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勃罗·聂鲁达

　　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离开这个世界已经40年了，然而围绕他的故事依然不断。前不久，应智利共产党的请求和法官批准，智利一个法医小组在太平洋沿岸的黑岛起出聂鲁达遗骸，送往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医学院实验室，以检测聂鲁达的真正死因。因为多年来，不少人质疑聂鲁达可能并非死于疾病，而是被皮诺切特军政府下令谋杀的。这则验尸新闻，让聂鲁达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勾起世人对这位传奇诗人的深切回忆。

　激情浪漫　质朴自然

　　为爱情和正义而歌

　　聂鲁达1904年出生于智利南部小镇一个铁路工人家庭。他的父母当年绝没有想到，这个普通的孩子，日后却借助诗的翅膀，不仅自由地翱翔于广阔的天空，更“以他诗歌中自然质朴的力量，唤醒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

　　聂鲁达在获得诺奖后的致辞，或许能让我们理解诗人一生的追求：“我要告诉善良的人们，告诉劳动者和诗人们，……只有怀着火热的耐心，我们才能……把光明、正义和尊严带给人类。只有这样，诗歌才不会是徒劳的吟唱。”

　　聂鲁达是幸运的。虽然家境贫寒、幼年丧母，但父亲和慈爱的继母仍给了他受教育的机会。无论是求学还是担任外交官，以及后来被通缉流亡国外，聂鲁达身边从不缺少爱。女人和爱情是聂鲁达青年时期的重要追求，也是他那一个时期创作灵感的源泉。

　　20岁那年，聂鲁达发表了《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一举奠定他在智利诗坛的地位。这组爱情诗，质朴、热烈、真诚，充满浪漫和激情，像“爱如此短暂，而遗忘却如此漫长”等诗句，至今仍被世人喜爱。

　关心疾苦　奋笔批判

　　诗歌化作手帕和剑

　　聂鲁达在文学上的成就很快为他赢得了政治上的荣誉。从23岁开始，他就先后被任命为智利驻仰光、雅加达、新加坡等地的领事。

　　1934年，30岁的聂鲁达被政府派往西班牙，先后任驻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领事。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聂鲁达坚定地站在西班牙人民一边，参加了保卫共和国的战斗，同时又奔走于欧洲和拉美等地，呼吁各国人民声援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

　　以西班牙内战为转折点，聂鲁达实现了从一个歌颂爱情和青春的“浪漫诗人”，迅速转变为一个关心时代命运、追求正义的“政治诗人”。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从那时起，我的道路与大众的道路汇合了。我顿时感到自己从孤独的南方走到了人民的北方，我愿自己卑微的诗歌化作手帕和剑，为人民擦干苦难的汗水，向他们提供一件争取面包的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聂鲁达热情赞颂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发表了《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等作品。1943年，聂鲁达回到智利，积极投身本国政治生活，他加入了智利共产党，并当选为国会议员。从聂鲁达的诗歌和自传中可以看出，他经常走进艰苦的矿区和农村，在贫民小屋里过夜，给他们朗诵自己的诗作，听他们讲述苦难和希望。

　　同一时期，聂鲁达开始创作长篇诗集《漫歌》。《漫歌》与他早期的爱情诗歌截然不同，它不以艺术性见长，而是更集中在对当时独裁统治的批判上。这时的聂鲁达，已经完全转变为一个关心底层苦难、关心拉美大陆政治前景甚至人类命运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

　结缘中国　惊叹壮美

　　第三只耳朵听涛声

　　聂鲁达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很有兴趣，一生中曾经三次到过中国。

　　1928年他作为外交官赴缅甸上任时，途经上海作短暂停留，他形容“当时中国是一个被残酷地殖民化的地方”。

　　1951年，新中国百废待兴，他看到了到处是生气勃勃的景象。当时他率领代表团从苏联出发来中国，给宋庆龄颁发列宁国际和平奖，中方接待宴会上，“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妇女”宋庆龄给他留下了“高贵、美丽”的深刻印象。此行中，他还见到了茅盾、丁玲、艾青等文学界名流，进行了友好的交流。艾青与聂鲁达漫步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品尝风味小吃，在颐和园昆明湖上泛舟时，聂鲁达唱起了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的战歌。艾青称他为“坚强而又纯朴的诗与战斗的兄弟”，从他的声音“可以听到美洲的未来”。

　　1957年，诗人第三次踏访中国，艾青再次陪同，两人一起游历三峡，万里长江的壮美画卷让聂鲁达惊叹不已。万县码头听说书，让聂鲁达对这种类似行吟诗人的艺术形式颇感兴趣，说如有可能，“我也将弹起吉他，唱起我的诗，走遍全世界”。

　　他在访问中国时得知，自己的中文译名中的“聂”字是由三只耳朵（繁体“聶”）组成，顿时兴高采烈地说：“我有三只耳朵，第三只耳朵专门用来倾听大海的声音。”诗人喜欢大海，他一生中居住的地方，大部分在海边。

环境迫压　失望忧郁

　　诗坛巨星死因成谜

　　智利盛产葡萄酒，聂鲁达喜欢喝葡萄酒。他的诗作中，有许多关于葡萄酒的内容，甚至专门有一首长诗《酒颂》：

　　美酒带来春天

　　欢乐的小树长大

　　美酒让围墙倒下

　　让歌声响起……

　　聂鲁达喜欢与友人一起品酒，据说他还喜欢用陶杯而不是玻璃杯。他在黑岛住处的餐厅里，面向大海的窗边摆满了浅色的白葡萄酒瓶，向内一侧则是深色的红葡萄酒瓶。

　　上世纪60年代，国际政坛波诡云谲，聂鲁达曾热情讴歌的苏共暴露出问题，拉美著名革命家格瓦拉离开古巴并牺牲在南美丛林中，拉美很多国家向军事独裁倒退。此时的诗人陷入了迷惘和彷徨，这一时期他的作品格调比较消沉，但抗争的意志仍跃然纸上，他写道：

　　你只要上街

　　便会看见我带着提琴

　　随时准备歌唱

　　随时准备献身……

　　1969年，他接受了智利共产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再次积极投身政治。他参选的目的是促成人民联盟各党派的合作，在人民联盟推举阿连德为共同候选人后，聂鲁达立即退出竞选并全力支持阿连德。1971年，他被阿连德任命为驻法国大使。同年10月，聂鲁达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这一时期，他品尝到了政治和文学生涯的醇厚佳酿。

　　1973年，聂鲁达被确诊为白血病。此时，智利的政治气候也急剧恶化。9月11日，智利军人发动军事政变，总统阿连德死于非命，大量左翼人士被杀害或被迫流亡。9月19日，聂鲁达在病痛和忧郁中住进医院。23日，聂鲁达被官方宣布因病去世。

　　今天，拉美的政治气候已经与诗人当年大不相同。诗人长眠于他一生钟情的海边，如果他地下有灵，不知是否愿意再被惊扰。也许，他更愿意与三五好友饮一坛美酒；或者与自己的爱人漫步于海滩，倾听大海的涛声；至少，他可以相信，自己当年关于青春和战斗的诗歌，并非徒劳的吟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