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缘人生(中国出版掌门人)——记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

时间:2013年07月09日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陈墨

 出版家黄书元,从1982年大学毕业进入出版界,至今已有31年;担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兼党委书记,也已历十载春秋。

果园 绘

  出版家黄书元,从1982年大学毕业进入出版界,至今已有31年;担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兼党委书记,也已历十载春秋。那一口改不掉或不想改的安徽舒城官话,能给打过交道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已是大名鼎鼎、荣誉等身,他却依旧低调做人、勤恳从业。与他相处,总能感受其温润情怀,其中自有书情馨香。

  黄书元曾险些与书无缘。第一次是政治原因,1972年初中升高中,需要同学推荐、学校选拔,他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落选。失学的感觉刻骨铭心,渴望读书的他,只能到邻县一所中学去读了两年高中。第二次是经济原因,1978年高考恢复,兄弟二人同时考上大学,难得的喜事竟让父母发愁,家庭经济难以支持,希望他主动放弃、让弟弟去上,他于是选了师范大学,因为可以免费。

  这故事算不上传奇,当时或惊心动魄,如今已云淡风轻。提及此事,是想让人了解他的经历、性格和命运。在家庭出身决定个人命运的年代,在有形无形的社会压力下生存,低调处世、隐忍妥协,“夹着尾巴做人”,这些都不难理解,可黄书元还有另一面,即深藏梦想、不甘平庸,用尽努力实现自我。这个性,或许是天赋,也或许是因为与书结缘。

  在图书匮乏的年代,可读之书不过伏尼契的《牛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我的大学》等寥寥数种。这些书既是文学经典,更是励志之书。亚瑟、保尔、阿廖沙等,既是青春伙伴,也是人生导师,还是青春梦想的守护天使。聪颖的黄书元,应是受《我的大学》的启发,学会了阅读生活,把插队农村的田间、城市房产基建队的工厂,都当作了学习社会现实、思考人生学问的大课堂。

  后来梦想成真,他上了大学。书山学海是如何开阔他的人生视野、熏染他的生命灵性、锻炼他的思想水平、提升他的精神境界,都不用多说。那时的黄书元胸中沟壑万千、壮志凌云,却又谦逊如故。直到作为优秀毕业生优先择业于图书出版行业,他才一鸣惊人,令人刮目相看。这一次不是命运选择他,而是他选择了自己的命运:与书结缘。

  短短几年之后,黄书元就成了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副社长、社长,主持“皖籍名人书系”,推出《宗白华文集》、《朱光潜文集》、《胡适全集》、《李鸿章文集》……嘉惠无数读者。他成了获奖专业户,获得国家图书奖三次、中国图书奖两次、“五个一工程奖”四次,获“安徽省十佳出版工作者”等诸多荣誉。当他升任安徽出版局副局长时,安徽教育出版社家底达到数亿人民币。

  2002年10月,黄书元调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兼党委书记,这是一份荣耀,也是严峻的挑战。人民出版社是新中国出版的旗舰,有光荣的传统与骄人的成绩,但是也有其历史堆积的老大难题。赴任数年,黄书元就让这艘文化巨舰平稳驶入了转型的航道。在读者心中,人民出版社成了“最受欢迎的出版社”;在书业评奖中,它是获奖超级大户,曾一次获得国家政府大奖6项;在学术影响力方面,它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第一名;与此同时,发行量、码洋数、利税额每年都呈两位数增长。

  黄书元的成功奥妙,在于他精通业务,在出版领域具有前瞻性。在人们感叹传统出版业步入黄昏的时候,他却淡定从容,因为他相信内容为王,不管媒介技术如何发展,都不可缺少内容的选择与加工。在出版改革方面,他赞成事业和企业分开,但更追求出版社公益性本质与行业管理市场化之间的最大张力。也就是说,出版企业须讲求公益性,因为这一点关乎文明根基、社会进步及国家未来;同时,事业单位也须走市场化之路,因为这一点关乎读者选择、项目管理、成本核算及可持续发展,并避免人浮于事。

  更深的奥妙,在于他懂得世故人情,深知只有立足现实、尊重传统,才能前瞻未来、图谋发展。在现实中,任何单位的领导都须懂得平衡之术。因为在政治正确和自我选择之间、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长期效益和短期效益之间、普及与提高之间,乃至在规章制度与人事安排之间,有无数矛盾需要解决。黄书元就有一套处理繁杂事物的功夫,一方面,他牢牢掌握着出版的要诀:“人民出版为人民”是原则;让读者看得懂、买得起、用得上为基础;立得住、留得下、传得久为目标;另一方面,在面对各种矛盾和困境时,他极少采取直接对抗的方式,而是选择妥协与博弈并举的方法,争取化解矛盾、谋求双赢。人说黄书元八面玲珑、长袖善舞,或许是对他的一种误读;说他富有心计、深不可测,也只是看到了表面的东西;在我看来,这都源自于他此生与书结缘,因此看得多,思考得自然也多,早早洞悉了世情的妙谛。

  黄书元说,他的梦想是不仅要把人民出版社做成中国著名、世界知名的品牌,还要把它做成基业常青的百年老店。看似套话,但我相信,这是他的心声。


(编辑:高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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