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像谜一样存在着，于不经意间露出冰山一角，已足够给人以惊喜。北京房山长沟唐代墓葬从去年8月发现以来，经过挖掘、清理，历时10月有余，终于将全貌呈现在了世人的面前。无论是完整的形制结构还是别致的出土文物，都属于同期、同规格墓葬中罕见的，同时，公众也可以发现，古墓主人刘济一家的家事与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一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刘济，似乎就是俄狄浦斯之父——唐代的拉伊奥斯。

须弥座式棺床

刘济夫人墓志盖四周的文吏怀抱十二生肖浮雕

绿釉塔式罐（罐身）

文官俑

直击现场

墓主人身份确定

　　6月22日，考古挖掘现场，专家们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最后的细致清理工作。这次的重头戏是开启墓志，揭开墓主人的真实身份。

　　房山长沟唐代墓葬里发现了两合较为完整的墓志。“墓志由两块石头组成一套，上方的墓志盖一般文字较少，主要记载了墓主人生活的年代、姓氏、官职等，下方墓志底的内容则较为详细，一般用几十字甚至几百字客观、真实地记载墓主人的生平事迹。拥有墓志的人，非富即贵。”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家瑶介绍说。

　　考虑到墓志年代久远、石质疏松、体积较大，且场地比较狭窄，北京市文物古建公司没有选用一般的搭脚手架的方式而是选择了龙门吊的开启方式。据相关负责人介绍，龙门吊的特点是跨度大、稳定性好。随着包裹着棉被重达2吨的墓志盖缓缓向上移动，距离确定墓主人身份的时间也就更近了一步。当“唐故幽州卢龙节度观察等使中书令赠太师刘公墓志之铭”，6行、24字的篆书随着考古挖掘现场负责人程利手中的小刷子将浮土一点点扫去而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墓主人的身份已基本确定。紧接着，程利对墓志底的内容进行了清理，“刘氏，字济”字样显露出来，至此，墓主人的身份为唐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已是确定无疑，与之前专家们的预测不谋而合。这是继丰台王佐乡发现的史思明墓后又一唐代节度使的墓葬。同样的方式，另一合墓志也随之开启，确定了另一墓主人的身份，即刘济的夫人张氏。

　彩绘壁画的发掘与保护

　　刘济墓内的壁画数量众多、面积较大，遍布于墓道东西壁、耳室、壁龛、后室等，丰富、精美的程度在同时期、同规格的墓葬中是极为罕见的。刘济墓壁画有别于其他墓葬内壁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两层，随着考古专家的手指方向看去，记者发现，透过外部残损的墙皮可以隐约窥见内部的壁画。相对于外部壁画的丰富与精美来说，内部壁画则简单了许多。“之所以有两层壁画，可能是在刘济下葬的时候画过一次，后下葬刘济夫人的时候又补画了一次。”程利推测。壁画内容包括乐舞表演、家居生活、彩绘建筑、侍女、动物、植物等，反映了当时的生活习俗、服饰特色、娱乐方式与建筑风格等，可谓是研究北京地区唐代社会生活尤其是贵族生活及其精神追求的重要资料。

　　清理壁画的专家们都穿着白大褂，为的是避免自身衣物对壁画的损毁。跟随着专家董玉刚手指移动的方向，记者的视线定格在了一个唐代仕女身上，她在毯子上翩翩起舞，五官清晰，脸型圆润、微胖，契合了唐代“以胖为美”的审美取向。北京考古学会会长齐心则将关注点放在了壁画中大量出现的马的形象上。她介绍说，唐代骑兵盛行，且威武四方，刘济墓壁画中马的出现与他武将的身份相关，《全唐书》《新唐书》中都有记载，他任幽州卢龙节度使期间曾立下赫赫战功，深受皇帝的器重，马的出现也是其骁勇一生的有力见证。

　　刘济墓内的壁画是在砖墙上直接抹上白灰然后画上去的，在砖与白灰之间没有草灰泥的夹层，如何将壁画揭下来进行保护是一个难题。如果运到博物馆的话，就要连同砖墙一同揭下来，因此专家们现在也在考虑是否要原地保护，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决定。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宋大川表示，在壁画保护措施确定之前，为避免壁画长期暴露于空气中发生变质而损毁，将适当暂停壁画的发掘工作。

　　探寻墓主人生前信仰

　　在考古发掘现场，记者观察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凡是和墓主人靠得很近的物件，比如石棺床、长明灯等都雕有莲花的纹饰。经过专家结合相关史料进行推断，这与刘济生前信佛是分不开的。

　　在主室的北部中央放置有石棺床，棺床上原放置有石椁木棺，现已被毁，仅余部分石构件。目前发现有石椁南侧底板1块、南侧立板1块及顶盖1块，尤以石椁南侧立板的造型最为精美，中部雕刻有“仿木构假门”，浮雕出门框、门簪、门扇及乳钉、门锁等形象，并施以彩绘，尤其浮雕门锁上贴金装饰手法，令人叹为观止。

　　石棺床平面呈梯形，南宽北窄，仿须弥座式，由6层石条拼合砌筑而成。6层分别雕刻不同图案纹饰，或浮雕金刚脸及瑞兽造型，或彩绘莲花及牡丹图案形象，或祥云图案及人面造型。长明灯位于主室东南部近甬道处，汉白玉质，由灯盏、灯柱及灯座三部分组成，雕刻精美，装饰有浮雕莲花造型及线刻牡丹纹饰。

　　莲花、瑞兽、祥云等纹饰的出现，很好地诠释了墓主人生前信佛的事实，相关文献资料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房山县志》这部创自明万历、清至民国一再续修的房山地方文献中，记载了佛教圣地云居寺的刻经故事。在这部文献中，《涿鹿山石经堂记》这一出自唐代的碑记，赫然署名为刘济。在这篇碑记中，刘济自述：“我刘济用自己的官俸，为圣（唐宪宗）刊《大般若经》，在今年四月完工。”这篇文字揭开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刘济不仅战功赫赫，还虔心向佛。据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吴梦麟介绍，除了《大般若经》，刘济还刻有《妙法莲华经》，并对寺院刻经给予鼎力支持，在刻经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国务院国家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中华大藏经》就是用的云居寺的拓片做的校勘底本，云居寺石经的价值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而刘济作为其中作出过贡献的一员也必将被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