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剧照

　 著名女导演陈力的最新力作《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还未公映就已在圈里受到热议。仅在题材上，这部作品就足够吸引眼球。专家们用四个“第一次”来概括作品的文化价值：第一次在中国银幕上表现1960年饥荒；第一次表现高官剥开假象寻找真相；第一次正面表现拆除社会主义大锅饭；第一次表现领袖向草根道歉。

真 相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以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自然灾害为背景，讲述了周恩来总理到革命老区河北邯郸武安伯延调研四个昼夜的故事。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无论他是否曾经走过这段岁月，都明白这个话题是无比沉重的。而正面去表现这段历史，不但需要勇气和良知，也需要一个艺术家的谨慎、客观、严肃的历史态度。

　　当时很多内情是观众所不了解的，此片因而就有了“历史揭秘”的味道。比如国家领导人当时怎样进入灾区调查研究？他们当时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吃什么？最大的阻力是什么？如何动员群众给党提意见？

　　陈力的团队在创作初始就把追寻历史真相和表现人物的真情实感作为主要诉求。一方面，他们查阅大量历史文献进行素材的分析、选择；另一方面则早早地走进故事曾经发生过的邯郸市伯延镇展开深入调研。当陈力谈起刚刚进入伯延镇的情形，仍然感慨万千：“我问当地农民：‘你见过总理吧？’对方还没说话就先哭起来，说：‘如果没有总理，就没有这个村子了，就没有我们了。’”伯延人民的淳朴、慷慨和世代相传的感恩之情感染了陈力。她发现只要和伯延人谈起周总理当年来调查的往事，对方和你的距离马上就会缩短，然后这个老乡会找很多人来跟你说，坐在院子里一个一个表达，都是不重复的。

　　在对历史文献的理性认知和亲身调研的感性体验之后，影片的立意、叙事线索以及影片中一些重要的桥段在陈力的脑海中变得更为清晰起来。剧中一场开会的戏非常重要，演员们就在当年开会的那间屋子里拍戏，就连屋子里的窗格也是当年的花样。剧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张二廷也确有其人，陈力调来1961年的资料，写的就是张二廷“放炮”，最先说出了公社食堂的种种弊病。

真 情

　　谈到历史题材中真实和虚构的关系，陈力的立足点仍然是“尊重历史”。影片中老人给总理做拽面的情节是虚构的，但也不是空穴来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为没有东西吃，村民想办法去弄肉，给总理做饭，总理为此生气，这些都是事实。影片抓住了人物真实的心理活动和真实的感情。陈力说自己最直接感受到的是老区人民对党的情感是现在的人们久违的。

　　影片中迎送周总理的大场面不同于一般同类电影之处，还包括群众演员的表现，整部片子里的群众演员都演得特别好，老百姓都显得质朴真切，浑然天成，真实的感情是装不出来的。这上千的群众演员都是伯延镇的百姓，陈力说给当地老百姓讲戏只需像这样对他们讲：“总理今天就要走，你们是要来送总理的，你们去表达，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其他不用多说。共有上千名群众演员，最后一场戏拍了9次，专业演员因为档期问题不能集中，除了演总理的演员每次都要参加，很多人不能在一天来，因此分几次拍，所有群众演员都要配合，但老百姓们没有怨言，事实上，陈力感觉到他们是在重温和总理相处的日子，享受着久违的感觉。

　　这个故事最重要的一个关健词可能就是“说真话”，这对今天的观众来说都是有触动的。从国家最高领导人到下级，到普通老百姓，一点一点让大家说真话，而且是对党提意见，要纠正错误，这个话题有点敏感。说真话从头到尾贯穿起故事。陈力在查找文献时，发现了一点疑惑，资料里说当时只有张二廷说了真话，是什么让其他人没有说真话呢？她从当地人那里了解到他们不说真话的原因，就是“别给党中央找麻烦”。伯延镇的人们心里没有鬼，他们不说真话是出于善意，因为他们是老区人民，从刘邓大军，到后来邯郸起义，很多乡亲都走上了战场，有的是一个村子男人全死掉。所以自然灾害的时候，人们一开始瞒着总理，他们不说出实情不是为了害人，也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出于关心。陈力认为中国人的道德传统中包括多为他人着想的美德，老百姓这种思想情操非常可爱，而且是中国人特有的。

　　在陈力的作品里，有一种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温婉，表现在叙事上，则是故事中引发矛盾的原因都是善意。她的作品在表现人物冲突的时候，经常以一种“美丽的错误”的方式展开叙事：人们总是因为爱而产生距离，产生误解，经过一番忍让、争论、重新选择之后，他们的距离更近了。诸如《爱在廊桥》《谁主沉浮》《湘江北去》《两个人的芭蕾》等等都有这种叙事。《周恩来的四个昼夜》里的村主任隐瞒真相固然不对，但究其原因是他太为领导和国家考虑，反而固执地犯了错误。陈力特别喜欢表达人物隐忍的感情，千愁万绪，欲说还休。也许，我们可以将其看做是女性导演的主体意识或者说女性本能的作用吧！

　　真 味

　　一部作品的“味道”多与表现形式有关。陈力的主旋律电影富有观赏性和文艺气质。她擅长借用多元的文化景观来丰富影片内涵，进而深化主题思想。例如她很喜欢表现一些民俗，乍看是文化景观，但实际上电影里的民俗为人物的喜怒哀乐提供了释放的空间。比如剧中有一场戏，是一位老人不惜用自己的寿材换来白面给总理做拽面，总理为了让老人安心，吃下了拽面，为了让老人有面子，他嘱咐工作人员在他离开伯延后再用自己的钱偿还老人的寿材。陈力设计这场戏是因为不但可以表现老百姓对总理的感情，也能表现周总理能够站在老人的角度去想问题。拽面这个情节也适合电影来表现，它是一种特殊的饮食文化，很多当地的老人家拽的面非常棒，特别美。拽面有一种形式感，但陈力没有把形式感追求到极致，而是表现得非常生活化。

　　陈力认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出现了一件事情，或者出现了一个人物，一定有它的文化背景。每拍一部电影，她总喜欢找人文的东西来反反复复地琢磨。比如武安落子非常生活化，具有深厚的民间基础。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善良，在那种极端严酷的条件下还能那么理解党，因为当地的文化底蕴很深。抗日战争时期，武安、涉县一带为八路军根据地。许多落子演员参军参战，当地平调落子班社也多属民主政权领导，常随军演出。《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也用回忆的方式表现了这一历史细节。

　　电影里还侧面表现了伯延在近代历程中一段值得骄傲的教育史佳话。陈力在文献资料里看到，周总理在伯延的四天四夜，曾经去了伯延文化名人房锦云家的老宅，并把这个史实巧妙地安排在故事的主线里。伯延小学始于1907年的“尚德小学”，是当时伯延村以房锦云为首的乡绅们共同出资创办的，蔡元培还曾亲题“育我菁莪”匾额，而总理来到小学校看望老师，对孩子们讲起学校历史的情节，看似闲笔，却别有深意。因为让我们感觉到，周总理来到这里拯救的不只是生命，还包括了文化血脉。这和村民们在困难时期的表现也有着必然联系，因为这个地方的老百姓虽然身居僻壤，却都知书达理，能顾全大局。

　　这是陈力第三部直接在银幕刻画国家领导人形象的影片，在此之前她执导的《谁主沉浮》和《湘江北去》也令人印象深刻。在拍重大历史题材影片前，陈力总要下功夫做足“功课”。陈力擅长把重大题材还原到生活常态。毛泽东在北大当旁听生的时候“低三下四”地在图书馆里边蹲地、擦玻璃，来讨好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些设计在这类题材中显得有点惊世骇俗。陈力的作品很少使用特技，但却不乏奇观，因为它给观众一种陌生体验，也能产生奇观效应，同时她始终还保持着尊重历史的原则。在《湘江北去》里，年轻的毛泽东一声令下，大家一跃跳上大通铺，他们在炕上躺着翻身，“翻身要一起翻身”，有人喊着“翻身”的口号。这个小小的细节也是有出处的，是她从一些回忆录里找到的。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是在亿万中国人心目中，周总理的形象是统一的，陈力要求自己必须使这个周总理既符合观众心里那个不容动摇的标准，又能出新意。戏里的很多桥段显现出生活的味道，一看就能判断出是凭空杜撰不出来的，就因为它们都源自生活和历史的真。总理和邓大姐在屋子里头关于老花镜的谈话，带有调侃味，既生动又朴实无华，这只在老夫老妻之间才会有。像这种对白，看似和主题没什么关系，但是它服务于主题，使主题显现出真实质感，这段也是有依据的，只不过关于老花镜的故事不是发生在这里，而是陈力从总理的生平小故事里挪用过来的。

　　真 意

　　多年来，陈力也有机会拍商业片，但是她始终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探索电影内涵的主流价值。就像她自己说的：“希望通过作品，能够让老百姓感觉到国家是有希望的。”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的拍摄对于偏远而宁静的伯延镇来说是一件文化盛事，而每个参与拍摄的当地人，都怀着感恩、激动的心情参与拍摄活动。陈力提到，关于周总理的题材也久违了，尽管故事本身不大，但是至少表达了她的一份心意。她深知这部作品在如今的电影市场里可能遭到冷遇，很多观众可能没机会看到。但是至少有一点，她觉得是欣慰的：做到了给伯延镇老百姓的精神上带来一种支撑，使他们觉得活得更有意思，她觉得这也是收获。很多已经看过此片的专家都发出类似的感慨和忧虑：这部影片朴实无华、感情真挚、故事精彩、表演到位、音画语言成熟，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如此优秀的作品倘若没有得到有效的宣传而在市场受阻，如果没有让更多的观众看到，那就太可惜了。

　　在拍摄期间，还发生过一件小插曲。有一天剧组准备的饭不够了，准备的饭是包子，那天群众演员有四五百，每人一份大包子，买的包子超过了计划数，但还是不够，发完了，还有一半人没吃。因为有的饭被群众演员拿回家了。陈力批评剧务说：“还是你们没做到位，他来当演员了，他家里还有孩子上学，还有下地干农活的，他当然要把包子拿回家了，他不拿回家，家里人怎么吃饭？乡亲们如果只是为了包子也不会来。你们考虑得不周到，要多多地准备，然后随便他们拿，因为老区人民是不会浪费的。”老乡听到这件事特别感动，说“当年总理也是这样对我们的”。后来有很多当地的老百姓都没有吃饭，坚持演出。影片是9月初开机的，天气越来越冷，可是剧情要求总理是5月份来的，大家不能穿得特别厚。伯延经常要下雨，地特别湿。要求演员全都要穿布鞋，布鞋直接放在地上会湿，穿上特别冷，这些老百姓一点怨言都没有。她要求专业演员们也要穿布鞋，即便有些镜头拍不到地面，也不能穿棉鞋，老乡是怎么穿的，演员也得怎么穿。可见，陈力的求真不是表面化的，而是由内而外的。以致于她的拍摄经历本身更像是一种修行和传道。陈力觉得，与其说她为伯延做了一部电影，还不如说伯延人民帮助她完成了电影，她觉得自己从那些可爱的人们身上得到的更多。

　　从拍摄主旋律电影一步步走来，陈力的目标越来越清晰，她认为现今的中国人需要核心价值观，而用电影去表现和传播，则创作者自己首先要真诚，并且不为名利所诱。陈言务去、执凡求真，是陈力主旋律电影的自觉追求；在她看来，真实才是主旋律电影最美的笔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