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生死罗布泊》剧照

　董玲近照 张悦 摄

　　1981年的春天，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现场，老师们正在面试从祖国大江南北赶考的学生们。在一间教室里，有位从新疆赶来的女学生给老师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时的艺考面试，不仅要考艺术专业问题，还会考一些数理化以及科学方面的知识，这个新疆学生不仅对答如流，还有好多答案精准到老师都感到意外。老师对这个女学生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请你回答，美是什么？”女学生没有迟疑和思考，立刻回答出：“真实就是美！”就在那一年，这个女学生被破格录取，进入北京电影学院1981届摄影系，班里有12名男生，她是唯一一位女生。这位30年前从新疆来到电影学院求学的女学生就是董玲，这两年来她参与编剧并导演的电影《杨善洲》《生死罗布泊》《南平红荔》等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是第5.5代”

　　“记得那时问我‘什么是美？’时，其实我并不真正明白，只是记得翻看《美术》杂志时看到过‘真实即美’的说法，于是就算照本宣科地回答出来，那个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董玲回忆起30年前初次与电影结缘时说到。比起赫赫有名、在中国电影史上重重写下一笔的“北电78班”的师哥师姐们，董玲他们这届81班只能算是“默默无闻”了，也有人说他们算是承上启下的一代。董玲说：“78班导演系贡献了大量的人才，整个78班，包括从摄影、表演、美术、录音系后来出来当导演的都被统称为‘第五代’。我们入校时正赶上他们即将毕业，各个系的同学之间互相帮衬、正是风生水起的状态。因为各种原因，‘78班’后，1979年、1980年都没有招生，之后我们1981级只招收了摄影系，其他系都没招生，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像导演系这样的‘龙头老大’，所以很难出成绩。其实，我们这一届摄影系还是很出色的，我们班里有很多人都获得过金鸡奖的摄影单项奖。只是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也很少有媒体去宣传我们，因此没有形成气候！”

　　有人问过董玲，“你应该算是第几代啊？”董玲笑谈“我们是第5.5代”。正是由于当时摄影系的同学都被打散到各个摄制组，多是给师哥、师姐或者更年长的电影导演帮忙，所以“北电81班”几乎没有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什么痕迹，董玲感叹：也许这就是我们的命，也是我们的使命所在！

　“‘歪七扭八’与电影邂逅”

　　董玲现在的身份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影协副主席、天山电影制片厂导演。“我的家庭其实很普通，爸爸是工人，妈妈是会计，但是我爸小时候读过私塾，这也是我在拍《杨善洲》时很能认同并能快速进入人物状态的原因，他和我父亲价值观很像，杨善洲小时候读过6年私塾，所以他们是很懂教育和文化的，这在做人方面就影响很大，对于子女的教育也很重要，有句话‘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我爸爸经常在我耳边说。上学时，我身边的同学都会带着酱油瓶或醋瓶，课间就去帮家里干点家务活，我们家里从不让做，就一点——好好学习！高中要毕业时，我爸爸对我说要是能到北京上大学就送我一支派克金笔和一块欧米茄手表，还要送我坐飞机去北京。可见，其实他们的眼界还是挺宽广的。”董玲说。

　　虽然有眼界，但是没有太多经验，也没有人给“参谋”，董玲说起自己的四次高考，记忆颇深。1978年，董玲在一本“文革”前的旧杂志上看到介绍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文章，无比向往，特别希望追随‘梁林’的步伐，于是就报考了清华大学民用建筑专业，结果考试差了2.7分。董玲表示，“那时很多人都选择接受专业调配，我写了‘不同意’调配，就怕把我分到不喜欢的专业，那时一心想学建筑。没有考上大学，在家复习期间，我跟随在长春地质学院毕业的姨夫去了趟野外调查，骑着骆驼、唱着《地质队员之歌》行走在沙漠边地，对地质队员的状态是极为向往的，于是1979年我报考了北京地质学院岩矿分析专业，后来才知道这个专业就是在实验室里，根本不去野外，与我那时‘罗曼蒂克’想象的天高地远的场景完全不同，结果差了13分，没有考上。转过年来，1980年了，我考到了我们新疆的医学院，本来报的是医疗系，不知为何把我转到卫生管理专业，大家对这个专业比较陌生，我也不太喜欢，结果就没去上。前三年考的都是理科，我其实文科更好，下决心要学文科了。结果就从包子外面裹着的一张已经浸着油的报纸上看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的信息。可以说我是‘歪七扭八’地与电影邂逅。”董玲说她一直属于比较任性的，老师入校时指定她当这个班的团支部书记，“本来担心全班就我一个女生，害怕别人欺负我，结果是我总是欺负别人。班里的男生也都挺包容我的。”董玲回忆上学的时光无比留恋。

“因为我的‘业余’，所以就敢凭着直觉干”

　　毕业后，董玲先被分配到南海影业公司，后来她要求还是回到新疆去，因为那时主动要求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的几乎没有，董玲于是顺利进入了天山电影制片厂。最开始也是跟着少数民族的老导演一起拍片子，拍《黄金缉私队》她最开始做副导演，从写剧本开始，那时完全不知如何下手写，因为上学学的是摄影，也没有学过编剧课，写剧本可让她犯了难，于是她就自己琢磨把每个人物单列张纸，七八个人物七八张纸，各写出每个人的故事，然后再以撕小纸条的方式把人物之间的故事进行穿插，由此完成了这个剧本。“现在想来都觉得可笑，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锻炼，做副导演让我迅速了解了拍电影的每个过程，摄影自不必说，包括录音、剪辑，甚至后期发行推广。如何处理剧组事务等制片需要了解的事情也是一清二楚。”这一战役之后，天山厂看到了她的能力，1990年起就开始让她独立做导演了。

　　十几年间，她拍摄了多部影视剧，电视剧《婚纱影楼》《华丽瞬间》《达列什的草原》等，数字电影《西风烈》《横平竖直》等，电影《狂心灭情》《库尔班大叔上北京》《两个人的教室》《别尔克乌》等展示出董玲旺盛的创作力和强大的作品驾驭能力。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拍摄完成的、由王洛勇主演的电影《别尔克乌》，讲的就是一个哨所、一个人与一匹老马的故事，表现的是普通兵团人的坚守。董玲甚为珍爱这部电影，可惜因为发行策略等原因，没有太多人看到过。

　　最近几年，无论是《杨善洲》《生死罗布泊》还是《南平红荔》，以及马上要开机拍摄的《韩妈妈与她的儿女们》，都是主旋律影片，是否担心被扣上“主旋律导演”的帽子，与以前多样化的电影制作渐行渐远？董玲这样回答，“在我心里，没有主旋律、文艺片和商业片之分，只有我喜欢的和不喜欢的电影之分，也许是因为我的‘业余’，所以做事是凭直觉干、凭直觉判断，不会受外界太大影响。”的确如此，2011年3月底才接到拍摄指令，5月1日准时开机的《杨善洲》要赶在当年7月1日前上映，这种压力可想而知，“超负荷”恐怕都难以概括这部片的拍摄难度，但董玲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且完成得很优秀，该片一举夺得了当年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

　　董玲现在的状态是“不是在拍电影，就是在筹备电影的路上”，今年她将有3部电影启动，工作压力可想而知。但从董玲的脸上看不到丝毫疲惫，她说，“只要有电影拍就很满足”。“有时，早晨一睁眼，看到外面灿烂的阳光，就觉得全身有劲，沉浸在这种朴素的幸福感中。”

　　时隔30年，董玲又再度回到北京电影学院，她正在读博士。董玲说：“如果现在再问我‘什么是美？’，我还会回答‘真实就是美’，但这是我经过这么多年实践和思考之后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