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勇于表达中国人的文学口味”——赵丽宏访谈录

时间:2013年05月03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宋珅

  只要文字还在,只要人性还在,只要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还在,只要人类对理想和幸福的憧憬还在,那么,文学就不会失去她的魅力和价值。

  赵丽宏 1952年生于上海,著名散文家,诗人,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华东师范大学、交通大学兼职教授。著有散文集、诗集、报告文学集等各种专著共70余部,作品曾数十次在国内外获奖,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散文集《诗魂》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日晷之影》获首届冰心散文奖。有十多篇散文作品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和大学教材。

  宋珅: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您作为作家和政协委员,提出要在中国设立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奖,在网上引起热议。这一提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赵丽宏:关于设立中国的世界文学奖,其实我已经思考了很多年。在上海也曾多次提出建议。本来想,北京不做这件事,上海或其他地方也可以做,当然,是由民间来做。在一些人眼里,这是件小事,无关国计民生,可有可无。人家诺贝尔奖办了一百年,中国人能做到吗?现在很多中国人没有文化自信,认为一切最好的,最有权威和公信力的,都在西方,对文学的评判,也是西方说了算,中国只有被西方批评的资格,没有评判西方的权利和能力。所以设立中国的世界文学奖声音一出,便有人断章取义,发出嘲讽之声。这其实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需要做这样的工作,设一个中国人的世界文学奖,能够表现中国的气度、胸怀和文化自信,也是中国对人类,对世界文学的贡献。中国已经有国际电影节、电视节,每年都评出世界性的奖项,在音乐、舞蹈等领域,也已经设立了国际的奖项,在世界上获得好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而在文学方面,中国一直无所作为,这样的状况,不应该再延续。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不遗余力地翻译推介西方文学,我们对世界文学的翻译之多之广,可谓世界之最。这就是中国评价世界文学的坚实基础。我的提案,其实只是提出一个思路,期望引起社会共识,如有了广泛共识,那就可以具体着手来做。至于如何办这个奖,叫什么名字,由谁来牵头,具体的评奖规则如何制定,评委有哪些人构成,奖金到底多少,可以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再逐步确定,逐渐完善。

  宋珅:您与莫言见面时是否交流过这一问题?

  赵丽宏:没有。两会期间和他匆忙见面,说的是其他话题。莫言获奖后,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处处被记者和慕名者围堵。不能太烦扰他,应该给他静心写作的环境。

  宋珅:您觉得莫言得奖,对于中国文学最积极的意义在哪?

  赵丽宏:莫言获奖,是他个人的荣耀,也是中国文学的光荣。作为中国当代的优秀作家,莫言获奖当之无愧。因为莫言获奖,一向轻视中国当代文学的西方世界,开始正视中国的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中国文学是不能忽视的重要部分。但不少人以前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眼里,一切都是外国的好,中国的作家离世界水平距离很远。莫言获奖,对中国的文学爱好者是一种鼓舞,对那些崇洋媚外者,应该是一次教育和提醒。中国作家用汉语写作,主要读者当然是中国人,被母语读者欢迎认可,是作家的光荣。面对世界,中国的文学也完全可以有自己独特的魅力,雄踞世界文学之林。再不要自轻自贱,更不要自损自贬。莫言获奖,也提醒了中国人,中国的文学要走向世界,需要更多有水平的翻译和推介。中国对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一直热情澎湃、不遗余力,但却无力向世界翻译推介中国文学,这样的状况,应该改变了。

  宋珅:看到您在《人民日报》上谈到“要勇于表达中国人的文学口味”,告诉世界我们喜欢和推崇哪些作家和文学作品。那您觉得,距离能够让世界看到、听到我们的文学表达,我们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赵丽宏:当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只要文学还存在人间,中国人就应该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路再长,目标再远,也必须从脚下的路一步一步往前走。要在这方面做一些脚踏实地、有水平、有成效的工作。除了设中国的世界文学奖,应该在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媒体经常发表有见地的世界文学批评,中国也要有一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这方面的权威,不是一两天时间,一两篇文章能树立起来的,需要积累,需要传播,需要逐渐深入人心。设世界文学奖,也是如此,决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下子办成一个举世公认的大奖。必须吸取教训,防止弊端,学习世界上成功者的经验。瑞典是一个北欧小国,也不是文学的大国,但诺贝尔奖坚持了一百年,办成最具权威的世界性奖项。中国是一个有悠久传统、有深厚根基的文学大国,如果中国人认真办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奖,有何不可?任何奖,都不是一开始就成熟而有权威的,如果我们制定了科学合理的条规,以最高的要求和规格,以公信公正和专业服人,持之以恒,一定能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大奖。在中国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永远会有人批评嘲讽。没有别的办法,把事情做好,得到世界的承认,是对嘲讽者最好的回答。

  宋珅:上世纪80年代您就曾担任《萌芽》杂志的编辑,现在依旧在从事文学杂志的工作,三十多年过去了,您觉得如今从事文学创作的文学青年和现在的创作环境背景,与当年相比有什么不同?您从中体会到的最大变化或感触是什么?

  赵丽宏:这三十多年来,世事沧桑巨变,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曾有人很夸张地预言“文学将死亡”。我对文学的前景,却始终没有太悲观。我认为,只要文字还在,只要人性还在,只要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还在,只要人类对理想和幸福的憧憬还在,那么,文学就不会失去她的魅力和价值。新的科技和媒体高速发展,确实使现代人的生活和行为方式发生各种变异,年轻人的兴趣,向更丰富多彩的领域转移,文学的传播渠道,也有了颠覆传统的变革。青少年的阅读和写作,网络的影响已超出传统纸媒。现代的传播手段,使文学的写作和发表不再神秘,也不再是作家的专利。这是好事,必定会促进文学的普及和发展。但网络的写作,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极少的珍珠被大量的垃圾包裹,读者要沙里淘金,很难,要耗费大量时间,也是浪费宝贵的生命。所幸,还是有一些高水平的纯文学刊物,在喧嚷幻变中坚守坚持,把优秀的作品向读者推介。我认为,不管世界如何变化,文学的本质,不会改变,读者对优秀作品的评判标准,也不会改变。年轻作者中,不断有优秀的新人新作出现,让人欣慰。当然,也有不少以赚钱为目的的功利写作,可以热闹一时,可以每天在网上敲出数万字吸引眼球,但很快会被人遗忘。

  宋珅:从2010年,出版单位开始转企改制,很多纯文学刊物面临着机遇与挑战。作为《上海文学》杂志社的社长,不到三年的时间,您是否找到了纯文学期刊生存的出路,还是依旧在摸索中?都做过哪些努力与尝试,结果如何?

  赵丽宏:最近几年来,我一直在为中国的纯文学刊物的前途和命运呼吁。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不应该一刀切,对纯文学刊物,应该有保护援助的措施。文学作为精神产品,与一般的商品不同,它能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素质,影响人的心灵,它的影响力反映了国家和民族的软实力。纯文学期刊担负着发表优秀作品,培养文学新人的重任,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和渠道,是繁荣文学事业不可或缺的园地。有影响的纯文学期刊,是国家的文化名片,是有社会公益性质的出版物。中国的纯文学刊物,目前在经济上大多处于艰困的境地,很多刊物入不敷出,难以为继。让纯文学刊物和那些通俗时尚的畅销杂志以相同规则在市场上竞争,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对文学事业的发展,极为不利。这种现状,希望有所改变。一方面,纯文学刊物必须在坚持文学理想的同时革新求变,更贴近读者,赢得读者。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对这些刊物实行一些扶持和保护性的政策,以促进它们的生存和发展。如不分青红皂白将所有期刊改制转企,对纯文学期刊,无疑是雪上加霜。为此,我曾多次提案呼吁,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上海文学》并未转企,也没有改变办刊的宗旨。前两年,我们还呼吁提高稿费,得到上海市有关部门的支持,拨专款用于提高稿费,《上海文学》和《收获》杂志稿费比以前提高了3至5倍。这是对文学创作的尊重,也是对纯文学杂志的激励。

  宋珅:散文和诗歌在这个习惯快餐化阅读的浮躁时代,似乎显得越来越边缘化,甚至很多人转行去写小说,而您却能潜心创作三十余年,您是如何做到的?您的散文风格平静温和,您是如何让自己的心态沉下来的?平时除了写作有没有其他的兴趣爱好?主编《上海文学》有没有对您的创作产生影响?

  赵丽宏:读书和写作陪伴了我大半辈子。写作对有些人来说也许是一种追求时髦、与时俱进的事业,而我却始终认为,这应该是一件以不变应万变的事。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一种生活,是我的人生。万变的是世事,是永远花样出新的时尚,不变的应该是一个写作者的心境,是他对人生的态度,即所谓在喧嚣中寻宁静,在烦扰中求纯真。这几十年,我努力让自己保持这样的心境。我有一本即将出版的新书,书名是《我愿意做一块礁石》。在水中,你可以是浮萍游鱼,随波逐流,也可以是一块礁石,任激流冲击,浪花飞溅,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安静和沉着。我愿意做一块礁石。我喜欢散文和诗歌,这些年写作确实以散文为多。但我并没有感觉散文和诗歌的阅读被边缘化,来自读者的反馈告知我这一点。作家对各种文体的尝试,其实很正常,散文家和诗人有写小说的,而小说家写散文的更多。我今年也会有一部小说出版。我觉得,一个文人,应该兴趣广泛,对大千世界的万种风情都有了解的欲望。除了读书,我喜欢听音乐,喜欢笔墨书画,喜欢研究古物,喜欢二三好友聊天,也喜欢一个人谛听天籁。编文学杂志,也是我喜欢的事情。主编《上海文学》,当然会占用我的不少时间,但这工作使我和中国当代文学保持一种紧密的联系,也可以成为我写作的一种动力,我想尽力做到编刊写作两不误。

  宋珅:您的很多散文都写到了您所经历的“文革”和“插队落户”生活,那段经历曾是您的创作源泉吗?当时是什么支撑您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这些作品放到现在“90后”、“00后”孩子们的教科书中,您觉得他们是否可以理解?或者说现在对于他们的教育意义何在?

  赵丽宏:“文革”和“插队落户”生活,是我的人生第一课。我早期的写作,很多内容都与此有关。我写过不少散文和诗,回忆、描绘、思索那段生活。是人间的爱,是文学,是对理想的追寻,使我越过坎坷走出了迷惘。这段生活,影响了我整个人生,我现在的写作,还时常会涉及那个时代。“文革”岁月,是现代中国一段极为独特和重要的历史,不能遗忘,值得研究。反映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我相信现在的孩子们能够理解。让他们了解“文革”,了解真实的历史,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漠视或者屏蔽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不会有希望和前途的。

  宋珅:您有不少作品入选大中小学语文教材,您写的散文还多次成为中考、高考语文命题材料。现在也有不少出版社推出您的作品供青少年阅读。在您看来,现在的学生应该多读一些什么类型的书?

  赵丽宏:我的文章被选入课本,被用作考题,这是我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我写作时,从来没有想过要为孩子们写课文。文章能被选入语文课本,让广大学生阅读,对作家来说当然是一种荣幸,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但这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不同的语文老师,对文章会有不同的解读和教学方法,如果老是让学生背诵默写,像解剖麻雀一样分析文本,提种种问题盘问刁难学生,学生必定拒绝生厌,再好的文章,也可能成为他们的敌人。学生的阅读,决不能局限于语文课本,应该鼓励提倡读课外书,可以让他们阅读的好书浩如烟海。我认为,有一种阅读,不会浪费孩子的时间,这就是阅读经典,古今中外,那些已被历史定论的优秀作品、文学名著。读这样的书,是和智者交朋友。


(编辑: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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