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音乐家、原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杨立青教授，因病医治无效，6月10日在沪离世，享年71岁。杨立青在作曲、音乐理论、音乐教育、钢琴演奏等领域均有所长，尤其在他当院长的8年多时间里表现出来的爱才、惜才，在音乐圈内有目共睹，为上海音乐学院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杨立青在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时间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学院发展的管理和建设之中，使这所历史悠长的高等音乐学府人才辈出、成果纷涌。他担任各类音乐比赛、作品征集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等音乐活动的评委会主席和艺委会成员，为音乐作品、人才的脱颖而出和上海的文化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还因出色完成上海世博会开幕式文艺晚会第二幕《江河情缘》的创作配乐，在业内获得好评。

　　杨立青先后在沈阳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和德国汉诺威音乐学院攻读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奥地利莫扎特音乐学院客座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驻校访问教授等。作为音乐学者，他长期从事现代作曲技法、管弦乐配器技法的研究，撰写了《梅西安作曲技法初探》《管弦乐配器风格的历史演变概述》《管弦乐配器法教程》《西方后现代主义音乐思潮简述》等重要著作；作为作曲家，他创作了声乐套曲《唐诗四首》、交响叙事曲《乌江恨》、管弦乐《忆》《节日序曲》、交响舞剧《无字碑》（与人合作）、二胡与乐队《悲歌》《荒漠春色》《天山牧羊人》、电影音乐《红樱桃》、五重奏《思》等作品，获奖累累。

——编 者

　　我认识杨立青多年，有一次采访他，问及他在“教授、院长、作曲家这几个名词上你最喜欢哪个？并进行排序。”他回答我：“首先是教授、其次是作曲家，再次是院长。”从此，我习惯见到他就叫杨老师。

　　十多年前，他还在当作曲系主任的时候，我和政协的一位作家合作写上海文化名人传记，我的选题其中就有杨立青，但因为是作曲家，而且从事的还是高雅音乐教学，属于小众群体，这个选题差点就被砍下来，但我还是争取上了。记得在出版签名售书时候，他一口气买了一百本，他回答我：“你们为高雅音乐写文字的不容易，我只是尽点绵薄之力而已。”那天他一个人悄悄来，悄悄去，我觉得我有点怠慢他，事后他说：“书中的人物都是上海文化界前辈名人，我还不够。”其实，当时他在音乐界的地位早已众所周知，他就是这样谦虚的“大家”，怪不得上海音乐学院连门卫都不叫他院长，只叫老师。

　　当了院长，公务很繁忙，但他只要见到我，就希望我多关心上海音乐学院，尤其要关心引进的人才，他指的不仅是海归音乐家，还有从全国各地引进的人才，“多写他们的介绍文章，这是上海音乐的希望和未来”，他还给我开了上音50个引进音乐家的名单，甚至召集作曲系所有老师开会与我认识。

　　如今的研究生处处长、著名作曲家贾达群当年从四川音乐学院引进到上海，杨立青专门打电话给我说，“贾达群是个很有深度的、也很有能力的作曲教师，你应该听听他的音乐，和他聊聊”；如今的现代器乐系主任、双排键演奏家朱磊，当年不过三十余岁，也是杨老师打电话和我说，“这个乐器虽然知名度不高，但有潜力，有发展空间”；十多年前的打击乐知名度并不高，他有一次告诉我，“打击乐在国外发展已经如火如荼，我们国内还一穷二白，你应该关注这个乐器的发展，你不仅要认识李名雄这些打击乐名家，你也要认识杨汝文（如今的现代器乐系副主任，打击乐演奏家）这些年轻人，他们才是上海音乐发展的后起之秀”；我撰文介绍古筝演奏家罗小慈，他给我打电话补充“这是个‘才女’，今后会大有发展”；海外回来的作曲家瞿小松、谭盾，歌唱家陈其莲，大提琴演奏家曹敏，单簧管演奏家赵曾茂，琵琶演奏家李景侠，竖琴演奏家张小杰，大管演奏家刘照陆，小号演奏家陈嘉敏等等如今都是上音赫赫有名的教授，都是他引荐或者在不同场合介绍我认识，从而使我第一个在媒体发表出介绍他们的文章，后来我发现他推荐的这些人都不是常见的乐器教师，恰恰多是“稀有”品种的教师，这也说明了杨老师在上音教学和发展上的前瞻性，如今也恰恰证明了这些“稀有”品种在国内专业院校的地位已经名列前茅。

　　我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他推荐给我的名单，这些名单如今都是上音的栋梁。值得一提的是，他每次看完我写的介绍上音教师的文章都会抽空给我打电话或者让旁人转达他的谢意，并且也时不时提出他自己的一些意见，还建议我整理出来汇编成《中国乐坛群音谱》一书在上音出版社出版发行。

　　记得我曾经撰文呼吁上音领导应该扶持和发展自己的实验性民族乐团，他看到我写的文章，当即找我面谈说：“我从来没有不支持民乐团的建立和发展呀，但我觉得首先是民乐系自己要动起来，也就是自下而上，管弦系的乐团就是这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我不会偏心，因为中国的音乐发展最后还是归结于民族音乐的发展。”

　　如果说今天我作为一个音乐媒体人和上音众多音乐家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写了很多音乐家的文章，也做了很多音乐家的音乐会，没有杨老师当年的指点和指路，那是不可能的。

　　杨老师走了？我觉得杨老师没走，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