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园上课

　　先生给我们上的文艺美学专题选修课，不是在教学楼，也不是在中文系所在的五院，而是在中关园一公寓他家里。我们文艺学专业文艺美学方向总共三个同学，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和四川，可谓来自天南海北。我们到先生家里，总会有绿茶一杯，有时还有师母做的美味。先生侃侃而谈，就文艺美学的前沿问题提出他的见解。对我们的提问，先生总是循循善诱，及时作答，中间还穿插他多年来的治学体会。先生在这种“小班研讨课”上留给我的东西是永难忘怀的:一是说搞文艺理论、文艺美学的人，要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心态，不能封闭和保守(而那时保守势力还很顽固);二是艺术不是现实生活的一般反映的产物，而是审美体验的结晶(这种观点那时曾引起保守势力的压制);三是搞理论的要懂艺术特性，更要善于举例。例子好不好，关系到你的理论是否站得住脚。不能举出恰当的例子，说明你的理论本身有问题。这些都成为我后来治学的座右铭。

　　这样上课给人真正的登堂入室的感觉。下课后回到宿舍谈起时，同屋其他专业的研究生同学都羡慕不已。等到多年后我自己带研究生时，每个专业招生人数逐渐增加，导师也多了起来，这种上课方式就再也没实行过。因此，这种特殊的北大上课感觉，自然就成了我心中永远的回忆了。

沿洒登黄山

　　上研究生二年级时，我们三名硕士生跟随先生到南方实习，先生亲自给取的题目就是“艺术美与自然美的比较研究”。多年后想起来，仍然觉得这个题目堪称妙绝:既游山玩水，又符合学科专业培养需要!记得先生带我们去的第一站就是黄山。我们先坐车到后山，从云谷寺上山。先生穿着一双拖鞋，在弯弯山道中潇洒自在地行走，宛若魏晋风度再现。这样的情景在我的脑海里永久地定格下来。

　　先生的育人方式，是开放式和启发式的，就是不断给你一些启示，更多地让你自己去领会、摸索和思考。关键是看你自己能否时时做到又学又问。现在想来，那时愚钝的我问得太少了，真是惭愧和后悔，想必远不如后来的学弟学妹们得的真传多。

不停的开拓者

　　先生治学，给我的突出印象是开拓。进入新时期以来，他青春焕发，昂扬进取，永不停顿地在开拓，开拓，几乎没有停留的时候。我想至少在这么四个学术领域，他都曾先后成为全国学界的开路先锋和引领者:一是当我们初次接触美学时，他创立了文艺美学，被誉为中国大陆文艺美学学科的“教父”;二是当我们刚刚试图跟上他的文艺美学脚步时，他已经在着手西方文论教材的拓荒行动了;三是随后他又毅然离开北大南下深圳，在新兴的比较文学中倡导比较诗学研究，将比较文学引领到理论反思的高度;四是再后来，他倡导文化美学研究，一方面是让美学从高雅文化拓展到大众文化，另一方面是把商业性和消费性愈来愈浓的当代审美文化潮流提升到美学理论高度去把握。一个学者一生能做的事情实在有限，能有一项开拓之功属于自己，已很了得，更何况这么多呢!

外柔内刚的诗人美学家

　　先生既是典型的学者，又是诗人，同时还担任过系主任、学会会长。在他身上，既有江南人的敏感、柔婉和细腻，还有诗人的浪漫和诗情，也有北大学者的耿介、正直。可以说，先生是外柔而又内刚的人，或是柔婉而又刚硬的人。说到柔婉，我没有见过先生激动地大声斥责任何人，甚至连语气重的话也没听到过，当然就绝对听不到骂人的话了。他总是那么文质彬彬，那么温和谦让。但同时，我又见到，当先生毅然选择南下时，曾是那么果断、决绝，那么义无反顾。在他的身上，我见证了一位敏感、柔婉而耿直的浪漫诗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位外柔内刚的诗人美学家。

多元学缘人与耿介之气

　　先生的这种特殊的学术禀赋，我想是同他的个人气质和多元学缘氛围有关的。他在青年和成年时期，受到中国现代革命的浪漫诗情与跨学校和多学缘的相互激荡和持续涵濡。1952年院系调整时，来自北京大学的游国恩教授，清华大学的俞平伯教授、季镇淮教授和王瑶教授，燕京大学的林庚教授和吴组缃教授，中山大学的王力教授，以及来自南方的杨晦教授等，一时间，国内中文领域顶尖人才悉数荟萃燕园。先生就是在这样的多元学缘氛围中进入北大求学并随后留校执教的。那时的北大中文系教师中，回荡着一种多元学缘激荡下及开放时代环境中知识分子的耿介之气。每遇不平之事，总会直率表达，甚至会选择潇洒地离开。富有才华的黄修己先生等以及其他系的知名教师，都先后以这样的名士风度留在了北大人的记忆里。

南下传递人

　　先生南下，看起来似乎只是他个人的人生选择。这样理解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但在我看来，这种个人选择的深层，应该隐伏着历史老人的老谋深算和先生个人的自觉信奉及践行。那次院系调整时，国家曾以行政抽取和集聚手段，将首都地区高校的全部乃至全国高校的部分文科精华荟萃于北大一校之中，造成了北大文科过于垄断的学科权力格局，也就形成了北大文科在全国的“巨无霸”地位和超强的学科权力垄断。而后来，当历史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为了纠正这种学术资源分配不公平的错误，给全国高校以同样的发展机遇，历史老人又着手把荟萃于北大的文科精华，部分地还给全国学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北大文科精华反过来重新回馈给全国。先生正是适时地、自觉地成为这笔历史宿债的偿还者，或者说，成为改革开放时代全国学术前沿精华的南下传递人。原来，先生在近30年前选择南下，说到底，是在自觉地和实际地履行一名北大人的天职:把未名湖畔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火种播撒到南国最边缘的深圳湾。当时地处全国改革开放前哨深圳的新兴大学深圳大学，确实充满宏大的改革理想，被视为全国高校改革的最前沿，凝聚着全国高教界的改革愿景，而怀揣如此神圣使命南下深圳大学的，除先生之外，还有北大和清华的不少知名学者及校领导，如北大的汤一介教授和乐黛云教授夫妇、李赋宁教授，清华的副校长张维教授，以及那时正充满学术抱负的应届毕业硕士生、青年美学家刘小枫，还有后来接替先生出任深圳大学中文系主任并一直做到校长的、我的硕士同级学兄章必功等。如今，深圳湾早已不再是文化的边缘地带，而是学术开放和文化变革的前沿阵地了。此时，杖朝之年仍坚持在碧波中挥臂击水的胡经之先生，该舒心地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