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继承传统开始——评《营陵古今诗词选》兼论旧体诗创作

时间:2013年06月21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冯立三

  《营陵古今诗词选》出版行世,对于昌乐的文学,乃至昌乐的文化事业,意义非凡。

  面积只有千余平方公里的昌乐县,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只是一个小县。我小时候在老家,听喜欢舞文弄墨的姑父赵宝丰讲过一个笑话:有个外地人经过昌乐,在东门撒了一泡尿,一直流到西门。极言昌乐城之小,有调侃意。千里方圆,确实小了点。然而,它的历史文化的久远和厚重,却绝非“小县”量级。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太公姜尚建齐都于营丘(故址在今昌乐县营丘镇),齐文化由此发祥。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的朴素民主观的人就是姜太公,很了不起。汉末,史称“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曾任北海相,而北海郡治故址亦在昌乐县营丘镇。“孔融让梨”的故事,千年流传,教育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同是“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为北海剧县人。剧县城故址即在今昌乐县城附近,徐干墓尚存于此,可以凭吊。至清代,阎氏五世间连续高中七进士,皆学富五车,著书立说计数百卷,仅阎循观一人,就有著作10卷入《四库全书》。昌乐人民创造文化、文学、诗歌的伟大成就令我们后人心怀敬意,焕发追慕前贤之志。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以来,昌乐县更是政通人和,春风鼓荡,百废俱兴,文化繁荣,人才辈出,仅昌乐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就有7人。

  优秀的文化需要传承,只有传承才有根基,才有方向,才能发展,才能开辟昌乐文化的新时代。编辑出版《营陵古今诗词选》,其初衷就是传承和弘扬优秀文化,特别是昌乐本土文化。膺此重任的营陵诗词学会敏于体察时代之变革,满足和引领社会文化之需要,勇于担当时代重任的精神,难能可贵。

  毛泽东在1957年1月12日《关于诗的一封信》中曾写道:“这些东西(指毛泽东所作旧体诗词——冯注),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论点是否全面尚且不谈,要害是人们把领袖的话当成了“最高指示”,使之变为僵死的教条,将“主体”曲解为“全部”;“不宜”曲解为“不得”。结果是,旧体诗少有人再写,也少有刊物再发表,渐渐变为研究或鉴赏的文学“古董”。这实在是旧体诗的不幸。

  旧体诗遭冷落,根源似乎在于其形式的刻板:押韵、合辙、对仗等等,规行矩步,一成不变。这个理由并不足以服人。我们试作一个未必恰当的比对。众所周知,京剧这一古老的艺术,是最讲程式的。唱、念、做、打,一招一式,一板一眼,无不极度的程式化。中国京剧以及中国昆曲的程式化,是一种卓越的艺术创造,是民族化与艺术化的高度的融合与高度的统一。这里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这里的内容是有形式的内容。内容也成为形式,形式也成为内容,这是人类艺术的辩证法的不容置疑的胜利。京剧的程式化不是京剧的缺点,而是京剧的特点。把特点当缺点,这是愚蠢。既然是创造,是特点,是成就,是不可企及的高峰,自然无论是继承,是传承,是不离基本规矩的创造,那就不可能不经艰苦,不付心血而轻易获得,一蹴而就。这是常识,不言而喻。正是这种形式上的程式化,成就了京剧,赋予京剧不竭的生命力,源远流长,树大根深,深入人心,成为民族艺术审美心理的发端、标本和价值尺度。它会永远地流传、发展下去,不会灭亡。如果说消亡,那也只能消亡在一个漫长的、视艺术和美为仇敌的精神沙漠化时代。今天,京剧仍被国人奉为“国粹”,并载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薪尽火传,优秀的年轻京剧艺术人才不断涌现,戏迷票友由老龄化逐步年轻化,显示出生命力的鲜活。

  较之京剧,旧体诗更为源远流长。曹丕说“夫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为政者,岂可疏忽,怠慢!为文者,岂可自轻自贱!京剧的程式与旧体诗的格律,都属于形式的范畴。形式与内容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二者的完美结合,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令人欣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人们意识中关于诗的形式的种种禁锢,在“五四”自由诗大行其道的同时,西方现代朦胧诗也一时备受青睐,旧体诗则旧脉新续,重现生机。马万祺先生的“电闪鬼狐惊/将军一怒平/十年伤浩劫/今日破坚冰”;天安门诗抄的“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都是传诵一时的佳作。重大的历史场景,伟岸的英雄形象,瑰丽的语言,直击人心的力量,思想、艺术成就不弱于古人。放眼京都,放眼中国,新创作的旧体诗,比比皆是。昌乐又何尝不是如此。我读《营陵古今诗词选》深切感受到:昌乐有人!他们的旧体诗写得格律规整,内容新鲜,赏心悦目,给人启发!写历史,写人生,写现实,一片忧国忧民之心。总结经验,讴歌新政,鞭策腐败,瞻望未来,字里行间流露赤子情怀。观察生活的角度,塑造意象的手段,投放情感的色彩,遣词造句的特色,整体风格的追求,均有不同而各奏其功,或清新,或沉郁,或峻清,或苍凉,或端庄,或幽默,或精细,或白描,或直抒胸臆,或委婉含蓄,均给人训练有素、决非一日之功的印象。浮浅之作少见,皆有个人的发现和个人的表达。

  据说在昌乐写自由诗的诗人有成就的不少。他们的诗在此诗集中所选甚少,不成比例,颇感遗憾。不薄古诗爱今诗,不重一家爱大家才好。求同存异,互助互谅把诗写好,共同为造就诗歌创作新局面而努力。这是大家所希望的。中国诗史中有个现象很感动人,即我们的大诗人都看重友情。常常是诗、酒、友浑然而成一体,杜甫疼惜李白,甚至有“国人皆欲杀,我独怜其才”的佳句。柳宗元甚至有与刘禹锡交换流放地的美谈。值得我们学习,发扬光大。


(编辑: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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