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李文海先生不幸因病于近日逝世，学界深感痛惜。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心系学术，笔耕不辍，殚精竭虑，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去世前一天，他刚刚完成为《清史研究》撰写的学术论文《〈聊斋志异〉描绘的官场百态》。长期以来，先生一直是光明日报的热心读者和重要作者，生前在本报史学专刊发表了大量脍炙人口、发人深思的精品佳作，深受读者好评。经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及先生亲属协商，决定由本刊发表先生的这篇绝笔，以此作为对先生的缅怀和纪念。

　　——编者

　　郭沫若在蒲松龄故居聊斋堂上写了这样一副楹联：“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这十六个字，简明、精准地概括了《聊斋志异》这部文学巨著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

　　蒲松龄自己称《聊斋志异》是一部“孤愤之书”（《聊斋自志》）。他通过谈狐说鬼，讲神论怪，宣泄和倾吐着自己对种种社会现实的满腔悲愤。书中涉及的社会问题林林总总，而着力最多的，还是“刺贪刺虐”，对官场黑暗的无情揭露。

　　下面我们来看看蒲松龄笔下描绘的官场百态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

“今日官宰半强寇”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经借一位姓徐的商人同“夜叉国”人的对话，讨论了“官”是什么的问题。“问：‘何以为官？’曰：‘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为官。”（卷三，《夜叉国》。以下凡引用《聊斋志异》者均只注篇名）这里对于官的描写，主要强调了他们安富尊荣、威风八面、颐指气使、睥睨群下的一面。那么，这些声名显赫、位高权重的官员们的行径和作为，又是怎样的呢？

　　“老龙舡户”讲的是出没于南海的一群江洋大盗，他们“以舟渡为名，赚客登舟，或投蒙药，或烧闷香，致客沉迷不醒；而后剖腹纳石，以沉水底”。但历任有司，对报案者“竟置不问”，结果是“千里行人，死不见尸，数客同游，全无音信，积案累累，莫可究诘。”直到朱徽荫“巡抚粤东”，才把那些江洋大盗缉捕归案，无数无头公案得以昭雪。对此，蒲松龄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剖腹沉石，惨寃已甚，而木雕之有司，绝不少关痛痒，岂特粤东之暗无天日哉！”“彼巍巍然，出则刀戟横路，入则兰麝熏心，尊优虽至，究何异于老龙舡户哉！”（《老龙舡户》）这段话讲得很清楚，那些泥塑木雕一样对百姓痛痒不闻不问的官员，虽然“出则刀戟横路，入则兰麝熏心”，冠冕堂皇，灸手可热，其实同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没有什么区别。可惜的是，这样暗无天日的政治，并不只是粤东一地，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成仙》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山东文登一位家道殷实的“周生”，因小事同“黄吏部”发生纠纷，黄仗势串通邑宰，将周生家的仆人“重笞”一顿。周甚感不平，“欲往寻黄”。周的一位好友“成生”力劝之，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强梁世界，原无皂白。况今日官宰半强寇不操矛弧者耶？”把当时的官宰说成大半是不打旗号的强盗，由这些人来统治，世界当然就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可惜周生不听，非要同邑宰去争个曲直，结果惹恼了邑宰，不仅把他抓了起来，“搒掠酷惨”，“绝其饮食”，还贿迫监狱中的“海寇”，“使捏周同党”，必欲置之于死地。在严刑逼供之下，“周已诬服论辟”，最后全靠着成生多方营救，才得以“朦胧题免”（《成仙》）。这是又一次把官员比作盗寇的例子。

　　在更多场合，蒲松龄常把那些残民以逞的官员比作吃人的猛兽，悲愤地说：“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梦狼》）《三生》一文描写了一位姓刘的孝廉，前生是缙绅之家，但“行多玷”，作恶颇多。死后始罚作马，继又罚作犬，最后则罚作蛇，“满限复为人”。借这个故事，蒲松龄发了这样一段议论：“毛角之俦，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所以然者，王公大人之内，原未必无毛角者在其中也。”（《三生》）这篇文字不但暗示“王公大人”们如果作恶多端，难免变成犬马之类，而且特别指出，其实“王公大人”之中，原本就有“毛角之俦”在。这段略显隐晦的话，如果说得直白一点，无异直指某些“王公大人”不过是“人面兽心”的“衣冠禽兽”。

　　如所周知，《聊斋志异》写狐，其实是在写人。书中讲了一狐仙，化作一位老翁，却并不掩饰自己的身份，有人来访，“无不伛偻接见”，“独邑令求通，辄辞以故”。问其原因，回答说：“彼前身为驴，今虽俨为民上，乃饮米而醉者也。仆固异类，羞与为伍也。”（《潍水狐》）“饮而醉”是一个典故，原意是说，只要有钱，即使不喝酒也醉了，也就是见钱眼开的意思。驴之为物，体大气粗，表面威风凛凛，但扔给一点草料，也就“帖耳辑首”，实在同贪官的形象十分相像。所以蒲松龄评论说：“以此居民上，宜其饮而醉也。愿临民者，以驴为戒，而求齿于狐，则德日进矣。”这可以说是对前面“王公大人”中不乏“毛角之俦”的呼应。

　　《黑兽》叙述的故事十分简单，讲的是一只老虎遇见一不知名的黑兽，竟觳觫战栗，延颈就死的事。对此，蒲松龄发表议论：“凡物各有所制，理不可解。如猕最畏狨；遥见之，则百十成群，罗而跪，无敢遁者。凝睛定息，听狨至，以爪徧揣其肥瘠；肥者则以片石志颠顶。猕戴石而伏，悚若木鸡，惟恐堕落。狨揣志已，乃次第按石取食，余始閧散。余尝谓贪吏似狨，亦且揣民之肥瘠而志之；而民之戢耳听食，莫敢喘息，蚩蚩之情，亦犹是也。可哀也夫！”（《黑兽》）猕和狨都是猿的一种。书中所说狨和猕的关系，是否合乎科学，我们不必深究，因为谈论这种动物关系不过是一个由头，要旨是从中引出官与民的关系来。上面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谴责“贪吏似狨”，对无拳无勇的“民”择肥而噬，谋财害命；一是哀叹小民们面对着“贪吏”的敲骨吸髓，狼吞虎咽，只能“戢而听食，莫敢喘息”。这既反映了对贪官污吏的强烈愤恨，也表达了对被欺压、被凌辱的底层群众的深切同情。字里行间，充溢着对那些生存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处境下的老百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怆与无奈。这种鲜明的爱憎情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令人发指的“官贪吏虐”

　　《聊斋志异》通过一个个故事，将许多“官贪吏虐”、“官虎吏狼”的具体情景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促织》的故事直接涉及最高统治者封建帝王，所以蒲松龄不得不把时间设定在明宣德年间。由于皇帝喜欢斗蟋蟀，便要求各地把蟋蟀作为“常供”的一种贡品。地方官吏“假此科敛丁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帝王的小小喜好，到了基层便变成按“丁口”搜刮聚敛的借口，甚至弄得一些家庭鬻妻卖子，倾家荡产。对此，蒲松龄说：“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促织》）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上者的言行稍一不慎，到下边就往往会形成一场灾难。

　　其实，贪官污吏们可以把任何事情变成压榨百姓、大发横财的机会。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清廷为了平定葛尔丹叛乱，用兵于广大漠北地区。“其地不毛，间或无水”，军粮的供给便成为很大的问题。朝廷决定用钱购买民间骡马运粮。山东长山一个姓杨的县令，“性奇贪”，便“假此搜刮，地方头畜一空。周村为商贾所集，趁墟者车马辐辏。杨率健丁悉篡夺之，不下数百余头。四方估客，无处控告。”（《鸮鸟》）这个杨县令竟然置军国大事于不顾，热衷于借机肥私，不但将地方牲畜搜刮一空，而且胆大妄为，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派兵抢掠商贾的马匹。面对这样的暴政，受害人固然是控诉无门，杨县令虽然遭到舆论的讥讽，却并没有受到任何惩处。

　　贪官污吏们为了聚敛财富，怎样不择手段、泯灭人性，书中不乏记载。安二成的妻子臧姑因为家庭矛盾，涉讼官府。“官贪暴，索望良奢”。贪官一面对臧姑严刑拷打，“械十指，肉尽脱”；一面向其丈夫大肆勒索。安二成“质田贷赀，如数纳入”，最后不得已将田产悉数卖掉，才了结这场官司（《珊瑚》）。还有一位姓夏的商人，偶然从自己的院墙下挖得一个装满千余两白银的铁瓮。此事为邻人妻窥见，出于妒忌，“潜告邑宰”。“宰最贪，拘商索金。妻欲隐其半。商曰：‘非所宜得，留之贾祸。’尽献之。宰得金，恐其漏匿，又追贮器，以金实之，满焉，乃释商。”（《钱卜巫》）贪官对老百姓财富的掠夺完全是竭泽而渔的方式，不让有涓滴的“漏匿”。在另外一个故事里，描写了“湖南巡抚某公”，派人押解饷银六十万赴京，途中饷银被盗，“荡然无存。”巡抚多方追查，却收到了这样一封信：“汝自起家守令，位极人臣。赇赂贪婪，不可悉数。前银六十万，业已验收在库。当自发贪囊，补充旧额。解官无罪，不得加谴责。”（《王者》）这位巡抚看到这封信，“面色如土”，不敢再追究，马上设法补解。几日以后，惊吓而死了。我们从“赇赂贪婪，不可悉数”几个字中，不难想见有多少家庭被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聊斋志异》对贪官鞭挞的主要矛头所向，或者是“位极人臣”的“王公大臣”，或者是开府建衙的“封疆大吏”，大都是当时政治舞台上的中高级官员。这当然不难理解。因为高官们身居要职，手握重权，一旦身涉贪贿，其恶劣影响及社会危害就特别严重。而且上行下效，一个贪渎成性的高官，往往成为一群贪官的保护伞，在破坏政治秩序和败坏社会风气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也还有另外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小官大贪，如该书所指出的：“官卑者愈贪，其常情然乎？”（《梅女》）一些底层官员、甚至那些被称为“不入流”的身份低微的差役、书吏、门丁之类，只要手中握有一点权力，也往往会对小民多方刁难，百计勒索。而且因为这些人直接同百姓接触，许多具体事务都经彼等之手，“地方公事，如凡捕匪、解犯、催征、护饷之类，在在皆须其力”，是“为官之爪牙，一日不可无，一事不能少。”（何耿绳：《学治一得编》）这就为他们残民敛财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且正由于他们身份低贱，连封建道德都失去了对他们的约束力，为非作歹时就更加无所顾忌，胆大妄为。因此，老百姓对这样一些人就更加有着切肤之痛。《聊斋志异》在评事论理时，极少使用不留余地的绝对化语言，但在谈到对“公役”的态度时，却讲了这样一番话：“余欲上言定律，‘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故能诛锄蠹役者，即为循良；即稍苛之，不可为虐。”（《汪秋月》）说“公役”无不可杀，自然有点过分，但在这种咬牙切齿的诅咒背后，反映了群众的满腔委屈和无比愤恨，却是不可忽视的现实。

　　封建官僚是集行政权与司法权为一身的，断狱判案是他们的主要公务之一。司法不公是社会不公的最突出的表现，也是贪官们弄权纳贿的主要渠道。贪赃必定枉法，在这方面，卑劣和无耻也表现得最赤裸裸和明目张胆。对此，《聊斋志异》作了这样的描述：“一人兴讼，则数农违时；一案既成，则十家荡产。”“每见今之听讼者矣，一票既出，若故忘之。摄牒者入手未盈，不令消见官之票；承刑者润笔不饱，不肯悬听审之牌。蒙蔽因循，动经岁月，不及登长吏之庭，而皮骨已将尽矣！而俨然而民上也者，偃息在床，漠若无事。宁知水火狱中，有无数冤魂，伸颈延息，以望拔救耶！”“官问不及，吏诘不至，其实一无所用，祗足以破产倾家，饱蠹役之贪囊，鬻子典妻，泄小人之私愤而已。”（《冤狱》）这一段话，既揭露了官吏以权谋利的种种手法，又诉说了小民在冤狱面前的悲惨境遇，无异是一篇对黑暗刑狱制度的血泪控诉书。

　　贪官心态的深刻揭示

　　贪风炽盛之处，必定吏治败坏，贿赂公行，公理荡然，民怨沸腾。《聊斋志异》在涉及官府事务时，通过贿赂以枉法谋私的情节随处可见，俯拾皆是。例如：“以具（巨）金贿上下”，本拟死罪者“得不死”（《姚安》）。大盗落网，可“以重贿脱之”（《刘夫人》）。官吏治狱不公，遭上司追究，“纳数千金”，即可“营脱”（《成仙》）。官员获罪，“罚赎万金”，即可免刑（《青梅》）。一人涉嫌“讼诬”，拟严办，“啗以重贿，始得免”（《陈锡九》）。一“狂生”因与某刺史为酒友，“凡有小讼求直者，辄受薄贿，为之缓颊，刺史每可其请”（《狂生》）。官员欲谋“迁擢”，需“赉银如干数赴京”钻营打点（《遵化署狐》）。夺人妻女，以“货产行赇”，官府反将本夫“拘质”（《霍女》）。有的本属冤枉，也需要“醵钱贿役”，以免遭凌虐（《陈锡九》）。如此种种，不一而足。甚至有的人通过贿赂，妄攀无辜，祸及良善，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人于死地（《云梦公主》、《陈锡九》）。几乎整个社会风气都变了，形成了“生死曲直，不断之以法，而断之以贿”的怪现象。将以上种种联系到一起，就使读者有充分理由相信，在那样一种政治生态下，公正敛迹，正义不伸，法律已经沦为权力和金钱的奴仆。

　　贪赃枉法需要冒巨大的风险，上则国法难容，官德不齿；下则千夫所指，万人唾骂。一旦事情败露，难免声名扫地、身败名裂。为什么许多官员还是如飞蛾扑火，甘冒不韪呢？他们究竟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我们来看看《聊斋志异》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续黄粱》描写了一个醉心功名利禄、渴求高居人上的青年士子，在梦中经历了“一言之合，荣膺圣眷”，在天子的恩宠下，大富大贵，权势煊赫，由于擅作威福、百计聚敛、纵情声色、作恶多端，最终一朝失势，沦为狱囚，甚至难逃天谴，坠入“九幽十八狱”的故事。虽然鲁迅认为此篇事迹，“颇有从唐人传奇转化而出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但不论从内容之丰富，抑或文采之华美，都决不是《枕中记》或《邯郸梦》的简单复制和演绎，而是真正的艺术再创作，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主人公的短短一梦中，浓缩了当时宦海凶险、仕途龌龊的众生相。当主人公高居于权力颠峰时，“撚髯微呼，则应诺雷动”，“公卿增海物，伛偻足恭者，叠出其门”，“公卿将士，尽奔走于门下，估计夤缘，俨如负贩，仰息望尘，不可算数。”甚至“奴仆一到，则守、令承颜；书函一投，则司、院枉法”。如果“有杰士贤臣，不肯阿附，轻则置之闲散，重则褫以编氓。甚且一臂不袒，辄迕鹿马之奸；片语方干，远竄豺狼之地”，真可以说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一旦失宠，从权力的顶峰跌落下来，则“科道九卿，交章劾奏；即昔之拜门墙、称假父者，亦反颜相向”，终于众叛亲离，成为影单形只的孤家寡人。

　　这位黄粱一梦的主人公，在手握重权、身居高位之际，叱咤风云，颐指气使，却又毫无奉公尽职、为国为民的观念，“不思捐躯摩顶，以报万一”，“国计民生，罔存念虑”，当然就经不起金钱美女的种种诱惑，利用权势，大肆搜刮，“平民膏腴，任肆蚕食；良家女子，强委禽妆”，不是“仗势凌人”，卖官鬻爵，就是“声色狗马，昼夜荒淫”。“接第连仟者，皆畏势献沃产，自此富可敌国。”（《续黄梁》）

　　他们难道不怕人们的抗拒、愤怒和揭露吗？对此，贪官们自有一套奇特的逻辑。《梦狼》中弟兄俩的一段对话，极为典型地吐露了大多数贪官的心声，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事情的缘起要从直隶一位姓白的老人说起。老人有两个儿子，长子在南方做官。一日，老人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到了儿子的衙署，看到堂上、堂下都是恶狼，台阶上则白骨如山。儿子竟然用巨狼衔来的死人“聊充庖厨”。老人正惊疑间，忽见两个“金甲猛士”将其子锁住，其子“扑地化为虎”，“虎大吼，声振山岳。翁大惧，忽醒，乃知其梦。”这个梦让老人很不放心，便派次子往探究竟。“弟居数日，见其蠹役满堂，纳贿关说者，中夜不绝，流涕谏止之。甲曰：‘弟日居衡茅，故不知仕途之关窍耳。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弟知不可劝止，遂归。”（《梦狼》）为什么对待百姓可以如狼似虎，作威作福呢？因为“黜陟之权”，“不在百姓”。所以，人民群众的生死存亡、哀痛疾苦，自然是不必放在心上的，只要把“上台”伺候好了，“便是好官”。能够得到上司的喜好与信任，不管贪赃枉法也好，草菅人命也好，都可以在仕途一帆风顺，飞黄腾达。在那个时候，没有群众监督，没有舆论监督，也没有健全的制度监督，上面这样的思想自然更是为许多无耻之徒奉为圭臬，使自己的贪渎行为有恃而无恐了。

　　我们把《聊斋志异》关于贪官心态的揭示作一个简单的概括，就可以看出，主要是他们无力抵御和抗拒权力与金钱的诱惑。在掌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又缺乏有效监督的时候，他们不能自制，恣情妄为，以权谋私，巧取豪夺，擅权枉法。在雕梁画栋、锦衣玉食的巨大物质利益面前，他们目眩神迷，穷奢极欲，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纸醉金迷。这双重诱惑，使得他们不惜以身试法，铤而走险。这样，官吏贪贿的现象就成为社会的毒瘤，不但长久存在，而且不断蔓延扩散，以致于在那个时代，“求一真正清廉之吏，几等于麟角凤毛”了。

　　蒲松龄生活的时代，主要是清初顺治、康熙年间。到他的晚年，开始进入“康乾盛世”。总的来说，这时清朝统治渐趋稳定，国家的统一得以实现，版图有所扩大，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文化也有了一定的繁荣，人口有了迅速的增加。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封建统治的黑暗和残暴，依然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老百姓的头上，人民照样遭受着各种各样难以挣脱的苦难。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所谓的“盛世”，决不是老百姓的极乐世界和幸福天堂，人民不过是像鲁迅所说，生活在一个“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已（《坟·灯下漫笔》）。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可以把《聊斋志异》看作是一曲“盛世悲歌”。毛泽东同志把《聊斋志异》同《红楼梦》、《金瓶梅》相并列，称这是中国小说中写社会历史的难得的三部书。细读《聊斋志异》对官场百态的描写，有助于我们对清代社会历史的进一步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