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们敢于直面，就不难发现：我们社会已经发生了“文化危机”！孙家正同志反复强调：“文化如水，润物无声”。但是，倘若润不到“物（心灵）”呢？我们不是随处可以听到（不见得愿意听到）“文化噪声”么？本该无声却有“声”。这便是“文化危机”。

我们社会的希望来自“人之初，性本善”。可是，我们的社会现实是越来越使爷爷转化成妞妞呢，还是越来越使妞妞转化成爷爷？我猜想这可能是孙家正同志下一部作品的主题。

　　近日，读到孙家正同志的作品（说不准是散文、小说还是笔记）《春雪》（载于《中国艺术报》2013年4月24日3版）引发了我难以入睡的联想与思考。

　　《春雪》讲述了一个极其平常的现象（尚且构不成“故事”）：连日的雾霾天终于憋出一场久违的春雪。爷爷带孙女到城市的公园去赏雪玩雪。走到街口，爷爷顺着孙女妞妞的手看去，只见街口一侧的小土堆上，站着一个大约也就七八岁模样的蓬头垢面、衣衫单薄的男孩。男孩面前放着一只豁了边的破盆子，里面有少许纸币和硬币。男孩身后的地上蜷伏着一个衣衫褴褛，怀抱双拐的男人。就是这么个“场景”——春雪中的另类景象，开始了社会的拷问。“行人往来，陆陆续续，多数人视而不见，只是经过时，悄悄地加快了脚步；有的人瞥上一眼，摇摇头，继续行路；还有的人，似乎甚为不屑，连头都不转过去，散步赏雪，悠然如常。”这般“市井”之态，倒也波澜不惊。可在爷爷与孙女之间的“反差”，却拷问了我们的社会。

　　爷爷“出身贫寒，当然知道生活的艰辛”，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部队，给首长当过秘书，“文革”时又随首长到地方工作，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对人民满怀热情，对事业一丝不苟。但是，对“乞讨”问题很是烦恼，很是纠结，诈骗、“碰瓷”之类的见到过，听到过，因此，当听到五岁的妞妞追问道：“爷爷，全是骗人的么？”爷爷便一时语塞，含含糊糊，支支吾吾道：“嗯，多数是……也许，也不一定……”这含糊与支吾中包含着：他万一是个骗子呢？连五岁的孩子都听得出来爷爷的这个“万一”，她并不罢休，像是问爷爷，又像是自言自语地嘀咕着：“万一、万一……如果万一……那可怎么办哪！”

　　爷爷到底是有着人民情怀和心灵感应的人，听了妞妞的话，心头一惊，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忙问道：“妞妞，你是说，万一这是真的，不是骗人的？”

　　最后，“妞妞牵着爷爷的手，走在前面，脚步坚定有力，向那土堆，向那男孩走去”。

　　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还是叫不上“故事”），却使我（们）的心尖发生了震颤。心尖上的感觉和认知，是人们常说的“最柔软、最真实、最敏锐”。不知我们社会还有多少心尖上的震颤。

　　我想他也会拷问我们的社会良心，拷问社会的信任基础。爷爷判断和思维的出发点是“男孩万一是骗子”；而妞妞感觉和想象的出发点是“男孩万一不是骗子”。这两个“万一”，大相径庭，一反一正，阴阳颠倒，南辕北辙，冰火两端。爷爷的“万一”是不信任，从而走向“麻木和冷漠”；妞妞的“万一”是信任，从而走向“真诚与热情”。

　　读到这里，我便突想、便自问：我们的社会是信任社会吗？我以为，我们应读一读法国人、著名政治学家和伦理学家阿兰·佩雷菲特所著《信任社会》一书。该书系统解析了15世纪至18世纪西方基督教民族的历史，证明了欧洲的发展源于“信任品性”。正是这种信任品性打破了中世纪宗教的虚伪和禁忌，促进了创新、移动性、竞争、理性而负责的首创精神。他指出：“信任是命令不来的，它源自我们心灵深处。把它视为社会的动力，就是求助于内心，就是断言社会不是机械制造的产物，而是内生增长的结果。”他还引用法国经济学家、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里斯·阿莱的话告诉人们：“如果考虑实行民主制或市场经济，成功的关键要素是建立信任，对内建立信任，对外建立信任。”在我们还十分看重经济、财富的增长这种令人头脑热得发烫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能看到我们的内心？是否还能看重人的内增长？

　　信任观念就是突出个人与社会之间绝对的相互依赖的关系。要自信，更要他信，这是心灵的同一种运动。考量和体验这两者，彼此不可分开。心理学强调，内源性资源如意志力、愿望、性格等只能在个体内部培养，而不能被外部创造。今天，我们应当反思，我们的社会是“信任社会”还是“疑忌社会”？爷爷由于不“他信”，结果也不“自信”了。

　　只要我们敢于直面，就不难发现：我们社会已经发生了“文化危机”！孙家正同志反复强调：“文化如水，润物无声”。但是，倘若润不到“物（心灵）”呢？我们不是随处可以听到（不见得愿意听到）“文化噪声”么？本该无声却有“声”。这便是“文化危机”。

　　一面是文化产品的“相对过剩”，一面是文化营养的“相对匮乏”，这种现象就是“文化危机”，也就是，文化生产、文化供给与文化消费、文化享用之间出现了极大的矛盾和错位。

　　具体说来，口号、目标、核心价值体系、精品工程、文化产业、文化基金、评奖办节等等，不可谓不系统、不庞大；电影已年产700余部，电视剧上万部（集），长篇小说年产上千部，各种晚会、舞台演出，不可谓不繁荣、不丰盛；各种文化艺术教育，各种艺术展演，各种作品征集（拍卖），各种节庆献礼，不可谓不张扬、不普及；文化节日热、国学热、艺术大赛热，不可谓不热闹，不兴奋。正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文化繁华之下，我们陷入了“文化危机”。没有文化而产生的“危机”，不是“文化危机”；文化危机，是文化繁荣下产生的危机，文化繁荣的某些因素或许助长了文化的危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研究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教授、经典教科书《货币金融学》的作者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关于“金融危机”的观点是“资金错配”，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并不是“资金短缺”，而是资金没有适时适量地用到发展实体经济和促进有效消费，而是拿资金做“游戏”和“博弈”，导致生产和消费反而受到挤压和伤害。借用“资金错配”的命题，“文化危机”也可以说是“（文化）资源错配”，导致文化成果不能作用于人们的心灵世界和精神提升，文化也被当做“游戏”或“博弈”的结果。文化艺术的“有向、有用、有益”受到挤压和伤害。譬如，我们知道，我国已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孔子学院”。然而，中国人对孔子的思想和教诲又掌握多少？应用多少？4月30日，参加中央电视台第十五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青年歌手回答不出孔子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还有的歌手回答不出“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篇名是《登鹳雀楼》。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证。错配文化资源，将文化当成我们工作的“游戏”和“博弈”的现象随处可见。

　　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大概已经被我们遗弃了。现在，雷人的观念是“宁愿坐着宝马哭，也不愿坐着自行车笑”。人生的目的、手段，完全颠倒了。为什么“物欲”横流？因为一些人的“欲”中都是“物”而不是“人”；为什么“目中无人”，因为一些人目中比较的是“宝马”（高档汽车）还是自行车，不是“人”（的追求与修养）。记得2009年的央视“春晚”，在全国人民（乃至世界）面前，赵本山和小沈阳劝导人们：“人最痛苦的是，人死了，钱没花了（liǎo,完了）”；“人最痛苦的是，人活着，没钱花”。这种“人活人死，有钱没钱”，连同“宝马与自行车”上的“哭与笑”，也都是能够撩拨人们“心尖震颤”的，要么，它们怎么会迅速地街谈巷议，影响巨大呢？但是，这是引起“文化危机”的心尖震颤。

　　近来，两部电影又引发我们思考。电影《青春雷锋》在某城市电影院线上映时收获了“零票房”。电影《人再囧途之泰囧》（简称《泰囧》）票房超过14亿人民币。《泰囧》可以说是“无聊时代的杰作”，“释放着无聊时代的讯息”。什么是“无聊时代”？不求“意义”，百无聊赖，颠覆“理性”，娱乐至死，自我中心，人生“空转”，心理空虚，精神抑郁，无方向感，轻视生命。

　　在孙家正同志笔下，就连革命一生、高尚一生的“爷爷”也用“万一他是假的”来看待社会。如果社会现实不是这样，“爷爷”怎会如此！只有涉世不深的五岁妞妞还相信“万一他是真的”。这也具有象征意味。我们社会的希望来自“人之初，性本善”。可是，我们的社会现实是越来越使爷爷转化成妞妞呢，还是越来越使妞妞转化成爷爷？我猜想这可能是孙家正同志下一部作品的主题。因为孙家正同志讲过：“和谐社会的建设，呼唤着文化的坚守和创新，呼唤着博大深挚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