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每年发布的诸多数字中，最引人关注的当属参展图书的数量，毕竟这是一场以书为主题的盛宴。2012年全国出版图书高达37万种，创造历史新高，而今年参展图书数量也达到35万种。据文献学家统计，从古代到辛亥革命，我国一共出版了20万种图书。而现在，一年的出版量就超过了以往2000年出版量的总和，曾经奢望的“浩如烟海、卷帙浩繁”到如今才算名副其实。

　　数字的飞跃，对中国的意义何在？恐怕大多数人的回答，仍然局限在“从书荒到书海”、“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定式。但如果站在历史的纵轴上，才能看到这一数字的深远影响。在我看来，发达的出版业乃国运之所系。从这个角度讲，37万种图书可谓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台阶，跃上去，就能看见民族复兴的曙光。

　　美国出版史专家约翰·曼曾统计过，1455年以前，整个欧洲出版的图书约为3万种，册数也很少，装在一辆马车里就能拉走。而同期中国累计出版的图书约为4万种，比欧洲多出整整1/3，出版册数更令西方望尘莫及。追根溯源，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使中国人能用更低的成本和更快的速度出版图书，出版业的发达也让中华民族长期领先于世界其他民族——正如林语堂所言：当欧洲人还在中世纪的黑暗里摸索徘徊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在文明的殿堂里展翅翱翔了。

　　然而，自德国人古登堡在1455年第一次用他发明的现代印刷术印制《圣经》后，情况发生了逆转——欧洲人出版图书的速度，从两个月手抄一本书，提升至一星期印制500册。据学者郑也夫研究，到1600年，西方拥有的图书是125万种，中国拥有的图书是1.4万种，前者是后者的89倍。而到了1900年，西方的图书种类达到1125万种，中国的图书种类则是12.6万种，同样是89倍。古代中国的衰落，源自双方实力的此消彼长，而这样的差距早在1455年已然决定。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从1840年以后，中国人用了几乎200年的时间，终于重登世界出书种类最多的坐席。年出图书37万种，这不只是一个看似辉煌的数字，更象征着中华民族从谷底向高峰奋力攀登的不屈精神。

　　或许，有人会质疑“数量多不代表质量高，垃圾书再多也比不上一本不朽之作。”道理固然不错，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总量具有决定性价值，只有在总量足够多的基础上提升质量才有意义。单靠少数高质量图书，撑不起一个民族的精神大厦，而大量的普通图书对于民族文化素养的提升价值，绝不亚于某一部杰作。须知，无论是写书还是读书，国人的潜力还远未充分发挥，中国的出版事业，我们要做的和能做的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