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晖 36岁，一位杰出的、纯粹的青年学者，潜心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大学三年级即完成《龙榆生先生年谱》，至今已出版多种专著。3月15日因急性白血病不幸辞世，引起社会各界对青年学者生存状态的关注。

贞观是勇敢的，他一个人正朝那无声无光的石塔走去。（贞观是张晖两岁的儿子，图文来自张晖夫人张霖微博）

张晖家房子太小，只好另外租了一套小房子，让张晖父母从上海来住。早晨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家，晚上再接回来。有时两口子沉迷读书写作，一抬头：忘了什么吧？忘了接孩子了。算了，明天再接吧。

　　张晖并不是很多人想像中那种迂腐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在张晖心目中，何谓“好的人文学术”：“好的人文学术，是研究者能通过最严谨的学术方式，将个人怀抱、生命体验、社会关怀等融入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最终以学术的方式将时代的问题和紧张感加以呈现。”

　　你说谁？张晖？怎么可能！

　　若不是电话那头的声音哽咽，我一定觉得这是个虐心的玩笑。即使不是玩笑，这事儿仍然是那么的不真实，不真实到我想以头撞墙，看看会不会醒在另一个梦里。

　　另一个电话证实了这事，“基本上不行了，来告个别吧，也不用多呆”，而且告诉了病因：急性白血病。

　　外面的天还是灰蒙蒙的。这世界是怎么了？

　　张晖2006年来文学所，比施爱东和我晚一年。他来之前我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只听广州的胡文辉李霞伉俪说，有位香港毕业的博士，要来你们所。很不错。

　　虽然不知道是怎样的很不错，但胡李二位的品鉴我是信的。碰见，谈起来，知道他夫人张霖是中山大学程文超老师的博士（程老师去世后转到林岗门下）。程文超老师是我本科论文的指导老师，这又多了一层渊源。

　　打招呼的自我介绍不算，第一次比较多的对话，是全所去京郊什么地方开会，车上车下的瞎聊。现在能记得的，只是说社科院收入之少，刚来的博士只有一千出头，加房补一千，也相当够呛。张晖抱怨说，他刚来还在实习期，房补还只有八百。我安慰他说，第二年就有一千，评上副研究员，还会涨到一千二。

　　我们头一次长聊，花了偌许时间讨论房补，回想起来，反讽得很。

　　张晖躺在ICU病房里，应该是加床，占去了过道的一半。房里满满的全是床和人。侧身挤进去，侧身站在他的床边。墙上的仪器闪烁着他的生命体征，看上去还很稳定。他全身盖在被单下，插着呼吸管，眼睛没有全闭上，微微睁开了一线。床脚有位护工，时不时拧一把毛巾，给他擦去身上的汗。后来把被子撤了，再后来让腿脚都露在了外面。

　　不能换一个专科病房吗？不行，因为病房里没有呼吸机。

　　不断有来看张晖的人进来，所以确实也无法久站。来到走廊里，看见坐在椅上恸哭的张霖，我都不敢上前说点什么。

　　“14日下午，张晖因皮下出血到北京市海淀医院就诊，验血报告出来后，医院建议他转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当时他还能自如活动，可到了傍晚，正在医院等待检验结果的张晖开始吐血、昏迷。第二天上午，杨早等同事赶到医院时，医生在会诊后已经放弃了治疗。”（《吉光片羽忆张晖》，羊城晚报3月21日）

　　14日晚，张剑等《文学遗产》编辑部同事就赶到了医院。第二天早上张剑给我打电话时，他已经和张霖一道，在张晖床前守了一宿。“我得回去睡一会儿，给手机充充电”。

　　时光变得特别的煎熬。一个人还好好地躺在那里，但医生说他已经没救了。一个人前几天还在上班，昨天还自己走进这家医院，可你们说他已经没救了。我碰了碰他的脚，皮肤还是温热，甚至比我的手温度还高一点，他的眼睛还没有闭上。可你们说他已经没救了。

　　难道就让这里的所有人，眼睁睁地看着他、等着他走向生死之门？

　　如果是在美剧里，这时一定会有人跳出来，对着医生大喊：“For God’s sake！Do something ！”但生活不是美剧，事实上，连医生都看不见一个，只有输的药液将尽，护士被叫来换瓶换袋。

　　张霖已经不再哭了，走到床前轻声说：“张晖，再撑一撑，撑到你爸爸妈妈来。”张晖的父母带着两岁的孙子，从上海赶回来，昨夜的机票没买到。他们在火车站坐了一夜，一早的高铁，十二点到。

　　这半天一夜该是何等的残酷！

　　我跟张晖交往不算多，大抵是上班时走廊遇到打声招呼，出了书互相送。他的书，我无力评价，只是觉得路数与一般的古代文学研究者颇相径庭，用张剑的话说：“张晖正处于学术的爆发期和成熟期，且格局、视野与时人迥然不同，上天哪怕再给他十年时间，相信他都会为学术界奉献出具有范式意义的著作。”

　　所里一道出去考察的时候，与张晖会有难得的攀谈。词学、诗史，我都无法置喙，但我们俩可以谈近代，那个迷人的时段。几次三番说，要拉上张剑，成立“晚清小组”。最后一次说起，是在去年年底年会返城的路上，一同讨论的还有陈君。陈君说，不妨设定一个主题，如清遗民，大家各自写论文，再开会讨论。我说好啊，我可以写梁济这种小遗民。

　　2009年，族中长辈自费出版《扶桑十旬记》，那是我高祖杨芾1907年访日考察的日记。书很有价值，但校点未精。我送给张晖、张剑各一册，也是让他们看着玩儿的意思。去年他俩找我谈，说要为江苏某出版社主编“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希望我将《扶桑十旬记》加上其他几种近代日记，合出一册。

　　整个2012年我都在抄1912年《申报》，顾不上整理日记。但张晖、张剑都希望我这书能放在第一辑出。于是只好春节赶工。三月校稿从出版社返回，才开始细细地校。

　　门口一阵骚动。对，是张晖的父母。方才听说，没敢告诉他们真实情况，只是让他们来医院看一眼，就回家。我逆着人流走出急诊楼，看见了张贞观。

　　张晖儿子出生，比我儿子晚了半年。北京太大，彼此也没见过对方幼子。只是某次听张晖讲贞观便秘，三天没大便，我问是不是吃的奶粉不对，上火，一问是惠氏。他说，在医院给配的就是惠氏，改不过来了。可是妇产医院提倡母乳，现在不能提供奶粉啊。他也说不清。

　　张晖很少谈家里事，不只跟我，跟所里的同事、朋友都很少提。问起来总是简单几句。搬房子了，有小孩了，小孩爷爷奶奶带着，我跟孩子混得还不错。

　　听同事讲一个小笑话：张晖家房子太小，只好另外租了一套小房子，让张晖父母从上海来住。早晨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家，晚上再接回来。有时两口子沉迷读书写作，一抬头：忘了什么吧？忘了接孩子了。算了，明天再接吧。

　　现在终于见到了小贞观。两岁的孩子，两条小腿倒腾着，跑得挺快。追了十多米才追上。有阿姨在逗他，他甜甜地笑。他还看不清这个世界的獠牙。

　　春节总是静不太下心来，时间紧，任务急。张剑年前跟我说过，他会代我校一遍各日记的整理稿。我离京之后，张晖又追了一封邮件来：

　　“早兄：

　　张剑说已给你回复，希望你把原始文献提供给他，帮你校一遍。

　　我们是这样想的，你如今声名在外，万一有人想挑你错误什么的，不是很好。而文献整理，谁都免不了有打瞌睡的时候。所以，朋友之间倘若能够提前把个关比较稳妥。盖张剑和我，都吃过这方面的亏。

　　祝在长沙洗脚愉快！哈哈！

　　张晖 上”

　　在年末的长沙收到这封信，心中极感温暖。张晖是怕我以为他们不相信我，有想法，其实哪里会？有他们俩帮我把关，简直是两大帝国伺候我一个人，这福气还小吗？

　　事实上，我节前节后整理日记，抄完一种，随寄张剑，张剑帮我校完（原始文献无电子版，他找国图的朋友复印了原本来校，工作量与整理其实差得不多了），返给我复核，再交出版社。当我逐字细校打印稿，错漏仍有不少，每见一个错字漏字，甚或漏行漏句，便背心发凉，冷汗直冒，知道自己在文献方面还是太不足了。

　　是得做点什么。我致电301医院脑外的师嫂，问有没有外院支援的可能，回说几间医院水平都差不多，如北大人民医院认为技术力量不足，会向外院专家发出邀请，而现在既然会诊后放弃，说明没有这个必要了。

　　然而天坛医院脑科主任还是来了。过道里的人纷纷涌进ICU。我开头没进去，在外面闷得忍不住，也挤进了人群。正听到他说：

　　颅内大量出血……形成颅内高压……什么都输不进去，输什么药什么液，都是瞎输……他是年轻，所以还维持着生命体征……好吧？

　　大家都听懂了。

　　在主任来之前，张晖鼻孔大量出血，用输导管引到一个血液袋。他的皮下也大量出现了血点，说明全身大出血。

　　人们慢慢地走出病房。真正绝望的哭泣开始了。那一刻无数人愿意相信奇迹，我甚至希望有兑换寿命的机器，可以让我们像输血一样，把生命分给张晖。

　　自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我就没有哭过。今天的眼泪终于奔涌而出，我甚至不愿擦它，对着一个墙角，吞声饮泣。

　　稍稍平复之后，我离开医院。别了，张晖，祝在天堂治学愉快。

　　我想记住今天。似乎很容易，又一个消费者日，多少企业惴惴等着。报摊上的报纸们头条宏大：“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习李时代正式开启”。

　　可是我知道，有一个家庭，在今天彻底破碎。

　　到医院是上午十点半，离开的时候是下午三点五十七分。

　　四点三十五分，我在475路公交车上收到李芳短信：停止心跳了。

　　对于张晖的生平、学问、性情，我无一可说。最后一次跟他说话，是3月5日中午，一堆人在中粮西蜀豆花庄吃完饭，别人先走，我在结帐。听到背后喊我：“嘿！杨早！”

　　我回头冲张晖一笑：“你们也在这儿吃啊？”“嗯。”

　　没再说什么，举手为别。这就是社科院的典型交往方式。我们的周二总是太忙，开会、取信、报销、会客……走廊里光线昏暗，同事们擦肩而过，认得出点个头，认不出就算了。朋友间有时正好遇在电梯旁，光线较强，会看看对方比起三周或两月前，形貌有无改易。

　　而这一会，便成永诀。3月12日我收到胡文辉寄赠的书，有一本《书边恩仇录》是给张晖的。送去《文学遗产》编辑部，他不在，托张剑转交。

　　张晖并不是很多人想像中那种迂腐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他受高华老师的影响很深。在张晖怀念高华老师的文章里，他提到高华曾在课堂上问他：有没有去看过“思想的境界”？

　　“‘思想的境界’是当时南大年轻老师李永刚先生个人创办的网站，影响很大。我却一愣，连什么是‘思想的境界’都不知道。他叹了一口气，说：‘张晖啊，学古典文学的人也要关注当下。’当着很多新同学，我无地自容。高老师的这声叹气从那天起就扎在我的心中，时刻提醒我反思学问的目的何在。”（张晖《怀念高华老师》）

　　我相信，张晖从未停止思考学术与现实的关系。年前，他交给我一篇稿子，是他在“六合丛书”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稿。这篇文章回答了在张晖心目中，何谓“好的人文学术”：

　　“好的人文学术，是研究者能通过最严谨的学术方式，将个人怀抱、生命体验、社会关怀等融入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最终以学术的方式将时代的问题和紧张感加以呈现。目前来讲，有识之士都已经感觉到现有的古典文学研究陷入了困境，陈陈相因不说，选题僵硬没有生气、没有时代感，已经进入死胡同。与此同时，有理想抱负的研究者在学术体制中开展学术活动的时候，会感受到很多不如意之处，甚或有一些较大的不满，但学者没有将这些不满内化为学术研究的动力，提升学术研究中的思考能力，反而是都通过酒桌上的牢骚或者做课题捞钱等简单地方式发泄掉了、转移开了。”

　　这也呼应了维舟《平生风义兼师友》中引用张晖在1992年书信中所说：“现在搞学问的更多是渣子，非但不思考人性、现实问题，就连论文也写不好，只知道要求待遇如何如何，极为看不惯！”

　　而关心现实如斯，为什么还甘于“在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中，面对无声无光的石塔，我日复一日地读书写作，只为辑录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无声无光集〉自序》）？”他的回应是：

　　“那或许有人问，你既然这么关心现实，为什么不直接去投入现实，而来做学问呢？哪怕是从事经济学之类的学问呢？又何必来从事文史研究？这个质疑不能说是错误的，但一开始就陷入将学问和现实二元对立的思路。试问，谁说学术要与社会、人生分离的呢？是一种设想、拟想乃至于幻想吧。学术不是让人来逃避现实的，而是让人深入思考，更好面对现实的一种方式。不过，学术还承担着求真、求知的重要任务，你当然不能要求专力求真、求知的学者去太多地关注现实，但实际上，即使全力求真、求知的学者也不会和现实绝缘，只是他们研究的对象、方向和个人精力都不允许他们有太多的旁骛，影响了他们对于现实人生关注的深度和力度。”

　　同辈学人里，有几个我相当钦佩。去年底从京郊返程车上也曾跟张晖谈到，像胡文辉、刘铮（乔纳森）、张治（或者还有刀尔登）。这些人的文字有一种共同的气质，纯正、执著、高贵（借用龙榆生孙女语）、清明。他们代表着中国私学传统的延续，文章之学的薪传。

　　当时我还笑说，是不是因为他们都不在北京，反而更能接近学问本身，就像张晖的老师高华所说“北京住长了，容易让人长袖善舞！”可是，张晖分明是他们中的一员。莫非张晖真是不适合这喧嚣杂乱的京师？3月19日遗体告别仪式，挽联满堂。凌对我说，其实不如就写那两句：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与张晖同事六年，我俩最大的交集，不是谈学问，而是评职称。

　　我2007年第一次参评副高，两个名额，未上。张晖2008年首次参评，三个名额，我们俩均未上。2009年，无名额，停评。2010年，无名额，停评。2011年，八选一，我们俩又均未上。2012年，犹如长灾后的丰年，一下上了七个，张晖和我，终于都当上了副研究员。

　　没有谁要害你整你，就是名额已满，明年请早。退休一个，才能上一个。副高职称，对于张晖和我的志向来说，本来只是一道小小的坎。可是，该得的不得，它就慢慢变成了一根深深的刺。不是因为每月多那几百元钱，也不是因为申报课题需要找两名正研推荐，还需要找个导师，也不是因为没有副高，无法担任硕士博士论文答辩委员……或许这些都不那么重要，它只是像麻疹，没出过，你就永远在它的阴影之中。

　　曾听一位同事笑谈，说台湾“中研院”规矩森严，助理研究员碰见副研究员，必须九十度鞠躬，因此被蔑称为“沙虫”。倘这说法属实，则是社会主义的好处。

　　我隐隐感到，或许，张晖对职称的事比我更在意。他是那样纯粹的学者，他的生存意义全都放在学问上，也就与学术评价体系血肉撕扯。而且，他不像我，他是本领域公认的杰出青年学者，我根本想不出他作为学人，有何可诟病之处。

　　可是我内心也有自私的念头，会想：“张晖比我小四岁，还有大把时间，或许不要紧吧？”评不上职称，有人哭，有人闹，连我后来也绷不住找所领导谈过一次。张晖从来不提，反正我没有听过他有何微辞——或许他不该这样，憋在心里，太伤人。

　　2011年那次，我正好要去台湾开会，本想托施爱东代我述职。前一个星期二又在过道里碰见张晖，他很认真地叫住我，说：“听说你要去台湾开会，要别人代述？千万不要……无论如何，哪怕不去开这次会，也要留下来亲自述职！”我看着他亮晶晶的眼睛，从中看到了善意，也看到了在意。那一年只有一个名额，按说我的缺席，可以增大所有竞争者的机会。张晖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番话？

　　我果然推迟了去台的时间，亲自述职。只可惜，我和张晖，双双倒在了四进二那一轮。

　　别人总是安慰说：“想当年，很多老同志也经历过……”是的，这不熬过来了吗？倘若就这样平静地过上十六年，抗战结束两回，杨过找到小龙女，张贞观和杨以言都考上了大学，张晖和我，也可以在饭桌上，看着郁闷的年轻人慈详而无奈地说：“没法子，当年我们也经历过……”奈何，司命不肯给张晖这十六年。

　　我走进灵堂，又见到了张晖。他还是躺着，干净多了。身上盖着党旗，厚厚的嘴唇微翘，像个孩子睡得安详。

　　我掏出相机，拍下低泣的人群，拍下采访的记者，拍下熊熊的炉火，待烧的纸钱和纸车、纸楼，上面草草地写着“张晖收”。还有张晖父亲，叼一根烟，捧着遗像，静静站在道旁。

　　爱东在喊：“记下来！记下来！下雪了！”我伸出新买的黑色大衣衣袖去接，真的，春雪，只是黄黄的颗粒，挺脏。

　　参加完遗体告别回来，我打开收件箱，在搜索栏里输入“张晖”。不多，我们也从未在邮件里谈过学问。往下拉，往下拉，能找到的最早一封是2012年1月3日十点零九分发出。那天正是周二，他大概是在所里发给我的。之前是那年的年会，去八达岭，我因为孩子有点病，心绪也不佳，就没去。　　

　　早兄：

　　最近高华先生去世，我写了篇回忆文章，不知是否合适《中堂》刊用？倘不合适，无妨。

　　八达岭你没去，我突然觉得很没有意思。

　　祝好！

　　张晖 上

　　我伸手摸过手机，调到自拍模式，咔嚓，发了一条微信，说明文字是：

　　“我哭的时候可真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