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新北京:三十年无法归拢的“新京派”

时间:2013年06月21日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

文学北京

  老北京,过去叫帝都气派;新北京,现在叫人民首都。这两个北京的重叠,蕴含着多少能量!如若论到文化,其源远流长与厚重沉郁理所当然。如若说到文学,海纳百川而气象万千,自然也可想而知。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酝酿之地,北京无疑是现代白话文学的活动中心。现代大部分的政治文化变动都从这里出发,文学当然也不能例外。说起文学,人们最热衷于使用的一个概念却是“京派文学”或“京味小说”——这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丰厚遗产,这份遗产也几乎压得当今的北京文学喘不过气来。这一指称固然非常鲜明地把握住北京文学的地域特点,但却无法把握住这个地域中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反倒遮蔽了它的无限多样性。在今天,当我们尝试用“新京派”来描述当代时段的北京文学时,显出了更大的难度。很显然,只有放弃由几个人构成的典雅散淡气韵横秋的“京派”想象,北京这个地界上的文学才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更具面向未来的无限活力。

  地理,显然不只是一方水土或天文气象,也不只是旧墙遗址或人文景观,对于当代北京来说尤其如此;它的地理意义在于它不仅是政治文化汇集之处,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原创地。因此,作为社会变革的最为敏锐直接的反映,北京文学的文化地理特征由此显现无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革,都在文学中表现出来。而当文学具备了自主行为能力时,北京这个地界上的文学以它独有的招式预示着社会的动向、情感的期盼、思想的志趣、言语的更新——这或许是新北京文学的特质。

  纵览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风云际会,阅不尽60年沧桑,我们只能把目光锁定在“文革”后这30多年的历史。然而,当我们将目光定在历史翻页的这一举动时,不得不往前游移。因为“文革”后北京文学翻开的新篇章是以朦胧诗为首,而朦胧诗则要前溯至上世纪70年代初的白洋淀时期,也就是朦胧诗的地下时期。多年过去了,当年北京那些少年写下的诗句,镌刻在历史新纪元的石柱上。“文革”后,“伤痕文学”翻开了反思“文革”的历史大幕,北京涌现的一批作家,站到现实前列,充当思想解放运动的马前卒。固然,“伤痕文学”命名权由敏锐的海上文坛夺得头标,但刘心武“伤痕文学之父”的称谓,确认了北京文学在新时期所做的卓越贡献。随着张洁、从维煕、邓友梅、汪曾祺、林斤澜、陈建功几位的登台,给新时期文学以强劲的活力。新时期的文学主帅——王蒙的出场,他的一系列作品,尤其是《活动变人形》,使文学的历史反思有了深远沉着的底蕴。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风起云涌,变革从历史深处涌动。《北京文学》因为有了李陀这个闯将,呼风唤雨,聚集起一批跃跃欲试的现代派前锋,王蒙、李陀之后紧接着是张辛欣、刘索拉、徐星,这是中国最早进行现代派实验的作家群。意识流、荒诞派之类的牙牙学语,在那个时代无异于先锋派的怒吼。现代中国的老京派,深居于胡同四合院墙之内,何尝有此等气派!接着就是“寻根”,那是李陀、钟阿城、刘恒、郑万隆呼应着偏居华夏各个地界的作家所做的一次影响深远的探索,至今还是文学史上长盛不衰的话题。

  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坛横空出世一批先锋派,为汉语小说的艺术品性挑战现代主义高地冲锋陷阵。看看他们的阵容:马原、洪峰、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北村、潘军、吕新……他们南北相杂,但不能忽略的一点是,他们早年大多都在京城八里庄鲁迅文学院那个荒凉小院里读书写作,得益于那一方水土,才能出道,剑走偏锋。苏童当年在北师大求学,铁狮子坟地上到处留下他的足迹;余华自从在八里庄就冷眼旁观“世事如烟”,看透“现实一种”,他就在北京城里安居乐业,近30年还不能成就一个新北京人吗?格非现在稳居京城,满头华发,俨然有清华园里文学导师模样。同样还有曹文轩,虽为江苏盐城人氏,与格非的故乡一衣带水,如北大清华一墙之隔,曹文轩在北大校园已有30多年,颐养坦荡之气,标举唯美风格,成就儿童文学的大家气象。他们都与京派脱不了干系。

  要论接上北京文学地气的,那就非史铁生莫属。他摇着轮椅穿过地坛,给北京地界留下清晰的精神印记;张承志高亢激越,他的《心灵史》是中国文坛不能承受之重,但在北京地界上有一条属于他的路径。

  如今文学探索风气已经戛然而止,但只有京城还有流风余韵,雄心不死。宁肯、李洱、邱华栋、王刚、蒋一谈以及更年轻的石康、晓航、冯唐、徐则臣,他们中有几位生长于北京,更多则来自天南地北。北京这一方水土能养育旺盛的创作激情,特别是能穿行于新北京的生活现场,展现当今时代跌宕奔涌生生不息的社会景观。今天,新北京的变化,喜悦、快感和痛楚,被他们撕成棱角分明的语言碎片。

  要说老北京遗韵,可以数出刘庆邦、王梓夫、凸凹,他们年龄参差不齐,但韵味有一脉相承之处,那是一种京郊情调,承继着浩然、刘绍棠的乡土北京叙事,参考汪曾祺、林斤澜的京韵老调,又赋予时代的新品质。叶广芩的情况特殊,身为北京人后移居西安,但北京作家群从来把她当作看家人,因为失去叶广芩,今日京派韵味就少了那种老汤原汁了(读读《豆汁记》就可理解这一点)。

  若论新北京神气,就要推刘恒、邹静之、王朔、王小波,可惜,前二位成了影视巨擘,不过影视剧本也不妨归入文学,他们的作品还属于文学成就。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既是开风气之作,也是京味小说不可多得的精品。王小波英年早逝,要不他会成为“新京派”的一员主将,而留下的作品,已经可以撑起“新京派”的一方天地。本来最早涉足影视的王朔,对于当代文学转型影响最为有效,如此的叛臣逆子,却是“新京派”最无争议的人选,这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却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他对当代新北京城市生活的表现,对北京年轻人个性和心理的表达,给当今北京口头语添油加醋,如此多的生动趣味,令人刮目相看。另外,他对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文学生存方式、作家生存状态以及作家的姿态和价值标向,做了如此多的改变。尽管我们可以不接受他,甚至拒绝他,但是我们在内心是要承认他的。这就是新北京可能的“新京派”,何其雍容,何等神气!

  京城文坛,巾帼英雄辈出,虽无海上名媛那么娇艳妩媚,但她们英姿勃发,坚守文坛,沉着写作,内心却有无比真情,依靠的是文学本身说话。林白以她独异的叙述语言,就敢打一场“一个人的战争”;陈染“无处告别”,也安于“站在无人的风口”;毕淑敏开出的“红处方”让多少读者霍然痊愈!徐小斌像“羽蛇”一样在神奇的想象界里飞翔,或者重温“德龄公主”旧梦;徐坤在某个夏天弹响“八月狂想曲”,在奥运场馆之间绕梁三月;徐虹即便是在“青春晚期”,依旧在北京街头徜徉……京城里的女作家,其实还要算上虹影和严歌芩,她们两位虽然曾久居海外,但如今都在京城安家。这两位作家的国际知名度颇高,是国内文坛不得不接受的事实。严歌芩现在已经成为国内影坛炙手可热的编剧,没有人会怀疑,她是中国最优秀的女作家,堪与王安忆比肩。如果以此观点,那就还要算上铁凝,她从燕赵慷慨悲歌之地来到京城且居庙堂之高,文学本色却多有京城底蕴,读读《永远有多远》就知道她与北京关系有多深。

  新北京城里,还有一大群诗人,很不诗意地栖居在京城不同的院落楼群里,但在90年代文学转向之后,这一批诗人却是中国诗歌的守望者。朦胧诗那代人如今只偶尔写诗,第三代诗人俨然成为当今中国诗坛的中坚。欧阳江河在90年代初就已经意识到“我们是一群语词的亡灵”,但是他没有放弃责任,穿过“傍晚的广场”,还是写下了《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为这个时代留下灵动神奇的证词。西川的《为海子而作》被诗评家张清华誉为“知音范本”。王家新声明“注定要以一生的倾注”读诗,并且“忍受风雪扑打”。臧棣一直在燕园纪事,并且采集来“新鲜的荆棘”,故而他的语词柔韧有刺却能穿过90年代的庸常琐事。当然,还有姜涛、胡续冬、沈浩波……这些更年轻的诗人,他们的诗意可谓流宕着新北京的高调。

  京城里藏龙卧虎,中国文坛几位扛鼎之人在北京城里住下30年有余,说说他们的名字:莫言、阎连科、刘震云,齐鲁大地,中原气象,都在北京融会贯通,北京的文学地理何尝不是中国文坛的半壁江山!

  值得提到的或许还有北京城里各个高校、研究机构和媒体中活跃的文学批评家,如果文学活动离不开文学批评的话,那么祖国各地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京城里的批评家。就这30年来,北京地界上的批评家是中国文学创新探索最热烈的鼓吹者,也是文学理论批评话语转型升级最有效的推动力。如果人们承认今天的文学批评更多学理含量,更多睿智锋芒,更多风格情趣的话,那么京城里的批评家的工作不能抹煞,他们的能量不能低估。

  也许我们更不应该遗漏年轻的70后、80后以及网络作家群,这个群体是如此庞大,如此有活力。我们也只能列举几个代表人物,如张悦然、崔曼莉、安妮宝贝、郭敬明、笛安、唐家三少……他们都不是老北京,但看架势已经扎根在北京了,他们其实在构筑一个极具活力的新北京文坛,甚至传承另一个文脉。京城代有才人出,京派后浪推前浪!

  如此一个30年的简略线索,一群居住在北京城里的作家,他们顺应着时代的变动,以笔为旗,每一个时刻都站到了现实前面,至少是站在了中国文学的前面,他们无法归拢为一个“新京派”,不是他们在北京根扎得不深,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形成紧密的小圈子,表现出独具的格调气质,也不是因为没有唯一的刊物阵地,或者没有林徽因那样的客厅,而是因为形成“派”的时代不再。北京的文学地理,那是开放包容并蓄,创新变革兼具,这就不是“派”能归拢得了的事情,这是荦荦大者的北京文学气象!


(编辑: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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