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观众，笔者也期待着在《京剧》里，能看到“生旦净丑”角色体系的形成和文化内因，能看到对经典剧目的精彩剖析，能看到对“唱念做打”技法的美学阐释，能看到对流派传承中的浮尘盛衰，能看到京剧和剧人在今天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这未免太贪婪了些。——赵 彤

　　◎我一再强调，《京剧》并不完全代表我个人，因为这是要在一个国家平台上播出的作品。而我最想要说的话是在第八集的最后12分钟。那段综述是我对京剧的致敬，我想总有一天观众会明白的。——蒋 樾

压题图片为纪录片《京剧》剧照

遗产心态铸成遗憾的艺术——对纪录片《京剧》的个人看法

□ 赵 彤

　　上帝，是挺难伺候的，无论上帝是本义上的，还是比喻义上的。犹太古训中，有句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现在电视节目的创作者，尽管也是小心翼翼、瞻前顾后地做节目，但节目一播出，观众就发飙。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情况，现在正被纪录片《京剧》的编创者体会着。

　　《魅力纪录》栏目又一次发力，推出了《京剧》，却招来相当分贝的高声发难，这迫使笔者要发问，在创作和接受两端之间，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还在央视为即将播出《京剧》作预告时，笔者就不自量力地设想过，要是让自己来完成这篇“命题作文”该怎么弄？笔者的构思框架是：选一个在县乡文化市场上摸爬滚打的京剧演员，选一名在市级以上戏校学京剧的学生，选一位享誉海内外的京剧名家，再穿插一位钟情京剧的观众和他的孩子，来纪录他们的职业、专业生活，观察他们职业与专业在社会与历史联结中的状况。

　　笔者的这个设想，其实就是一种期待图式。每个看《京剧》的观众，都有自己对这部纪录片的期待图式，比如对本片中“情景再现”与史料镜头的比例关系、碎片化剪辑的整体性和逻辑联结的关系、解说词的语调和语词使用应以平实为主、还是要字必珠玑？等等等等。一旦播出的节目大致符合这个图式，他就会心满意足，否则就……

　　作为创作者，他的期待图式叫做创作主旨。《京剧》创作者的创作主旨，如康建宁所说是“从‘说什么’、‘怎么说’、‘为何说’这三个问题中确定了自己的两大责任：一是叙述这项传统艺术的历史和发展，二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通过这样地表达了解京剧，甚至喜欢京剧。”

　　作为一名观众，笔者也期待着在《京剧》里，能看到“生旦净丑”角色体系的形成和文化内因，能看到对经典剧目的精彩剖析，能看到对“唱念做打”技法的美学阐释，能看到对流派传承中的浮尘盛衰，能看到京剧和剧人在今天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这未免太贪婪了些。

　　在看片之前，笔者认真阅读了《中国电视报》上分两期连载的“大型纪录片《京剧》解说词精编”。观感是，这八篇被加注了节标题的解说词的内容主体可归为：京剧细节史+轶事花絮。即列其中第四辑各节标题如下：“紫禁城中的最后堂会”、“梅家每日至少两席”、“向艺苑明星华丽转身”、“泰格尔写下赞美诗篇”、“程砚秋红遍十里洋场”、“齐如山和《中国剧之组织》”、“来自美国的加急电报”。虽然说报纸刊载此文的传播思路不能与纪录片《京剧》的传播思路画等号，但看完片子后，笔者感觉两者之间的兴奋点还是契合的。

　　在电脑上看《京剧》本片，时常会出现黑屏，虽然看不见画面，但声音还是完整的。即便视听二维缺了一维，但这并不妨碍笔者了解作品叙事表意的主旨。除了专家访谈之外，叙事重点在解说词精编中差不多都讲到了。如果不求画面的视觉奇观、冲击力和情景复现，听这部纪录片的解说词，同样可以把握本片的要义。对影视艺术而言，这是很大的遗憾。

　　看《京剧》全片，能感觉到创作者的努力，力图把京剧二百年的艺术发展史与中国现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史联结起来，力图把京剧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关节、重点人物、重大事件都带到，力图把这门艺术走向国外、得到国际文化承认的轨迹描画得厚重一些。《京剧》是以宏大叙事为追求目标的。

　　《京剧》的编创者不能不追求“宏大”，甚至不敢不追求“宏大”。因为它要表达的对象——京剧，在今天就是个大题目。仅止“国粹”这一个光环，就不能不让编创者掂量掂量，何况还要在民族文化复兴的大语境下来说这个事。今天，京剧的含义，已经溢出作为一种艺术门类的边界，承载和被承载着太多的价值期待，老领导的、老艺人的、老专家的、老百姓的，甚至还有指向“老外”的。面对京剧，我们已经失去了平和的心态与平等的视角。

　　京剧表演讲求“手眼身法步”，拍《京剧》这样的纪录片，也得讲求“手眼身法步”。京剧这个“店”或者说“殿”太大了，聚集的目光太多了。一些评论都拿《京剧》和《舌尖上的中国》来比，这种比法不太恰切。《舌尖》镜头对准的是各地小吃，《京剧》则是所谓民族文化的大成；《舌尖》里出镜的都是平头百姓，《京剧》里都是行家里手；《舌尖》的叙事大致在现在时的平面展开，《京剧》则主要在历史的纵深里梳理……

　　而最重要的区别是：陈晓卿本人就是美食家，他太熟悉煎炒烹炸了，所以可以娴熟地驾驭创作的火候。《京剧》的编创者就没有这种自适、自如和自由。《京剧》的编创者要做的功课太多，在一定意义上，他们是247位名家、名票和专家的秘书。

　　本片结尾处，几位专家都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京剧已然不是大众艺术行列中的一员了，它负载的遗产属性，比它与时俱进的伴随属性要强得多。对它，我们更像是面对一位老人，而非阳刚的壮年。本片在这里画上句号，但这个句号起笔之处开始于片头——《京剧》以京剧申遗成功开篇。这一头一尾，把全片都嵌结进“遗产”二字之中，本片的立意就在于此。笔者以为，本片的创作心态就是面对遗产来讲述遗迹。在这种心态下，“京剧”在本片里被净化了——太多的清场拍摄、太多的静物、静景造型、太多的室内场景，观众就像走进了博物馆。在这种心态下，“京剧”在本片里被史料化了，“遗产”无需向现实借力，只需向往事取材，以老专家、老照片说当年事，成了叙事的主体，观众就像是在听讲座。在这种心态下，“京剧”在本片中被专业化了，不仅资料而且专家，都来自戏曲学院、戏剧学院、研究院，京剧剧目、名家、活动都成了研究的对象，观众连一段相对完整的表演片断都很难看全。在这种心态下，“京剧”在本片里被丽语化了，解说词中辞藻华美的长句、频频运用的大词与至评语、抑制不住的文言冲动，让观众常感雾水浇头。悼词从来就很难写得生活化。

　　《京剧》也不是没有考虑到电视机前观众的当代接受趣味，本篇中夹杂着太多的逸闻趣事，可以说构成了一个“花絮”序列，既可以部分调节过于沉闷的叙事气氛，又可以实现由教科书趣味向电视评书趣味的转换。

　　在《京剧》第1集中，编创者在介绍京剧兴起的社会背景时，谈到当时大众弃昆曲、好皮簧的原因在于“底层趣味的转换已成现实”。遗憾的是，《京剧》编创者却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创作也面对着同样的现实。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网络上的观众，他们的“底层趣味”如何？这不是单靠花絮片断就能了事的。

　　纪录片界正在研究“大片时代”的策略问题。鉴于我们的大学，也曾在大学与“大楼”、“大官”、“大师”的关系上探讨何成其“大”而不决。笔者以为，无论怎么打量“大”，都不能不考虑“大众”这一维，不止是对象，还包括自己的心态。

纪录片《京剧》总导演蒋樾回应观众质疑文化传播不可与学术研究混为一谈

□ 本报记者 丁 薇

　　国内的大部分观众可能只是因为纪录片《京剧》第一次认识蒋樾。其实他早在1991年就开始独立制作纪录片，属于中国较早开始搞纪录片创作的那一拨儿。《彼岸》是他知名度较高的作品之一。央视综合频道、纪录频道日前播出的《京剧》，则把他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让他有些措手不及。“我压根儿就没想到《京剧》会在网上炒得这么厉害，因为纪录片和京剧本身都是很小众的艺术。不过大家能关注它，就是件好事。无关褒贬。”记者在采访蒋樾的时候，他一再强调，《京剧》并不完全代表他个人，因为这是要在一个国家平台上播出的作品。而他最想要说的话是在第八集的最后12分钟。“那个综述是我对京剧的致敬，我想总有一天观众会明白的。”

　　记者：纪录片《京剧》早在今年4月份参加法国戛纳电视节的时候就备受关注和欢迎。6月份在国内首播，会招来如此质疑之声其实也是有些意外的。电视纪录片作为与世界沟通的重要媒介，在文化交流上具有重要作用。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京剧》的定位。您创作之初是如何架构这个作品的？又通过何种方式表达？

　　蒋樾：《京剧》与我以往拍摄的纪录片有很大不同，它是确定有平台播出的，以往的我拍的作品都很个人化，没有播出平台，可以为所欲为地拍。

　　所以创作《京剧》要考虑的因素很多。首先是题材，它是被誉为国粹的艺术。第二，这是要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纪录频道同时播出的片子。第三就是它要与国际观众进行交流。于是传播是第一位要考虑的，传播得越广越好。这直接决定了拍摄取舍。如果按照中国京剧史的四大本来拍摄，一定会失去很多观众。京剧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单是名词解释，就有不止8集，一个“花雅之争”可能就得拍好几集才说得清楚。如何把学术变成大众文化传播，这需要导演去取舍，当然取舍得好坏是导演的水平问题。但绝对不能把文化传播和学术研究混为一谈。

　　在拍摄中我们要照顾方方面面的观众，这里有戏迷、有票友、有专家，可能更多的是普通观众，还有不懂京剧的外国观众。所以在叙事方法上主张以京剧为大背景讲述人物的情感、故事、命运，这三部分也是人类共通的话题。力争把故事讲好，把画面拍得极致、拍得唯美，用再现、写意的方式表现它，让大家能坐在电视机前追着看。这就是当初最简单的诉求。

　　《京剧》播出后，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就连郑州火车站的职工都在热议这部片子，觉得京剧很美。我想能够让一些不懂京剧的观众对京剧产生兴趣就已经很好了。

　　记者：片中使用的一些场景再现的拍摄手法，网络上有些不同的声音。

　　蒋樾：用再现手法拍摄纪录片在国际上是非常流行的。包括美国国家地理拍摄的《美国南北战争》，就是用四五十人表演出来的南北战争，你能说它不真实吗？包括业内非常推崇的一部纪录片叫《我们的故事》，也是用今天的人演出来的。比如我们拍程长庚，这位被誉为是京剧鼻祖的人，我看到的有关他的视觉或是影像的资料只有两张画像。如果纯粹用纪录片的手法来拍摄，我不知道怎么用两张照片拍这位京剧鼻祖的故事。当然其他的人物拍摄也不完全是这种情况，有一些旧时的影像资料，但我们还要考虑技术是否支持，因为这是一部高清纪录片。

　　而且使用这种通用的再现拍摄手法也会被国际范围大量的认可，从而达到一个更广泛的传播。

　　播出以后有不同讨论，很正常，一个作品不怕争论，怕的是无声无息。我要借《中国艺术报》感谢这些网友，感谢张文瑞先生，他每看一集都会写他发现的纪录片《京剧》的瑕疵，一个作品是要不断完善的。不过从大众学的角度来讲，专家学者，爱好者，都能在这个时间谈论京剧，这本身这就是一个成功的事情。

　　记者：您本身也是戏剧行出身，肯定了解京剧是讲究流派和师承的一个行当，拍摄这样的纪录片要面对很复杂的关系，在这方面您如何把握平衡？

　　蒋樾：这确实很难，如果在片子里全部说到，那就不是纪录片了。我在主题的安排上尽量避免谈这个问题。比如第一集说起源，最后落到谭鑫培，一代宗师，那是无可争议的。第二集我就去谈艺人们如何去争取社会地位，讲他们革命的故事，讲艺人们曾经有过的那么辉煌的政治过程。比如潘岳桥在京剧上也有唱腔的创新、身段的改革，但我更关注他参加革命的激情，讲他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艺人如何与当时最时尚、最时髦的革命者走在一起。

　　记者：《京剧》每一集的名字都扣着一部经典作品，很值得琢磨。有什么说法吗？

　　蒋樾：当时想过很多名字，都不合适，心想要是能用戏名命名就好了，就这么定下来了。第一集的名字《定军山》，谭鑫培确实确立了一代宗师的地位，而且中国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就叫《定军山》，这从纪录片的角度上来讲也很有意义。第二集《宇宙锋》是刺向秦二世暴政的一把“剑”，有象征意义，艺人们参加革命就如同挥着这把剑。当时想让丁晓君拍摄一个拔剑的镜头。丁晓君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说“《宇宙锋》里没有我拿着这个剑的戏。”作为京剧演员来说，可能不愿意拍一些与戏本身没有关系的镜头。但此时此刻，我们是在一个情景里而不是在舞台上，这把剑不是和《宇宙锋》有贴合，而是所有京剧艺人为争取社会地位和自身权益的象征。后来丁晓君欣然接受了。后面几集的名字所承载的内涵，也都不局限于戏本身。

　　记者：片中有很多镜头都是京剧演员在不同的场景之下进行表演，各种唯美、凄婉、繁华与萧索，充满诗意。您最想衬托什么，表达什么？

　　蒋樾：这也是我们的一种创作风格，用再现、写意的方式表现京剧。初衷是拍摄此时此刻这个人的心境，希望让观众从不同侧面看到京剧的美，也想让观众感受到京剧就在生活中间，营造一种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感觉。比如把人物放在故宫里或者别的特定环境中表演，但是可能忽略了演员的服装和唱腔与场景的搭配。

　　记者：其实刚看第一集就能感到纪录片慢节奏的、散文式的表达，很抒情，配乐、解说词都在营造这种氛围。

　　蒋樾：这是个人好恶的问题，是我对京剧的情感。京剧从诞生之初至今有近两百年的历史，而今又被定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不知道这应该是喜还是悲，可能表达的时候个人情感浓烈了一些。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时尚，这是我们应该正视的。唐诗、宋词、元杂剧、包括昆曲、京剧都有曾经的辉煌，或许有一天它会被别的时尚所替代，但是它的地位是不可能被替代的。

　　说到配乐，这些要求都是很严格的，作曲是戏曲学院的老师，因为他懂曲牌，懂行的观众应该能听出来，里面大量在重复一个南梆子的主题旋律。我特别希望片子演完之后，这种音乐可以一直在观众脑海里回荡。

　　在第八集的最后，谭鑫培的曾孙谭元寿说了一句话：“今天我想说京剧万岁。”这也是我想说的话。我们坚守的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精神家园在哪里，我想观众会明白的。

《京剧》不应为了渲染悲情而制造悲情——访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谢柏梁

□ 本报记者 张 成

　　日前，纪录片《京剧》在戏曲界引起了较大的争议，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谢柏梁认为，这种争议“只嫌其少，不嫌其多”。谢柏梁说：“国家电视台为目前中国最具代表意义的剧种——京剧拍纪录片，这种行为我们是鼓励支持的。大陆相较于台湾的教材，尤其是古代文学教材中，戏曲的比例太少。我们的主流媒体有责任在文化战略上去推广我们的戏曲文化、古典文化。因为我个人去国外的机会较多，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就是‘世界工厂’，他们并不了解我们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让我们的年轻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纪录片《京剧》是一种比较好的大众传播方式。前些年，央视还做过《昆曲六百年》和梅兰芳的专题片，效果都不错，我希望央视能把节奏排得更密集一些，争取每年创播一部关于戏曲的纪录片或专题片。”

　　《京剧》一经播出，便有不少网友在网上“吐槽”，谢柏梁认为网友的说法还是有些道理的。在处理京剧历史和文化的“深与浅”的问题上和立场的选择上，《京剧》存在着一些问题。谢柏梁说：“大众传播如果能做到雅俗共赏，那是最理想的状态，如果做不到，那就要考虑普及度，毕竟追求深度，大家可以去看论文和专著。在这点上，《京剧》追求普及性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京剧》在立场上是有偏颇的，整体上也不够大气。比如《京剧》整体的基调是悲悼、凄楚的，但如果仅仅是这样，京剧会那么受欢迎吗？片中对京剧这门艺术明亮阳光的地方表现得太少。片中对谭鑫培的讲述是不准确的，仿佛满城争说‘叫天儿’成了导致国家积贫积弱的靡靡之音，其实不是这样的。谭鑫培工老生，唱腔是很慷慨激昂的，这是提振人心的，正是因为当时的观众在生活中感受到了末世的情绪，才会喜欢谭鑫培的唱腔。与之对应的是梅兰芳的旦角的兴起，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变了，才有了青衣、旦角的受捧，戏曲变成鲁迅先生说的被‘罩上玻璃罩’。但这在《京剧》中被割裂和颠倒了，而且片中渲染谭鑫培的‘失败’是因为梅兰芳的崛起，其实谭鑫培不是失败，他当时的受众还是挺多的，包括今天谭鑫培依然是大家公认的大师，但从《京剧》中看不到这种历史化的视角。《京剧》中为了渲染悲情而制造悲情的故事是不对的。再如，片中谈到四大名旦时，后来又拿四大鸡蛋来对应，这对人至少是不尊重的。而且这种调侃的态度有些恶搞，因此，总体看来，《京剧》的情绪是比较极端的，一面是极度悲情，一面又是恶搞，不够大气。《京剧》认为京剧是‘亡国之音’、而艺人的结局是凄惨的，如果真是这样，京剧恐怕也不会流传下来，如果真是这样，那观众看了之后，恐怕只会更疏远京剧，而不是亲近京剧。”

　　世界第一部电影就是纪录片，中国第一部电影恰恰就是戏曲纪录片。按理说，纪录片《京剧》有那么多珠玉在前，在美学和技术上是不存在障碍的，可恰恰是“画外音、情景模拟、人物访谈”这三板斧饱受诟病，谢柏梁指出了其中的问题，并对此提出了建议。他说：“纪录片的真实性特别重要。一些关键场面反映得太少，文献用得太少。这不是找几个人做替身，在上海外滩拍一下就能解决的，尤其是模拟金少山倒下的镜头，这些镜头过度出现让人看了并不舒服。其实，京剧上的这些流派都有延续和传承的，完全可以用今天的演员演出与梅兰芳这些老前辈们的影像资料做对比，把余叔岩先生的唱片播出来和今天的唱腔对比一下，这样就有历史的纵深感了，而且是真实的东西，这样也能把今天的戏曲传承状况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当然，这么做是需要胆识的。个人觉得，拍这样的纪录片，宁可慢，也要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