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种依靠记忆和象征符号体系而维系的社会共同经验。作为文化活动的方式之一，文学创作有责任通过文学叙事建构国家和民族记忆，通过文学形象塑造并丰富文化符号系统，参与社会共同经验这一价值和意义体系的建设，推动文化共识的形成、社会共同经验的巩固。文学也由此获得存在依据和上升路径。

　　当下，中国文学持续地走向繁荣，文学创作总量在不断加大、老中青作家创作各展异彩、网络文学影响日增。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更增加了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关切度。这些构筑了文学发展的坚实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与巨大社会转型中的文化期求相比，文学还尚未展现出足够的建设性姿态。在价值和意义体系呈现复杂化、多元化、动态化的变动过程中，文学作为文化建构活动的自觉性，以及为文化建构提供有效成分的能力，都还亟待提升。

　　尤其令人忧虑的一种病象是，文学创作似乎更乐于也长于不断解构基本的价值和意义，却拙于或不屑于给出富有文化建设性和确定性的价值。这一问题的存在，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其原因固然非常复杂而深刻。而从文学自身来看，这与创作者的创作理念和自我体认有很大关系。

　　几十年西方文学思潮不断发酵，从现代主义对个体本位、形式本位的大肆张扬，到后现代主义对多元化、不连续性和相对性的过度强调，均深刻影响乃至左右着中国文学的创作理念和走向。这种以异质文化的文化立场、思想逻辑和美学原则为号令与标杆的创作，极大地消蚀了文学以社会共同经验为基础创造文化符号和在本土文化现场梳理意义、价值的意愿与能力。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带来了更强烈的冲击。西方学者这样定义后现代主义，它意味着拒绝接受下列观点的当代思想运动：整体、普遍价值观念，宏大的历史叙述，人类生存的坚实基础以及客观知识的可能性，怀疑真理、一致性和进步，反对其所认为的文化精英主义，倾向于文化相对主义。这给当下作家怀疑一切价值、解构一切意义提供了依据，也为其退回自我，割断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放弃公共价值而沉迷于私人写作提供了理论庇护。

　　另一重要原因是在加快市场化进程中，传统作家身份和作家群体生存姿态发生变动。在市场化、商业化的冲击下，作家主体意识的失落和自我身份认知上的转换，使得无论传统意义上的“士”的精神还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追求，均遭到解构。精神灯塔和火炬、灵魂的工程师、社会的良心，在很多人那里，变成了以自我表达和生计操持为目的的“码字工”。对于这一变化，一些作家非但没有危机感，反而津津乐道，甚至引以为荣。文化意义上的“我是谁”的追问，被狭隘的个人情怀和利益考量轻易置换。这种退场，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使文学在价值和意义上的供给变得极为短缺。

　　文化的建构，其意义在于一个民族和社会的精神整合，也在于个体的安顿和皈依。每一个体，都要在社会共同经验和价值意义体系参照下，寻求理想的生存方式和人格建构。现代生活加剧了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利益诉求上的分层化、多元化，但一个民族总要融汇和呈现某种整体性的、吸纳个体认同和归属的文化特质。文学正是在这样的需求和生产过程中体现特殊功能，实现艺术品质上的超越。对作家而言，事实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里，无论作家多么体现出个体劳动的特征，但他的产品都是社会性的、具有文化意义的。身为作家，就需要把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扛在肩上，不能把顾影自怜，与社会的疏离、逃避以及牢骚抱怨这样狭隘的个人情怀当成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叙事。

　　文学能否体现出文化建设性，在于作家群体能不能从自身出发，以建设性的姿态投身文学创作。这种姿态至少有这样一些表现。

　　——多一些社会共同经验的讲述。今天的许多文学作品，读起来让人倍感隔膜，一方面是许多文学创作以异域文化逻辑框套本土、现实生活经验的问题，一方面是许多作家过于沉浸于个人体验，有意无意地离开了社会共同经验讲述。更为要害的是，许多人认为如此才回到了文学的根本。这就造成了文学作品中社会共同经验的匮乏、社会意义的缺失，也孤立了文学自身。文学作品当然源自作家的独特感受，源自作家自我精神世界的发育，但最终决定其生命力的，是对当下或历史的社会经验的深刻体察和有效讲述。这种经验，是有传承性、共通性和可借鉴性的，它是人们在满足审美期待的同时，对文学的重要需求，是文学性的基础，也是文化建构力的基础。古往今来的文学经典，无不在说明这样的道理：文学立足于社会现场，经由个体生命的体验与表达，承载起对社会生活的记述、再现和反思，方能从中获得真实生动的讲述方式和叙述载体，获得亲切丰富的情感交融和广博厚重的意义生成，让作品释放出文化寓意、诗学光彩和生命能量。它要求作家把文学创作的过程，视为一种个体生活体验上升为社会共同体验的过程，置身现实生活，不断探索、发现、追问、给予的过程。

　　——多一些价值观照。有人评价，现在许多文学有故事没有思想，有语言没有精神。在很多作品中，没有善恶立场，没有是非考量，作家只是貌似客观地进行文学叙事，却没有给出价值判断。放弃价值观照，使创作主体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思想缺席，让文学作品成了意义和价值的真空地带。在一些作品里，随处可见的，是人的脆弱与无力、人与人的隔膜和冷漠、对未来的绝望。值得持守的价值——信任、友谊、奉献、宽容、崇高、责任等等一一被怀疑和消解，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断裂，人被描绘成孤悬于意义世界的浮游之物，仅剩单纯的生理体验和物欲的狂欢。而文学的根本价值不是展示看到的虚无，而是要给人抗拒虚无的精神力量；不是一味在消解意义中制造文化废墟，而是要坚持用价值观照现象，坚守文化固有的优秀价值和维系人类生存的意义体系，同时在文化的碰撞和剧变中，发现新的价值和意义。

　　——多一些理性书写。文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客观、科学地认识社会是作家最重要的文学能力。缺少理性的认识必然带来缺少理性的文学想象和文学书写。有代表性的是当下颇有市场的官场文学和职场文学。在许多官场文学里，我们只看到作家对政治文化认识的极端形式和作家对政治文化的偏激想象，却忽视了政治文化对于维系和推动社会的意义，遮蔽了政治文化中的理性力量。在“宫斗”式的职场文学里，只能看到“他者”力量对生活和人精神世界的钳制，对人的尊严的剥夺和对人性、道德的扭曲。这样的文学，其共同特征是，预设了一个无秩序、无理性、无道德底线、无文化禁忌的社会生活背景，给出的精神出口，不是人的理性精神对物质羁绊的超越，而是人在欲望支撑下的悲剧和失败。它武断地宣告和铺陈生活即如此，但缺少对“为何”和“何为”的理性思索。而作家多一些理性书写，则不仅意味着创作中必不可少的理性选择和表达，更包括重视文本背后意义世界的理性建构，以及对文学最终价值抵达的理性关切。

　　中国文学正在为世界、为我们每个人绘制着中国的社会影像和精神图谱。它能否提供中国社会真实、客观、完整的文化形象，能否具有历史意义地获得和成就文学的中国经验，能否为人类文明贡献自己的文化叙事，取决于中国作家的创作立场和姿态。文学是一字一句写出来的，每一个字句都应该浸透价值和意义，都充满希望地指向中国文学和民族文化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展示对文化的建设性姿态，体现对文化的建设性意义，已经成为一种历史要求，成为对文学灵魂的深切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