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抗日剧也有独特价值

——由电视剧《上阵父子兵》说开去

　　电视剧《上阵父子兵》是由《我的兄弟叫顺溜》导演花箐指导的新作。与强调兄弟深情的《顺溜》相对比，《父子兵》则更加侧重父子亲情。范伟在该片中所饰演的父亲乔日成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小人物，既好大喜功又胆小怕事，有着农民的机智与狡黠。曾在《亮剑》中饰演“魏和尚”的张桐在本片中饰演乔日成的儿子乔群，相比“魏和尚”，乔群这个角色更加饱满，既保留了“魏和尚”的勇武和果敢，又增加了儿子对于父亲的深情。父子二人之间，父亲为了保护儿子，尽管胆小懦弱但仍不惜一次次身入险境；儿子为了给哥哥报仇，忤逆父亲离家参军，当找自己回家的父亲险些被东北军暴打，他又不惜身犯军规保护父亲。这对父子关系，嘴上相互埋怨，心底里却又关怀备至。二人复杂而又真切的父子之情，在抗战的大背景下得到了充分表现。

　　如导演本人所介绍的，“《父子兵》与《顺溜》有一大相同之处，都是从个人角度出发，描写小人物在历史大时代下蕴藏着的真实情感。”包括去年年末上映的《民兵葛二蛋》，也都是描写在历史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悲欢喜乐。这一类作品较为突出的特点在于，与以往侧重于某一部队或者某一战役不同，作品将视线放置于一个普通人身上，以普通人的视角反映和审视复杂社会背景下生命个体的自我选择。在这一类故事中，主人公往往是某一山区或者村落的普通农民，胸无大志且安于现状，当平静的生活由于突如其来的变故而不复存在，其出于无奈被迫走上了一条寻找安逸生活的征程，而在这期间机缘际会发生了很多与抗日相关联的故事，人物在这些故事中慢慢发生变化，内心深处的情怀与抱负得到激发，最终成为一位党员或者一名军人。这些人物在性格方面往往掺杂了喜剧元素，言行举止中显示出了小人物的机敏与可爱，所呈现出的轻喜剧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角色自身命运沉浮的悲剧色彩，使得人物在悲苦的生命状态下不失一抹希望。

　　小人物的跌宕起伏，其实可以看作是每一个单独生命个体的生活轨迹，较之于其他宏大叙事的抗战剧而言，更加容易在观众心底里产生共鸣。正如乔日成所代表着的那个时代中的绝大多数人，他们对于幸福的定义就是平平安安、子孙满堂，对于家国危难，他们则更多的选择不去考虑。然而战火的硝烟最终摧毁了他们所有对幸福的期望，使得他们从默默忍受走向奋起反抗，这也正体现了一个时代对于人的改变。从宏大叙事到平民视角，这种创作上的变化正基于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以及对人性的关注。战争并不仅仅是战场上你来我往的殊死搏斗，每一场战争背后都牵扯着一个个个体与家庭的变化。从这个角度而言，平民视角的小人物抗日剧也有自身独特的文化价值。

　　提及抗日题材，最被人诟病的便是“抗日神剧”。当原本严肃的抗日题材加入了夸张、雷人的虚构桥段，这使得本就良莠不齐的抗战题材电视剧更加江河日下。“抗战神剧”的出现，其根源在于抗战题材的火热，由于题材较为主流、审核简单易过、制作成本不高、市场反应良好等诸多原因，抗日剧成为电视剧制作的新宠。大量创作者都扎堆投入到了抗日题材的创作，同类型题材的扎堆上马，所导致的必然问题一是内容的同质化，二则是为搏眼球的大尺度化。当抗日题材放弃了自身的宣传教育作用，将娱乐作为其自身的价值属性，为满足对收视率的追求，某些极度夸张诸如“手榴弹炸飞机”、“手撕鬼子”等场景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针对“抗日神剧”的不断泛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近日下发文件宣布将对其进行严格整顿。悬崖勒马，犹未晚矣。面对当下抗日题材的失控，有必要对其进行控制，以唤回起应有的基本公共理性。极度血腥的暴力渲染，无视现实的夸张演绎，种种现象的出现正是为了迎合当下某些审美趣味，同时也是现今眼球经济的畸形产物，这就造就了“神剧越雷，收视越高”的怪现象。包括抗日题材在内的所有战争题材电视剧都应建立在对于人性的尊重以及对战争的反思之上。轰隆的炮火、两军的厮杀是暴力最好的平台，然而随着战争年代的逐渐远去，在对英雄不断怀念的同时，也应该对战争与和平有着更加深入的思考。将敌人过分的“弱智化”、“脸谱化”并不能实现对于自我的提升，“如此抗战，何须八年”，对于敌人的蔑视其实也是对于自身抗争的否定。同时，抗日题材电视剧也非绝对排斥天马星空的想象。正如国外诸多影视作品中，也不乏将二战作为背景演绎各类传奇与科幻的“梦幻游戏”，因此区分现实与科幻的界限尤为重要。此外，在人物设定方面，抗战题材电视剧不应盲目追求表面技术与动作的新奇，而应该增加对于内在情感、欲望、使命等人性层面的深入探讨。毕竟，英雄之所谓为英雄，非其能力异于常人，而是寻常之人做了不易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