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心术《这边风景》:这边有色调浓郁的风景

时间:2013年06月25日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雷达

  王蒙最近拿出了他主要写于“文革”时期,“文革”后有所修改,却一直尘封着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小说长达70万言,写上世纪60年代前期新疆农村的生活,以伊犁事件背景下一桩公社粮食盗窃案作为切入点,在若即若离地破解悬念的同时,展开了远为丰富多彩的伊犁地区独特的风土人情,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巨大的“文革”前夕少数民族日常生活色调浓郁的风俗画。这部“出土文物”对于读者、当代文学史和王蒙本人,无疑都是重要的,但它同时提出了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这部写于“文革”的作品究竟有怎么样的思想艺术质地?应该怎样评价它的审美形态?怎样确认它的文学史站位?

  王蒙很重视他的这个“孩子”。1978年,我访问王蒙时,他那时还未完全“平反”,就曾郑重地向我谈过他写作时间最长的这部作品。此后,新时期文学一浪高过一浪,王蒙一会儿深切地反思,一会儿搞先锋实验,忙得不亦乐乎,而《这边风景》因为带着明显的十七年文学的胎记和“文革”时代的少许印痕则变得越来越不合拍了。再往后,王蒙以新启蒙的姿态审视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人格,写出了《活动变人形》,既揭露中国文化的“吃人”,又写它的“自食”,既写撕裂,又写变形,相比之下,《这边风景》的思路就更对不上了。到了今天,思潮的转换再也不那么明显和急促,相对进入了一个文化发展的兼容时期,也就有了《这边风景》的出版。王蒙考虑到年代的疏隔与青年一代读者的接受障碍,在每章后面加上了新写的“小说人语”,对该章加以评点,重在不同语境下的对比与和谐,起到缓冲陌生感的作用。

  在今天看来,《这边风景》的品相怎么样?我认为它仍然拥有强烈的真实性,众多人物由于来自生活而非观念仍有活泼的生命,它的人文内涵,尤其是伊犁少数民族人民的乐观性格与人文风貌,表现得甚为丰沛。从时空上看,作品确实显得有点遥远,伊犁边民事件、四清运动,也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但作品保存了大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精神生态真实,涉笔人物50多个,他们的家庭与社会关系,他们情感生活的原貌,都跃然纸上;当然,作品肯定离不开当时流行的政治观念、术语甚至斗争场面,但这恰恰保存了它的历史感。它的可贵还在于,既写出了那种特定的极难表现的紧张而又动荡的“人惊了”的时代情绪,又写出了仍未绝迹的舒缓的盎然诗意和迷人风情,也即民族文化的阶段性的表征。不管怎么说,这部书因为时空的悬置而有了历史的、审美的以及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价值。它应该加进文学史之中,但加在哪里为好呢?

  我曾认为浩然的《艳阳天》是十七年文学的幕终曲。现在看来,随着《这边风景》的出版,从时间上算,真正的幕终曲,应该还是王蒙的《这边风景》。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它们在审美上都不属于“文革”文学——因为没有那种“三突出”的绝对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极左品性,当然也不同于“文革”中的“地下写作”,而是大体上延续着十七年文学的某些特征。我认为,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是有极大区别的,虽然二者有深刻的联系,比如左的思潮,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的基本骨架等;但在十七年文学中,仍然有较为丰富的人民的“火热斗争生活”,人物有原型有真实血肉,即使写战争和斗争,也有一种美感——它有它自己的诗学,虽是偏斜的诗学。现在不提阶级斗争了,但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完全不曾存在过,也不意味着当时的文学没有自己的诗性和美学。

  需要研究的是,是什么使王蒙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文革”中还能以沉静之心,写出这样一部作品?王蒙并非身在世外桃源,为什么他还能保持作品良好的人文品质?为什么在“三突出”作为普遍价值尺度的年代,他并没有向“三突出”、根本任务论的方向走去?这就不能不从作者的政治观人生观的深刻层面,作者的经历与个性,作者的偏爱,作者的创作方法,作者的审美意识诸多方面加以探讨。

  鲁迅说创作总根于爱,这话很适用于理解王蒙的这次写作,我甚至把它作为最重要的原因。看得出来,王蒙非常喜爱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及其它少数民族的人民,他好奇、赞赏、肯定,认同之情溢于言表,在他们的幽默与他的幽默之间,好像找到了知音。王蒙于1963年“自我流放”,从北京来到新疆,后至伊犁。对于王蒙能学会维语或不止一种,文坛上一向视为奇迹,看来这不仅是聪明,还是喜爱。王蒙喜爱新疆各民族的文化,小说中对伊犁的自然风情,物产,气候,风俗,都极为欣赏夸赞。吃喝拉撒、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宗教生活,作品都写到了。事实上,最根本的还是写出了他们幽默、机智、豁达、浪漫的性格,总体上生动地表达了维吾尔族原生态的生存方式、宗教文明以及积淀在民族性格中的精神原色。

  须知,这一切是作为一个汉族外来者的眼光写出来的,能达到这样的深度和韵味,殊为难得。王蒙在“小说人语”中叹道,谁能不爱伊犁,谁能不爱伊犁河边的春夏秋冬,谁能不爱伊犁的鸟鸣和万种生命,谁又能干净地摆脱那斗争年代的辛苦与累累伤痕?他说他不得不靠近“文革”思维以求“正确”,但同时他“怨怼的锋芒仍然指向极左”。这些话很重要,有助于理解全作。

  理想主义的内在倾向在王蒙的创作中也起了很大作用。这部作品基本属于前期的王蒙,在审美上与《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很靠近。早期王蒙满怀少年布尔什维克精神,总有一种“我热爱”的激情和“我相信”的信念。他用笔来热爱人民,热爱劳动,追求光明和幸福,讴歌生活是多么美好,相信共产主义事业一定胜利,于是在文体上夹叙夹议,常常禁不住要站出来抒情。比如,小说写“我临离开新疆时,雪林姑丽夫妇为我送行,做了很多可口的饭菜……这么多年来,你们了解我的为人,正像我了解你们。你说的这句话,你用你那天真的和温和的嗓音说的这句话,像雷霆一样在我心头响起!这真是金石之声,黄钟大吕。这是什么样的褒奖和鼓励”,这样的大力抒情随处可见。

  《这边风景》也可看作是一支人民的赞歌。它有较强的政治性,却有更强的人民性、理想性;后一点救了这部作品。与《青春万岁》比,虽然沉郁了许多;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比,虽然少了一种自负与尖锐,少了批判麻木不仁的那种锋芒,变得小心翼翼,但“林震”还在,他的革命理想遭遇挫折,但理想主义未变。王蒙是主动要求到伊犁的,此前他不愿当大学教师,也不愿蹲机关,而是选择走向民间,走向基层,扎根大地。他说他是毛泽东《讲话》的认真的实践者,并非虚语,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有《这边风景》的产生。

  若从创作方法看,坚持现实主义精神是它穿越时空而葆有新鲜感的一个原因。现实主义的要义是忠于生活,是追求生活的真实性与生活的深刻性。王蒙自己说写得太老实了,我们从中不难嗅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质朴气息。它的语言,惟其遥远,惟其写实,充满了民间的智慧。王蒙忠于生活,崇拜生活,热爱大地和大自然,陶醉于少数民族的风情,有作为人民之子的一面。他热衷表现生活的鲜活与灵动,当政治性与人民性冲突的时候,他选择人民性。

  是的,这部作品里,“生活”才是主角,才是无所不在的主题。生活是净化剂;生活有永恒性;生活是诗意的泉源;不管多么黯然的生存,生活的内部总有强大的力量,犹如“幽暗的时光隧道中的雷鸣电闪”。正如王蒙说的,不妥的政策会扭曲生活,而劳动人民的真实与热烈的生活,却完全可以消解假大空的“左”的荒唐。在那个压抑年代,人们的口头禅是“我哪里知道”,表现出了万般的无奈与无助,确有如乌尔汗与伊木萨冬一家的大不幸,但在那时,爱情仍在燃烧,爱弥拉与泰外库的爱情美丽得让人落泪;那时的友情依然感人,如老王与里希提之笃实的交情;那时的干部仍然勤勉、热心、清醒而坚定,如伊力哈穆、尹中信们。“即使政策是偏颇的,民生是艰难的,生活仍然是强健的、丰富多彩的”。这就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然而,不能不看到,这部作品里当时政治意识形态和极左政治的某些痕迹仍是明显的,在那个以斗争哲学为基础的时代,作者仍未跳出那个时代的典型的创作模式。作品围绕粮食盗窃案与伊犁事件,作为大悬念,沿着破案,抓境内外的敌人,展开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线索来构思全作。所幸的是,它并没有按这模式去强化阶级斗争,相反,在这个模式中,它缓解、消弭,更多篇幅写的不是一分为二的“斗”,而是合二而一的“合”。也许开始,作者想把伊力哈穆作为反潮流的青年英雄形象来塑造,他当过工人、入党早、根红苗正,他在伊犁事件当口归乡让我们想起某种模式,但可喜的是,他归乡后并没有带头打斗,却在处处保护村民,带领村民在困难时期改变贫穷面貌,以至遭到批斗。他的农民的灵魂重新回到他的伊犁人的躯壳,他的身心又回到自己的家园。


(编辑: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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