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莎士比亚在他创作生涯晚期的1608年，撰写了一部据称“最不受欢迎、又争议最多”的作品——历史悲剧《大将军寇流兰》。这部作品直到莎氏死后7年（1623年）才得以正式出版，仍旧寡有亮相舞台的机会。

　　该剧原名《克里奥兰纳斯》，虽以罗马史家普鲁塔克《名人传》记述的古罗马5世纪共和国时代的贵族英雄凯恩斯·马修斯的生涯为底本，却展现出超越时空的思想光芒与艺术魅力，至今仍然鲜有别具只眼、洞若观火的欣赏家。

　　马修斯的故事并不怪诞。他在寇流兰战役中因战功显赫而获得“寇流兰大将军”的封号，被元老院推为执政官候选人；由于他拒绝当众展示战斗中留下的伤疤，以获取平民的支持，两个护民官乘机宣称他为“叛徒”，并放逐了他；他一怒之下走向战场上的对手伏尔斯人，与对方主帅奥菲狄乌斯结盟，合攻罗马；罗马恐慌，罗马的朋友无法阻止他，最终，他的母亲以“祖国”的名义说服了他，而他却因“二次背叛”被伏尔斯人杀死，死后的他依然享有英雄的荣誉，伏尔斯人的主帅亲自为他抬灵。

　　有人说是性格悲剧，有人说是社会悲剧，有人说兼而有之，如斯说法均失之庸常，缺少创意。以马修斯的个性，诚信、耿直而暴躁，宛若性情中人，从政固不适宜，若为战神，如项羽，甚或诗神，如李白，都会傲岸一生，个性到底；以马修斯的时代，城邦制的民主已经萌发，他未必死于非命！然而，马修斯究竟落得“横死”的结局。我因之想到两个予他悲剧的概念——平民与祖国，在此，又都显出悖谬。

　　第一个悖谬出现在马修斯为获得平民选票而降志辱身的时刻，要当执政官，就得求助于他一向蔑视的平民；欲保持贵族的清高，就必须放弃选票。当他拒绝当众展示伤疤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选择了退出，他无意执政。于是马修斯们的骄傲被升格为狂妄、目无余子，被升格为不可曲谅的立场的对立，于是乎平民的民意应运而生——放逐马修斯。

　　第二个悖谬出现在马修斯与伏尔斯人合攻罗马，他母亲说服儿子时祭起的“落魂钟”，便是祖国二字——叛变祖国便荣誉丧尽，遗臭万年。此际，英雄同样身处悖谬：拒绝母命，可酬复仇宿志，却成了叛徒，心何所依；顺从母命，固然息得干戈，却背盟负约，必遭杀身。

　　发人深思的是，恰恰在悖谬之中，厚积的底蕴井喷般爆发出非同寻常的思想力量，且渐行渐远，直至今日。参加柏林电影节的英国人费因斯（影片《大将军寇流兰》的导演）说到该剧要旨——背叛，“莎士比亚并没有给观众答案，到底何种行为可以定义为背叛。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总是要决定如何选择，总是生活在冲突和矛盾中”，他诚惶诚恐地接着说，“我翻拍莎翁经典，甚至有点罪恶感。”

　　悖谬同样产生了非同小可的艺术魅力。该剧提供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说非若是，说是若非”的悖谬审美情趣，莎翁在剧中超前使用了17世纪巴洛克时期创作爱用的“二元对立”的审美法则，并使用了当年尚不多见的偏离传统的构剧法。时至今朝，在我看来，该剧还具有双重结构的戏剧格局和审美格调。观众走进剧场，一个引人入胜的戏剧故事，几个栩栩如生的戏剧人物，足以满足观众表层次的审美需求；而走过层台累榭，雕梁画栋，更有明堂可登，奥室可入，观众大可对寇流兰这一形象进行深层次的审美思考，以期获取崭新的哲理。

　　2007年、2013年，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两度演绎、阐释这部历史悲剧，重新解读这部戏剧，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值得有识之士的认同与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