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陵古今诗词选》出版行世，对于昌乐的文学，乃至昌乐的文化事业，意义非凡。

　　面积只有千余平方公里的昌乐县，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只是一个小县。我小时候在老家，听喜欢舞文弄墨的姑父赵宝丰讲过一个笑话：有个外地人经过昌乐，在东门撒了一泡尿，一直流到西门。极言昌乐城之小，有调侃意。千里方圆，确实小了点。然而，它的历史文化的久远和厚重，却绝非“小县”量级。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太公姜尚建齐都于营丘（故址在今昌乐县营丘镇），齐文化由此发祥。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的朴素民主观的人就是姜太公，很了不起。汉末，史称“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曾任北海相，而北海郡治故址亦在昌乐县营丘镇。“孔融让梨”的故事，千年流传，教育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同是“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为北海剧县人。剧县城故址即在今昌乐县城附近，徐干墓尚存于此，可以凭吊。至清代，阎氏五世间连续高中七进士，皆学富五车，著书立说计数百卷，仅阎循观一人，就有著作10卷入《四库全书》。昌乐人民创造文化、文学、诗歌的伟大成就令我们后人心怀敬意，焕发追慕前贤之志。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以来，昌乐县更是政通人和，春风鼓荡，百废俱兴，文化繁荣，人才辈出，仅昌乐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就有7人。

　　优秀的文化需要传承，只有传承才有根基，才有方向，才能发展，才能开辟昌乐文化的新时代。编辑出版《营陵古今诗词选》，其初衷就是传承和弘扬优秀文化，特别是昌乐本土文化。膺此重任的营陵诗词学会敏于体察时代之变革，满足和引领社会文化之需要，勇于担当时代重任的精神，难能可贵。

　　毛泽东在1957年1月12日《关于诗的一封信》中曾写道：“这些东西（指毛泽东所作旧体诗词——冯注），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论点是否全面尚且不谈，要害是人们把领袖的话当成了“最高指示”，使之变为僵死的教条，将“主体”曲解为“全部”；“不宜”曲解为“不得”。结果是，旧体诗少有人再写，也少有刊物再发表，渐渐变为研究或鉴赏的文学“古董”。这实在是旧体诗的不幸。

　　旧体诗遭冷落，根源似乎在于其形式的刻板：押韵、合辙、对仗等等，规行矩步，一成不变。这个理由并不足以服人。我们试作一个未必恰当的比对。众所周知，京剧这一古老的艺术，是最讲程式的。唱、念、做、打，一招一式，一板一眼，无不极度的程式化。中国京剧以及中国昆曲的程式化，是一种卓越的艺术创造，是民族化与艺术化的高度的融合与高度的统一。这里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这里的内容是有形式的内容。内容也成为形式，形式也成为内容，这是人类艺术的辩证法的不容置疑的胜利。京剧的程式化不是京剧的缺点，而是京剧的特点。把特点当缺点，这是愚蠢。既然是创造，是特点，是成就，是不可企及的高峰，自然无论是继承，是传承，是不离基本规矩的创造，那就不可能不经艰苦，不付心血而轻易获得，一蹴而就。这是常识，不言而喻。正是这种形式上的程式化，成就了京剧，赋予京剧不竭的生命力，源远流长，树大根深，深入人心，成为民族艺术审美心理的发端、标本和价值尺度。它会永远地流传、发展下去，不会灭亡。如果说消亡，那也只能消亡在一个漫长的、视艺术和美为仇敌的精神沙漠化时代。今天，京剧仍被国人奉为“国粹”，并载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薪尽火传，优秀的年轻京剧艺术人才不断涌现，戏迷票友由老龄化逐步年轻化，显示出生命力的鲜活。

　　较之京剧，旧体诗更为源远流长。曹丕说“夫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为政者，岂可疏忽，怠慢！为文者，岂可自轻自贱！京剧的程式与旧体诗的格律，都属于形式的范畴。形式与内容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二者的完美结合，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令人欣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人们意识中关于诗的形式的种种禁锢，在“五四”自由诗大行其道的同时，西方现代朦胧诗也一时备受青睐，旧体诗则旧脉新续，重现生机。马万祺先生的“电闪鬼狐惊/将军一怒平/十年伤浩劫/今日破坚冰”；天安门诗抄的“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都是传诵一时的佳作。重大的历史场景，伟岸的英雄形象，瑰丽的语言，直击人心的力量，思想、艺术成就不弱于古人。放眼京都，放眼中国，新创作的旧体诗，比比皆是。昌乐又何尝不是如此。我读《营陵古今诗词选》深切感受到：昌乐有人！他们的旧体诗写得格律规整，内容新鲜，赏心悦目，给人启发！写历史，写人生，写现实，一片忧国忧民之心。总结经验，讴歌新政，鞭策腐败，瞻望未来，字里行间流露赤子情怀。观察生活的角度，塑造意象的手段，投放情感的色彩，遣词造句的特色，整体风格的追求，均有不同而各奏其功，或清新，或沉郁，或峻清，或苍凉，或端庄，或幽默，或精细，或白描，或直抒胸臆，或委婉含蓄，均给人训练有素、决非一日之功的印象。浮浅之作少见，皆有个人的发现和个人的表达。

　　据说在昌乐写自由诗的诗人有成就的不少。他们的诗在此诗集中所选甚少，不成比例，颇感遗憾。不薄古诗爱今诗，不重一家爱大家才好。求同存异，互助互谅把诗写好，共同为造就诗歌创作新局面而努力。这是大家所希望的。中国诗史中有个现象很感动人，即我们的大诗人都看重友情。常常是诗、酒、友浑然而成一体，杜甫疼惜李白，甚至有“国人皆欲杀，我独怜其才”的佳句。柳宗元甚至有与刘禹锡交换流放地的美谈。值得我们学习，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