命运一直牵动着读者。唐僧屡屡被妖怪抓走，生死未卜，最终又总是有惊无险，渡过难关，妖怪的来历如何，孙悟空会到何处搬兵，都构成了悬念，其中穿插了一些有趣的细节，惊险而不失风趣，让人读来欲罢不能。”在酣畅淋漓、扣人心弦的阅读体验之外，吴承恩笔下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以及各路妖魔鬼怪，都有非常鲜明的性格。“既复杂又有一定深度，很难单纯用好或者坏来概括。作品在塑造人物时，注意将人性与动物性结合，产生了奇妙的艺术效果。”

　　当然，最令读者津津乐道的还是《西游记》用文字构建了瑰丽丰富充满想象力的王国。苗怀明评价说：“作品所写虽然都是虚构的场景、故事和人物，但都栩栩如生。天上人间、仙界地府，随手拈来，涉笔成趣，想象丰富新奇，为读者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 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点“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神仙、妖怪皆有七情六欲、精通人情世故，这种与世俗相通的亲和力让《西游记》里所描绘的天庭仙界映射了人间社会的秩序与法则；再加上有趣的故事、有趣的人物、有趣的想象和有趣的笔法，构成了《西游记》蕴意丰富的文本空间，彰显了超越时代的文化穿透力，也赋予后人解读的奇思妙想。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多次像唐僧取经一样来中国实地考察，从神话学、人类学、地理学、宗教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层面诠释“西游记的秘密”，最终也不得不感慨对于西游的解读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近几年，“西游”爱好者写作的《悟空传》、《解码西游记》等，用另一种眼光“打量”西游，用当代文化思维重新拼贴的“西游”故事，受到青年人的喜欢。

为何备受青睐

　　技术进步拓宽表达自由度

　　如此繁多的元素，不断吸引人们用各种手段和视角阐释“西游”。影视创作对于《西游记》的“钟情”可以追溯到默片时代：天一公司的《孙行者大战金钱豹》、《西游记·女儿国》，大中国影片公司的《猪八戒招亲》、《孙悟空大闹天宫》，上海影戏公司的《盘丝洞》……仅1926年至1928年期间，就有至少18部取材于《西游记》的影片诞生。影像技术与《西游记》的相遇，为阐释“西游”提供了新的语汇。上世纪60年代前后，香港邵氏公司相继制作了《西游记》、《铁扇公主》、《女儿国》、《盘丝洞》、《红孩儿》等深受欢迎的影片，深刻影响了香港电影人的“西游”观。周星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对于“西游”的兴趣和认识最初都源自上述电影。后来的动画片《大闹天宫》、央视87版电视剧《西游记》等影视作品，直至今天还不断被各家电视台重播，成为几代人共同的记忆。

　　“孙悟空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西游记》是一部经久流传的文学名著，除了奇幻的想象，还具有非常浓烈的民族文化特色。这种独特的艺术魅力，为影像的二度创作提供了极佳的基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会林说，影像艺术与文学名著的结合是一种双赢的方式。《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傲慢与偏见》、《复活》等名著都数次被改编为影视作品。

　　“完善的工业化体系和先进的数字技术，为魔幻题材的影片拓展了创作空间。”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饶曙光分析，从世界电影史来看，基本上每隔十年二十年都会有某种电影类型成为重拍的热点。100回的《西游记》无疑是故事的宝藏，“西游”题材电影将不断有重拍的作品问世。“我们曾经创作出堪称经典的电影作品，但受制于当时的表现手段，已经难以满足现代观众的视听要求。而今，技术的进步无疑会拓展艺术表达的自由度。那些由文字描述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借助高科技的影像手段，将呈现为具有震撼力的视听感受。这为魔幻类电影带来生长的空间。”

如何面对“西游”

　　以敬畏之心赋予时代活力

　　“《西游记》虽然写的是十分严肃的主题，但作者常用轻快的手法、调侃的口吻、讽刺的笔调，造成一种喜剧氛围，将苦难与沉重化为轻松。”苗怀明认为，这既是《西游记》区别于其他古代小说的特色，也是吸引现代观众的缘由。或许周星驰捕捉到了这一点，采用“无厘头”对《西游记》进行喜剧化改造，形成“周星驰式的表述”。“大话西游”在市民文化、商业文化、流行文化的融合之地香港诞生，成为那个时期香港人的文化心态和文化趣味的表征。在大陆，也受到青年群体的欢迎。此番《西游降魔篇》摘得高票房，多少也来自“周星驰式表述”口碑的延续效应。

　　受访的文学研究者和电影研究者，都特别强调要区分“改编”与“取材”两种创作方式。苗怀明认为“改编实际上是在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向作者、向原著致敬。因此，影视的二度创作要尊重原作的整体框架和故事情节、人物性格以及风格特点”。黄会林则强调，“改编名著不能戏说名著、曲解名著、肢解名著，创作者应该对名著怀有一颗敬畏之心。”

　　不过，这种敬畏与尊重不代表抹平影视的二度创作。“任何电影都是面对当下的艺术，是一种在时在地的创作。满足和适应当下观众的视听要求是电影艺术家应该完成的任务。”饶曙光说，包括《西游降魔篇》在内关于“西游”的影视创作，以原著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为元素，发挥电影的表现优势，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作品。因此绝大多数只能算作“取材”，并非“改编”。“电影与文学的区别就在于，电影相对简单，无法表达文学的多样和丰富。在不破坏原著基本精神的前提下，电影的改动和再创作是否成功，评价的尺度在于当下的观众能否接受、喜不喜欢。而如果以文学的立场、标准、思维来评价和要求电影，是有失公允的。”

　　饶曙光认为，不论是评判电影作品还是中国电影产业，都应该回归电影的本源，即“电影是一个高科技、工业化、大众化、叙事化的艺术形式”，从电影的特殊性上做判断、找对策。而受访者的普遍遗憾是，目前在市场上受欢迎的电影在艺术品质、人文内涵等方面依然不尽如人意，《泰囧》、《画皮2》、《西游降魔篇》皆是如此。“这与当前以青年为主体的观影群体有关。一方面，电影创作要不断寻找新的叙事、新的结构、新的想象，才可能赢得观众的互动和认可。另一方面，当下青年群体的过度娱乐化、非理性消费也势必会反馈到电影创作中。对于电影，这是一个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而在中国，观众趣味的调整和进步依赖于全社会文化水平的提升、高端观众群体的形成以及电影市场结构的完善。这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饶曙光说。

　　“面对中国电影，我们满怀信心。”黄会林认为，我们有像“西游”这样丰富而独特的文化资源，也有从政府到民间发展电影的热情，面对好莱坞等强势电影文化，我们需要坚定的是自己的文化“定力”，扎扎实实做好“中国”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