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了经过调整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这个“学科目录”的颁布顺应了我国艺术学界长期的、强烈的诉求，“艺术学”由一级学科升格为“学科目录”中的第13个学科门类。当时我曾撰文，认为“艺术学”的升格主要不是学理建构的效应而是学域扩张的影响。我曾指出：对于艺术学的学理建构，事关学科门类独立后的学科品质。艺术学各艺术样式学理建构的特质，在于其具有极高艺术含量的实践性。如何将这种“实践性”上升为“实践理性”，是艺术学学理构建的核心课题。两年过去了，我总觉得艺术学学理建构似乎还缺点什么，而这个所“缺”之“点”不只是在“实践性”上升为“实践理性”方面显得薄弱，而且在“学理性”转化为“学理对策”方面显得极度疲软。

　　一、必须正视艺术学研究的“短板”现象

我们所说的艺术学“对策研究”不是艺术学“研究对策”。我在有些学术机构做这一讲座时，主持人往往会说成“艺术学研究对策”。或许在其潜意识中感觉到艺术学研究的某种不足，认为需要在“对策”上加以考量。其实，我们所说的“对策研究”，是对既往“应用研究”或“现状研究”的一种更具针对性、更讲有效性的表述。

　　对一个事物水准高低的总体评价，不在其“高围”而在其“短板”。尽管多年来艺术学学理建构成就斐然，但它在“对策研究”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1.对策研究的“短板”在于“问题意识”的薄弱

　　我们所说的艺术学“对策研究”不是艺术学“研究对策”。我在有些学术机构做这一讲座时，主持人往往会说成“艺术学研究对策”。或许在其潜意识中感觉到艺术学研究的某种不足，认为需要在“对策”上加以考量。其实，我们所说的“对策研究”，是对既往“应用研究”或“现状研究”的一种更具针对性、更讲有效性的表述。相比较而言，应用研究过于把重心放在基础研究，强调的是基础研究的“应用”；而现状研究则过于把重心放在现状的描述，不强调提出“问题”并进而提出“对策”。很显然，我们较少提“对策研究”，本身就意味着针对性“问题意识”的薄弱，也意味着有效性“价值关怀”的缺失。

　　这可能意味着，我们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的关联性出现了某种“断裂”。基础研究是普遍性的学理研究，对策研究是特殊性的学识研究；前者是后者的累积与升华，后者是前者的推演与修正。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关联性的断裂，可能主要在于“基础研究”研究程序的“内在化”。也就是说，“基础研究”过于沉迷于纯粹的学理研究，不关心“对策”因而也难以在对策研究中获取新的“学识”。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的关联，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联，这个“关联”的断裂，在于我淡忘了“普遍性寓于特殊性”这一哲学命题。基础研究的学理，是对既往众多“特殊性”的分析与归纳，是艺术学研究的存量；对策研究的学识，是在新的“特殊性”面前将既往的“普遍性”加以推演与修正，是艺术学研究的增量。我们当前亟须的，是不断通过增量的“特殊性”学识去构建存量的“普遍性”学理。

　　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关联性的断裂，虽然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对策研究的明显不足，但对策研究的“短板”使基础研究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板短”。基础研究的“书斋化”与对策研究的“急就章”是这一“断裂”必然给双方都带来的后果。事实上，当基础研究沉湎于“本本”之时，也同时是对策研究失语于“现象”之际。一方面，是基础研究的“书斋化”隔绝了“源头活水”；另一方面，是对策研究的“急就章”呈现为“水上漂萍”。这需要我们同时加强基础研究的“对策”指向和对策研究的“基础”意识。就艺术学对策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基础”意识而言，我以为近年来《中国艺术报》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仅今年以来，就有颜榴《叩问国家美术馆》（1月14日）、杨瑞庆《期盼戏曲新流派脱颖而出》（1月18日）、陈友军《青春偶像剧中的“人”与“城”》（1月2日）、乔燕冰《能否诗意地栖居在自己的屋檐下》（2月4日）、赵勇《从摇滚到民谣：“批判现实”的音乐轨迹》（2月4日）、周思明《对当前相声的思考和谏言》（2月25日）、慕羽《中国音乐剧发展要树立“多变目标”》（3月4日）、刘厚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戏曲怎么办？》（4月15日）、乔燕冰《中国舞者，为何难走出生存魔咒？》（4月17日）、汪人元《优秀戏曲唱腔的“新”与“高”》（5月15日）、贾方舟《写实主义在当代的可能性》（5月29日）、刘星《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之思》（6月17日）、章旭清和付少武《西方“艺术终结论”对中国艺术发展的现代隐喻》（6月19日）等多篇佳作问世。可以认为，关注对策研究不仅强化了《中国艺术报》对艺术学研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而且极大地提升着该报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2.“问题意识”是时代的声音并指向“价值关怀”

　　北京大学教授何怀宏出了一部“思辩集粹”的文集，书名就叫《问题意识》。书的“代序”是何怀宏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题为《问学之路》。讲演中，他杜撰了一副对联来区别“学术”与“学问”，联曰：“学术是大家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有规有界；学问是个人的，学问乃自我之心得，无端无涯”。他为这副对联做的“横批”叫“有学乃大”。这里的“学术”，即我们前述基础研究的“学理”；这里的“学问”，也就是我们所说对策研究的“学识”。学术、学问关注的是过程，而学理、学识强调的是结果。在我看来，“学识”不仅是“学问”追求的产物，而且也是“学问”价值的支撑。因此我认为，“学问”从“无端无涯”来说是“自我之心得”，但从“有用有效”来说也应是“天下之公器”。

　　在何怀宏看来，“学术”首先是“学述”，即孔子自言“述而不作”的“述”。“述而不作”作为学术，意在“以述代作”。当然，要“述”得周全、述成系统、述出新意也并非易事。现在的“基础研究”，当然不会“述而不作”，其“有规有界”的方式是“先述后作”，也即冯友兰所言先“照着说”再“接着说”。如果“对策研究”缺失，这种“接着说”恐怕只会是“照着说”的逻辑推演，而非基于“对策研究”成果之“看着说”的自觉修正。与“学术”不同，“学问”的本质在于“问学”，也就是学由“问”起、学解“问”惑、学释“问”疑。我们说“学问”既是“自我之心得”也应是“天下之公器”，在于“对策研究”强调的“问题意识”是时代的声音，应对“问题意识”所指向的“价值关怀”是大众的情怀。

　　何怀宏指出“学问”有“知识性的问”和“思想性的问”之分，前者如孔子的“子入太庙，每事问”，后者如苏格拉底对知识“果真如此？”的诘问。我把这两种“问”视为“求知之问”与“求真之问”。其实，我倒愿意视这两“问”为我们做“对策研究”的两个步骤，即先“求知”再“求真”。只是在求知、求真之后，我们还要“求策”——求有针对性、讲时效性的“应对”之策，这个“求策”就是我们应对“问题意识”所指向的“价值关怀”。鉴于对所求之策的“价值关怀”还会有“价值”评估与考量，我们对策研究的“问题意识”一不要“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二不要“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问题意识”是时代的也是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