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艺未来之发展

时间:2013年06月26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郑榕

  话剧的发展方向要依据观众的爱好和需要。因此总结具体历史的经验教训,比空谈理论更重要。2008年出版的《上海话剧百年史述》一书中就曾提到:“80年代,人们不再满足于耳提面命式的教育,而是带着自己的感情和理性……西方的各种戏剧思潮和流派的纷纷涌入……掀起一股‘探索剧’的热流……话剧界在短短十年里几乎把西方百年间的各个现代戏剧流派的手段、技巧全都搬用了一遍……从‘探索剧’到‘小剧场’话剧,留下了新的舞台经验……”,“90年代初,《留守女士》和《情人》在上海、北京,乃至全国的演出都引起了轰动效应(前者公演了300多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上海‘大众戏剧’的传统,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80年代‘探索戏剧’那种哲学与文化探索的热衷,和对‘形而上’问题的偏爱,在内容上开始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情感状态。远离了先锋派的艺术试验,而转向争取普通话剧观众的商业化戏剧……”,“话剧市场化是双刃剑——一方面强化利益的追逐,另一方面也弱化了对戏剧艺术的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的关注……”

  在此,应当回顾一下中国话剧和戏剧院的历史:“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力倡导改革的1918年起,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现代话剧从发端、形成、到走向成熟……第一个阶段是20年代的‘爱美的’戏剧时代,第二个阶段是30年代开展的从左翼戏剧到国防戏剧时期,这正是现代话剧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第一个‘爱美的’戏剧团体是1921年3月在上海成立的‘民众戏剧社’(沈雁冰仿效罗曼·罗兰倡导的‘民众剧院’而提名的)。”

  《戏剧》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过以下宣言:“萧伯纳曾说:‘戏场是宣传主义的地方!’这句话虽然不能一定是,但我们至少可以说一句:当看戏是消闲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戏院在现代社会中确是占着重要地位,是推动社会使之前进的一个轮子……表示要向美、法的小剧场运动学习:‘拿艺术化的戏剧表现人类高尚的理想。’还根据罗曼·罗兰的观点,提出要用戏剧使劳工们得到‘娱乐’、‘能力’、‘知识’。”

  到了2012年,北京人艺的《甲子园》上演,报上曾出现这样的标题:“以一种精神的坚守呼唤人性的复归。”并说:“很多人看戏,不是看台上的人物,而是在找我们自己的影子。”

  就在此前不久,报上曾发表过两篇网民对新版《推销员之死》的演出意见:“如果不能带来爱,至少传递希望。如果不能传递希望,起码可以谋求理解吧!在这部戏里,高尚的艺术被眼花缭乱的形式遮蔽了!”“整场演出,我没有看到梦想,没有看到人物饱满或悲凉的灵魂,没有看到驱动他们行动的力量源自哪里,更没有看到‘爱’!”

  在重庆创作《北京人》的过程中,曹禺曾向剧专学生读了该剧的片段,然后问:“你们听得出来这个剧本写的是什么吗?”学生方瑷德回答:“我觉得您写出了善良的人们在一片无涯的痛苦中,以抚慰别人为自己快乐的高洁心灵。尤其是愫方,她简直是美的化身。”曹禺说:“你理解得不错。”(近年演出中愫方却被“大屋顶”和“斜地面”替代了!)

  通过以上的历史例证,可以看出,艺术领导人的走向对戏剧院的发展方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焦菊隐先生说过:“写戏,就是写人,写人,就是写性格。从台词里挖掘形体动作和舞台行动,用生活细节和浓郁感情来丰富舞台生活和人物形象,因而使剧本一经演出就焕发光彩,这是中国学派表演艺术的惊人的创造……”于是之也说过:“《龙须沟》刚演,廖承志就写信给李伯钊院长,他认为这戏充满着爱的感情。周扬欣赏狗子来向疯子认罪,疯子只叫狗子:‘把你的手伸出来,给我瞅瞅!’看看他的手说:‘啊,你的也是人手啊!去吧!’周扬评这句话是‘有斤两的’。”曹禺院长解放后写过好几个剧本,其中最成功的角色是《王昭君》里的“孙美人”,于是之创造了不少舞台形象,最引人注目的是《骆驼祥子》里的“老马”,为什么?!

  因为如何表现“人”,一直是北京人艺对创作方法选择时的重点。

  焦先生初来人艺时,发现大量的桌面分析工作被填鸭地塞给演员,后果是造成了表演的概念化和表演中的情绪。他改用了“体验生活”的做法,鼓励用“形象思维”。他说:“戏是演给观众看的,要具体,不能抽象。”把“内心体验”改成“形体动作”。并指出:把作家的行动性语言组织成为具有语言性的行动,这就是戏剧艺术的对立统一规律。导演要和演员一起挖掘人物的心理行动。这一思路在《龙须沟》第一幕“出走”的一场戏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后来他又从苏联专家那里领悟到“斯氏体系”的创作原理,最根本的是最高任务、贯串行动和规定情境的学说,最高任务的提法是科学的。紧跟着他就提出了“民族代试验”的主张。他说:“戏曲给我思想上引了路,帮我理解体会了一些斯氏所阐明的形体动作和内心动作的一致性。符合规定情境的形体动作,可以诱导正确的内心动作。在这一点上,我们对戏曲比斯氏的要求更为严格。”

  焦先生的试验是通过郭老的三部戏进行的(1957年《虎符》,1959年《蔡文姬》,1962年《武则天》)。其中重点试验了中国传统诗画里的注重人物内心意境抒发,特别强调“神似”。“神”,可以唤起丰富的想象,使观众着迷。(朱琳在《蔡文姬》中创造“诗人的脚步”,就是一例)他说:“中国戏曲是现实主义的艺术,而不是象征的艺术。”焦先生的“中国学派”生前已经初露端倪,可惜本人英年早逝。希望后继有人,能把他未了的志愿继承下去。加强形体动作表现的话剧形式,在当前代表着一个前进的方向,焦先生的试验是具有前瞻性的。


(编辑: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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