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编剧要讲述人类共同的话题

时间:2013年04月26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李 博

中国电影编剧高峰论坛把脉剧本创作

电影编剧要讲述人类共同的话题

  ◎ 在众多编剧看来,缺乏常识、缺乏人性已成为中国电影剧本创作的痼疾。

  ◎ 电影是艺术,不是宣传工具,教育观众的前提是感染观众。

  ◎ 东西方文化对同一个故事的不同诠释是必然存在的,我们不能强行弥合这种差异性。

电影《钱学森》剧照

  在不久前的某次论坛中,军旅作家柳建伟对《泰囧》《西游降魔篇》等卖座影片剧作的导向性问题提出批评,引发广泛关注。事实上,柳建伟的言论之所以能够掀起如此之大的波澜,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电影的社会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强,《泰囧》这样的影片在都市中已近乎无人不晓。也正是因为电影业已成为广大民众最重要的文化消费品之一,国产电影中许多过去容易被人们所忽略的瑕疵,才会显得愈发“扎眼”——剧作的问题,无疑是其中最“扎眼”的一个。

  4月19日,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中国作家杂志社在浙江绍兴举办了名为“中国电影编剧高峰论坛”的创作研讨会,王兴东、韩志君、黄亚洲、赵葆华、艾克拜尔·米吉提、孙毅安、汪海林、王浙滨、闫刚、高大勇、费明、贺子壮等20余位著名编剧齐聚鲁迅故里,为中国电影剧本创作的发展之路出谋划策。

  在众多编剧看来,缺乏常识、缺乏人性已成为中国电影剧本创作的痼疾。韩志君指出,编剧必须真诚、真实并且富有远见地表现生活,不应被一时的权力或潮流所把控。“‘文革’时期红极一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将弯弯绕、小算盘等今天看来极其鲜活的人物打上‘为富不仁’的标签并狠狠批判,这种创作手法在当时赢得了广泛的拥护,但现在看来无疑是反常识的。”韩志君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当人们逐渐认识到追求财富其实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现实的冲动,是最世俗也是最崇高的理念,是最卑微也是最伟大的行为’时,《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曾经的光彩就会变得无比黯淡。”

  曾创作过《钱学森》《没事偷着乐》等电影剧本的孙毅安看过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后感觉很不舒服,并预感到这部影片难以被更多国家的观众所接受。“这的确是一部制作精良的影片,但剧本所表达的价值观却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果不其然,一位美国朋友看完影片后问孙毅安,为什么你们的创作者认为妓女就可以代替女学生去死?难道女性的尊严是有差别的吗?这些妓女活着的时候已经经受了那么多苦难,为什么还要让她们做替死鬼?“面对这样的疑问,我无言以对。”孙毅安说,“我不能对外国人说‘玉墨’们的行为是高尚的,因为他们并不认同这种‘高尚’。”

  孙毅安记得香港导演陈可辛来内地拍片后曾经如此吐槽:孩子们在香港上学时,老师告诉他们你首先要爱自己,然后才能爱家人、爱老师同学、爱这个社会;但在内地,孩子却被教育首先要爱国、爱集体。“我们拍了那么多英模片,观众为什么不爱看?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论雷锋、焦裕禄还是孔繁森、牛玉儒,都在青壮年的时候去世了。有些孩子看过影片后会问父母:我为什么要做好人?做好人都不得善终呀!”孙毅安说,“你看美国电影,好人最后的结局都是家庭美满、生活幸福,好人有好报,我认为这种导向才是正确的。”

  孙毅安对英模片的观点得到了编剧贺子壮的认同:“电影是艺术,不是宣传工具,教育观众的前提是感染观众。”几年前贺子壮曾参与过华表奖的评选工作,在短时间内集中观看了大量主旋律电影,他发现这类影片的一个通病是简单直接地将主人公“神化”。

  有人质疑,广受欢迎的好莱坞大片里不是同样有神一般的英雄吗?“他们的英雄要么是与普通人大相径庭的‘超人’,比如蝙蝠侠、蜘蛛侠;要么是境遇所逼,不得不奋起拼搏,救别人也救自己的‘孤胆英雄’,比如《碟中谍》《飓风营救》里的主人公。这样的英雄与我们电影里的英雄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贺子壮的分析也为国产英模电影的创作提供了某些参考:我们的英雄不能总是被抽象的信念所支撑,也不能成为说教的机器,他们应该跟我们一样,是一个有欲望、有缺点的普通人——正如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中乔安山那样的人物,才是真正能够打动观众的英雄。

  《金陵十三钗》《让子弹飞》等国内热门影片折戟北美影市的经历,让制片人、编剧王浙滨回忆起了自己创作电影《芬妮的微笑》剧本时的往事。“我在一部纪录片中看到了奥地利老人瓦格纳夫人的故事——60年前她追随自己的恋人漂洋过海,在中国乡村里生活了半个世纪,其间经历无数战争动乱,却始终不离不弃地挚爱着她的丈夫。”王浙滨说,“在与奥地利制片人沟通的过程中,我发现他更关注人性和人内心的秘密,关注光明与阴暗、生存与死亡;而我则更注重大时代中的人物命运,关注人物置身于环境中的欢乐与幸福、苦难与挣扎。就是在这种观念不断碰撞的创作环境中,我完成了《芬妮的微笑》的剧本写作。”

  影片拍摄完成后不久,王浙滨在蒙特利尔电影节上看到了奥地利电影人拍摄的同题材影片《桥那边》。《桥那边》一开始就是一个18岁少女的决定,她要到中国去,要嫁给父亲警官学校的中国学生,全片故事正叙,从少女到老年;而《芬妮的微笑》则是娓娓地讲述:一位八旬老人,中国农妇装束,欧洲人的面孔,回忆伴随着人物命运跌宕起伏而展开故事情节,影片结束于她站在丈夫墓前的场景。“东西方文化对同一个故事的不同诠释是必然存在的,我们不能强行弥合这种差异性。没有一部电影适合所有国家、地区的所有观众群观看,每部电影都有它的受众局限性。文化上的相互碰撞,同时也意味着相互触合,关键是要讲述人类共同的话题。”王浙滨说。


(编辑:晓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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