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骥伏枥，志在千里。80岁的王蒙如今依旧站立在文学写作和研究的第一线，或侃侃而谈，或奋笔疾书，自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近日，王蒙又捧出一部长达70万字的长篇《这边风景》，却原来是40年前“文革”之作，愈加惹人忍不住想要看看：王蒙在“文革”时期到底做了什么，写了什么？或许，与如今的80后普遍的“致青春”情怀相似，这部长篇也是“80后”王蒙的“致青春”吧，踏遍青山，唯这边风景独好。王蒙也依旧在研究《红楼梦》，王蒙的“红楼”有着他的“老王”的风格，有着青春的风格，不索引，不求证，我以我口说我心。这样的王蒙，恰如学者陈晓明所言，“王蒙很可能是极少数始终保持着‘少共’情结的作家，‘少共’情结不是直接和硬性的理念，而是生活世界中永不消逝的光明和对美好的永不放弃的肯定”。 ——编 者

《这边风景》：虽九死而未悔的当年好梦

　　“我找到了，我发现了：那个过往的岁月，过往的王蒙，过往的乡村和朋友。黑洞当中亮起了一盏光影错落的奇灯。”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青春万岁》到《活动变人形》、“季节四部曲”等诸多作品，“少共”王蒙的写作见证着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如今，80岁的王蒙发现了自己近四十年前的一部手稿，那是“三十岁、三十五岁、四十岁那黄金的年华”，是“虽九死而未悔的好梦”，开启了他的别样的“致青春”——这就是写于“文革”时期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

　　《这边风景》长达70万字，创作于1974年至1978年王蒙下放新疆农村劳动期间，2012年王蒙重新发现这部手稿，审读修改后首次出版，尘封近四十年的故事也终于走到读者面前。近期，由文艺报社、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王蒙长篇小说《这边风景》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维汉两族评论家及学者从文学、文化、历史、政治等多维度对该书进行了探讨。

　　改写中国文学史

　　“《这边风景》不只是作品，而是一个事件。”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这样说。他指出，1966年至1976年这个阶段对于文学史家们编写文学史来说是个困难时期，除了文化分析和文化批评的意义之外，很难找到文学意义上的中国文学。《这边风景》作为一个重要的潜在写作浮出水面，帮助学者重新认识那一段的文学，使我们对那一段的文学认识和估价在学术上有所调整。

　　《这边风景》被称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件珍贵的出土文物，历史往往是因为新的文物的出现而被改写的。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强调，我们对“文革”时期文学的看法和认识存在着一些简单化的论断，“文革”文学史基本上被描述为一个极端化的干瘪的文学史，甚至被看成是一段空白，一个断裂带。《这边风景》写于“文革”时期，与“文革”文学史的定论相去甚远，它让干瘪的“文革”文学史变得生动、丰富起来，像一个链条将一直被叙述为断裂了的当代文学史衔接了起来。

　　小说所描写的是“文革”前期的一段故事，涉及“四清”、“社教”等运动，几乎没有触及“文革”。《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指出，我们反映“文革”的作品很多，但反映“四清”的作品很少。王蒙是共和国文学的一面镜子，基本上完整记录了共和国每一步发展的进程，因为有了《这边风景》，整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所有政治运动、所有历史场景都得以在文学中有所表现了，文学中的中国历史变得完整。《中国作家》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认为，通过《这边风景》，我们形象地看到了那一段鲜活的历史，我们饱览了这边独特风景，对于走过的路我们无悔无憾，对于脚下的路感觉更为坚实，对于未来的路我们豪情满怀。

　　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曾将浩然视为十七年文学的最后一个歌者，如今在他看来，《这边风景》才是十七年文学的幕终曲。雷达认为，该书不同于“文革”文学，因为它没有绝对化的“三突出”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极左品性，而且也不同于“文革”中的地下写作，而是延续着十七年文学的某些特征，仍然有较为丰富的生活性，人物有真实血肉，即使写斗争，也有一种美感，有自己的诗学。

　　认识新疆的范本

　　《这边风景》是继《青春万岁》之后的“新疆万岁”、“伊犁万岁”。评论家白烨这样评价。而《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这样说：新疆伊犁可以说是王蒙先生和文学结婚的新房，由此他真正步入了成熟作家的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则认为，这部作品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文化协奏曲，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真实记录。

　　王蒙自1963年“自我流放”到新疆，与维吾尔族农民一起下地种植，同室而眠，朝夕相处如同家人。后来成为他们的生产队副队长，学会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进而喜爱他们的文化。在雷达看来，爱是王蒙这次写作的最重要的原因。小说中对伊犁的自然风情、物产、气候、风俗等都极为欣赏夸赞，割苜蓿、舞钐镰、打馕、和面等等，从衣食住行到宗教仪式，从语言表达到情感诉求，王蒙有声有色地表达了维吾尔族人的原生态的生存方式，以及积淀在其民族性格当中的精神质地。

　　喀什师范学院教授姑丽娜尔·吾甫力是维吾尔族人，在她看来，王蒙小说抓住了维吾尔族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非常深刻地讲到了伊斯兰文化影响下的维吾尔族人的性格内核，对伊斯兰文化的神圣性和世俗性的准确定位远远超出了人类学家对民族志的书写，而这是一般很多作家尤其是汉族作家都会回避的。新疆维吾尔族内部如南疆北疆、喀什和伊犁的维吾尔族人也有区别，伊犁人哈哈大笑的姿态，喀什人是不看好的；伊犁人男的戴硬沿帽子，女人围头巾，而南疆男女都戴小花帽；伊犁夫妻骑马，总是妻子在前，丈夫在后，南疆则相反。诸如此类的文化细节都是有趣的书写方式，甚至在维吾尔族文学作品中也是很少能够见到的，可见王蒙对新疆文化了解之深、展示之生动，《这边风景》也堪称为很好的认识新疆的范本。

　　王蒙热爱新疆，新疆也给予王蒙以写作的营养。在作家徐坤看来，王蒙独创了一种带有拉条子、手抓羊肉、葡萄干和烤馕味的汉语，独创了一种维汉混杂的新汉语，汪洋恣肆一泻千里，抒情议论不舍昼夜，而这种写作风格的源泉就来自于新疆，《这边风景》及之后的作品与之前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青春万岁》那种标准式的学生腔的汉语句式、语法完全是不同的，这都得益于他的新疆生活。

　　写不可摧毁的生活

　　《这边风景》所书写的，“虽然不无从众的嘶喊，本质上仍然是那亲切得令人落泪的生活”，王蒙在“前言”中这样写道。小说中涉及了当年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1962年的“伊塔事件”，1964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但是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所言，这些事件不过是小说结构的“地基”，作者着重表现的是这些历史背景之上的日常生活，表现新疆伊犁这样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地区中各民族的日常生活。因此，在那些紧张得令人窒息的历史语境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

　　小说令人有大快朵颐之感，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志忠读后说道，无论是那简单至极的石灰水刷房子，坎土曼做农活，还是女人们扎堆的闲言碎语蜚短流长，和具有节日盛典气氛的打馕的日子，雪山流淌下来的清清河水，高天旷野上的烁烁星光，生产大队在大工程即将展开前的犒劳“大餐”，与内地的“龙口夺食”迥异而长达两个月的麦收，新婚夫妇家中的窃窃私语，无不令人陶醉其中，不知今夕何夕。

　　生活是《这边风景》里无所不在的主题。白烨指出，写《这边风景》，王蒙并非是生活的旁观者，或生活的记述者，他是在写朋友、写家人、写自己，正因为这样一种身心融入的写作，作品才表现出十足的地气和盎然的生气。王蒙自己曾在创作中这样写道：“即使在政策偏颇、民生艰难的岁月，生活仍然是强健的、丰富多彩的、美妙非凡的。我的体会是，不妥的政策会扭曲生活，而劳动人民的真实与热烈的生活，却完全可以消解假、大、空式的‘左’的荒唐。”这些“生活”的出现填充了历史的空隙，使得那个在时空里渐行渐远、在记忆中逐渐模糊的荒诞年月，又重新真实了起来。正如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所评，《这边风景》大量写到生活中的有趣，生活中不可被牺牲的、不可被摧毁的伟大的力量，这种东西是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能够实现巨大和解的一种源泉。

　　与自己隔空对话

　　王蒙很重视他的这个“孩子”，雷达说，1978年，雷达作为《文艺报》记者访问王蒙时，王蒙就郑重地向他谈过他写作时间最长的这部作品。相隔近四十年之后《这边风景》问世，在每章之后，王蒙都做了一个简短的“小说人语”，雷达认为，这既是王蒙跟四十年前的自己隔空对话，也是与今天读者的对话，缓冲“出土文物”般的遥远陌生感，尽可能拉近今天的语境。

　　“小说人语”类似于《史记》“太史公曰”和《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曰”。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梁鸿鹰指出，“小说人语”里面展开的另外的天地让人着迷，无论是人生感悟、价值判断，还是思索絮语、随意议论，常常给人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冲击，这些话语把本来散在四处的气息串接了起来，把历史与现在联系了起来，让我们鉴过往、知当下、向未来。而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看来，“小说人语”与前面正文形成建构与解构关系，“小说人语”其实是拆卸叙事，对故事进行再分析，是一个人隔了很长的时空给自己写的作品做评。

　　“小说人语”与正文同样真诚，同样可以看到一个永葆热情的“少共”王蒙，如陈晓明所说，“少共”不是直接和硬性的概念，而是生活世界中永不消逝的光明和对美好的永不放弃的肯定。《这边风景》基本保留了原貌，因为遵循着那个时代的“政治正确”性，一些带有时代印记的“庄语”今日读来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意味，张志忠认为，“小说人语”也有助于跳出当年语境，拓展小说的表述空间。

　　尽管评论家对《这边风景》一致给出极高的评价，王蒙自己却认为，这部书有极大的局限性，并为此而痛苦，没想到它的局限性反而成为一个特点，怀念和记忆的文学化使历史不再呈现断裂的形态，而小说中一些人物的影子也出现在后来的创作之中。2004年王蒙回到伊犁经过维吾尔村，见到那些老哥们儿生活得不好，因为在阿拉木图他们没有根。王蒙说：“我仍然保留对他们的关心，希望他们日子以后能过得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