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庆伟作品

　　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家、当代西方形式主义艺术的理论代言人克莱夫·贝尔最著名的美学命题是美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他认为在不同的艺术作品中，线条、色彩等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感情，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的感人的形式就是“有意味的形式”。“有意味的形式”是一切视觉艺术的共同性质。美学家李泽厚对“有意味的形式”进行了分析，他说：“正因为似乎是纯形式的几何线条，实际是从写实的形象演化而来，其内容（意义）已积淀（融化）在其中，于是，才不同于一般的形式、线条，而成为‘有意味的形式’。也正由于对它的感受有特定的观念、想象的积淀（融化），才不同于一般的感情、感性、感受，而成为特定的‘审美感情’。”

　　观察曲庆伟的书法创作，尤其是获奖（第三届兰亭奖创作一等奖）后的书法创作，我自然想到克莱夫·贝尔和李泽厚。这时候，我不愿意把曲庆伟的书法仅仅看成传统的书写，更喜欢视其为一种美学实践。研究曲庆伟的书法创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他在家乡研习书法，完成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历史阶段，对书法艺术的本质有了初步的理解。不管习碑，还是临帖，他基本做到了掌控自如、随心所欲。（二)本世纪初，曲庆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书法高研班学习，聆听了不同学科老师的教诲、不同地域书法家的言传，扩大了文化视野，巩固了自己对书法艺术的美学判断。（三）荣获中国书法评奖最高奖兰亭奖以后，心理结构自然得到调整，进而影响到对书法艺术的深层次理解。

　　具有较深的人生阅历、达到较高的创作能力、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的曲庆伟，获奖后的表现让人瞩目。首先，曲庆伟没有被固有的观念所束缚，他把获奖仅仅看成社会与专家对自己创作的认同；第二，他对书法之外的文化修养格外看重，喜欢把书法的基础问题上升到美学高度；第三，他坚持书体、墨法、笔法。古人没有在这些方面给我们留下可以投机的余地，唯有从形式入手，我们才有可能向前走一步。

　　我同意曲庆伟的观点——“当代书法的突破，只能是形式的突破”。生产力的提高，使当代书法家创作的条件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纸张、笔、墨的制作，激发了书法家的创作情绪，也使当代书法创作的幅度急剧扩大。

　　然而，曲庆伟获奖后的创作并没有无节制地扩大幅度，而是谨慎、细致地追求当代书法“有意味的形式”。当代书法创作在形式上的探索，无外乎依靠拼接、纸张颜色的反差、书体的变化、墨色的对比、装裱等方式。这些作用于视觉冲击力的外部手段，依我看来是书法创作形式突破的基础形式，绝对不是“有意味的形式”的全部。

　　受到克莱夫·贝尔的启发，我对当代书法“有意味的形式”的理解是：包含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体现创作主体的思想深度；程式化不是概念化、复制或抄袭，是简单化的形式，而不是“有意味的形式”；笔墨体现内心、人格化的笔墨是构成“有意味的形式”的基础。让我高兴的是，以上三点，我在曲庆伟的书法创作中发现了。

　　曲庆伟的思想空间通达而分明，形式意识一直伴随着他的学习和创作。如果说，曲庆伟在书法创作中对形式感的向往，是他的艺术自觉，那么曲庆伟近期的创作实践表明他对“有意味的形式”的理性追求。这样的追求，注定改变他的审美心态和他的人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