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解释一下文章的题目，因涉及三个不雅之词，故用汉语拼音代替。这三个字是同一部首，“尸”字下面分别为“米”、“水”、“比”，这样的字眼儿说出来难听，写在纸上看着也不舒服，所以用拼音代替，您知道这是三个什么字了吧？

　　言归正传。现在北京小剧场相声演出如火如荼，方兴未艾，20多家相声园子遍布四九城，喜爱相声的观众越来越多，相声演员队伍也在不断扩大，这对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发展相声艺术无疑是件好事。

　　但就目前相声演出市场的状况来看，有些情况令人堪忧，由于相声的坎儿低，有些青年相声演员学了一些皮毛，不求甚解，学了几个段子，并未掌握相声的真谛，便不再下功夫，只顾走穴演出，无心刻苦深造。然而，一些浅薄的相声却也还有人听，有人乐，也有一定的剧场效果，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以为这是不会说相声的遇到了不会听相声的了。相声是一门既通俗又高雅的艺术，不仅精深而且高难，天分和功夫缺一不可，如果把相声这门艺术看简单了，那便是没有真正理解相声，也不会有更高的艺术追求。让我们回到文章的题目上来，不少青年相声演员，动辄以“shǐ”、“niào”、 “pì”这三个词来充当“包袱”笑料，换得一些廉价的笑声，观众笑得不畅快，同行们听了其实也并不舒服。

　　相声演员自己常说：“相声啊，是一门语言艺术”，既然是语言艺术，就应该把生活中的语言，艺术地再现给观众。而不能不加分辨不加选择地搁到相声段子里，在污染观众耳目的同时也损害了演员的自身形象。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汉字语言文明之讲究，为他国文字不能比拟。生活中有些不雅之词，人们会自觉规避，于是就产生了化俗为雅的婉约词句，如“解手”、“方便”；更文一些的有“登东”、“出虚恭”，等等。即使对可爱的小动物，如兔子的排泄物也有“明月砂”这样的不俗称谓，可见那些低俗不雅的字眼儿是完全可以回避的。那么为什么有的演员（主要是初学者和青年演员）还会乐此不疲地使用这些俗词儿、俗字儿、俗“包袱”呢？相声段子离开了这些字眼儿真的就没“包袱”了吗？非也！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在他的经典段子《山东斗法》中，就把俚语中常说的“酒壮sóng人胆”改说成“酒壮乏人胆”；还有一句，孙德龙酒醒之后不敢登台斗法，就对解大人说：“您拿我当只风筝把我放了吧”，明显规避我们文章题目的那个字。但这个段子精彩程度丝毫未减，至今让人百听不厌。

　　我曾经和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合作写过一段《学习简化字》，说到仓颉造字，我就按传统手法写了“谁见过仓颉？哪位跟仓颉一块儿吃过饭？洗过澡？”这样的句子，侯老师一看，就毫不犹豫地删掉了；在创作《技术比赛》这个段子时，我构想了一个“老太太长胡子”的“包袱”，侯老师又摇头给否了，侯先生认真地对我说：“这样的包袱，一是旧，二是俗，有多少删多少。”从现在保存的侯宝林先生的相声录音来看，不仅没有粗俗不雅之词，就连涉及残疾人“哑巴”、“麻子”这样的字眼儿也被净化掉了。这使我想起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的一句话，他说：“手艺低能学习，眼界低没出息”。我们相声后学，尤其是青年相声演员确实应在心中树立高标准，向大师看齐。这里我想忠告初学相声的年轻朋友，“包袱”或笑料的构成，不能仅仅停留在字面儿上，而是要去挖掘人物的思想内涵，更要从作品的结构上去设计“包袱”，把平时不可乐的话，让特定人物在特定场合说出，就很可能引发让人意想不到的“包袱”。如马三立先生在《似曾相识的人》这个段子中，塑造一个唯利是图的反面形象，甲承诺能为乙解决工作问题，向乙索要衣服、皮鞋，乙说：“改天我把皮鞋送到办公室，当面交给您”，甲说：“别直接给我，二楼支部那屋，墙上有个黄书包，你把鞋搁那里头”——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却引发了满场观众哄堂大笑。当然，高雅含蓄的好“包袱”，需要下苦功夫花大力气挖掘提炼才能获得。古人云：“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相声创作何尝不是如此？相声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有过撂地卖艺的阶段，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确曾出现过一些低级“包袱”和“荤段子”，但经过历代艺人和相声从业者的努力，相声语言逐步净化，相声品味不断提升。记得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两位老艺人表演相声《反正话儿》时，甲说：“我狗尾巴花儿”，乙说：“我花儿尾巴狗”，结果被在场的观众哄下了舞台，早已被观众唾弃的表演我们不能让它卷土重来。相声是一门传统艺术，有很强的技巧性。前人给我们留下了诸如“三番四抖”、“先褒后贬”、“阴差阳错”、“违反常犯”、“逻辑混乱”、“荒诞夸张”、“巧借谐音”等多种组织“包袱”的方法。现代社会又为我们提供了空前的文化元素和丰富的信息量，青年相声演员如能很好地吸收传统相声的精华，在继承中创新发展，一定能创作表演出健康高雅的好段子，维护相声语言的纯洁——这是我，一个不太年长的老曲艺人对青年相声同仁的一点希望，让我们一起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