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伦敦

《中国佬与其他故事》封面

　　20世纪初，杰克·伦敦在他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大牧场吸毒自尽，但历史常有反复，“斯纳克”随着“中国威胁论”近年再度沉渣泛起，在遭他百般污辱的华人眼前游荡。据法国《费加罗杂志》新近报道，远在1897年，加拿大育空地区发现黄金，杰克·伦敦闻讯赶至该国北部蛮荒的克隆狄克河畔淘金，终岁只捞到几粒，败兴而归。他获得的真金，是在冷酷大自然里挣扎的亲身体验和混迹酒馆听一群同是天涯沦落人苦诉的悲惨经历。用出版家诺埃尔·莫伯雷的话说，他找到了从事文学写作的“矿脉”：人与超自然力量的较量。他从加拿大严寒极地赶“淘金潮”回来后写出的《克隆狄克故事集》，尤其是《野性的呼唤》《生命之爱》和《白牙》，在二十世纪初美国现实主义文坛上铄石流金，声名鹊起，传入中国被誉为“名篇”，收进教科书。他的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甚至成了国内研究英美文学者必读的“经典”。

　　但是，一般中国人并不知道，除了上述杰作外，这位典型的“美国梦”作家还于1904年报道日俄战争之后，在旧金山报纸上发表《黄祸》一文，1908年和1910年分别写了两部所谓小说《中国佬》和《空前绝后的入侵》，以及其他涉及中国海外移民题材的《白与黄》《黄丝帕》《陈阿春》《阿金的眼泪》等多篇作品。在这一连串精心炮制的“黄色传说”里，作者不吝惜笔墨，污蔑中国人为“劣等民族”，是对欧美白人世界构成威胁的“黄祸”，必须对之实施“种族灭绝”，世界才能实现和平。杰克·伦敦的“黄祸”论同德皇威廉二世的叫嚣如出一辙。威廉二世在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沙皇尼古拉二世鼓吹欧洲共同抵御“黄祸”，还构思创作一幅《黄祸图》，赠送给俄国暴君，以示中国“火龙”象征的“黄色恐怖”。1900年，他发表演说叫嚷要将德国的声威广布中国，派瓦德西担任八国联军总司令到北京平定“拳乱”，对胆敢抵抗的中国人“格杀勿论”。在威廉二世扬言要将德国的“盾牌”竖立在中国土地上之时，杰克·伦敦从大洋彼岸呼应，挥动笔杆子向中国形象“泼墨”，描写华人“野蛮”“丑陋”，正在向世界“扩张”，从而早就发出“中国威胁论”的夺人先声。

　　杰克·伦敦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也如同原始森林，通行生存竞争的法则，在霍布斯展示的“利维坦”中，“弱肉强食”是自然的逻辑。在世界各人种间，他坚信白种人最优秀，依尼采的“超人哲学”强调：“白人是一个伟大的种族，地球的一半和海洋的全部都是他们的世袭财产。”为保证这份财产有纯种继承人，他甚至跟彼此并无爱情的贝丝结婚，目的只在于“生出健壮的儿女”。杰克·伦敦秉持“白人优越”的立场，一贯鄙夷从中国漂流到美洲求生的苦力。他年轻时曾在奥克兰买舟下海偷窃人工养殖的牡蛎，被警察抓获下狱，却夸口谎称自己“亲手抓过偷捞海虾的中国人”，欲表明白人窃贼都比落难的黄种人高贵。1869年6月，法国殖民当局在南太平洋塔希提岛上阿蒂茅傩制造冤案，错斩棉花种植园的华人苦力詹秀公。种植园的华工为詹氏在当地华人的“永安坟园”修了一座马蹄形墓，并在关帝庙里为他设了一个祭台，寄托海外未亡人的哀思。杰克·伦敦闻讯，据此写出小说《中国佬》，将华工描绘成奴性十足，愚昧、丑陋、冥顽不化、不可理谕的地球“劣等人”典型。他写的主人公“阿秋”，因法国帕皮提法庭书记员将被判处极刑者阿楚的“楚”字错写成“秋”而代人受过，绑赴刑场处决。阿秋曾目睹真凶杀人，知其逃逸，此时却一无怨言，二不反抗，倒是在断头机的铡刀朝自己脖颈急剧落下那一瞬间，幻想起自己种植园合约期满“衣锦还乡”，二十年后变为富人，娶妻生子，生活在温馨的梦中花园里。杰克·伦敦充分发挥出他在当海员经过热带岛屿时积累的离奇想象力，塑造了一个懦弱麻木，生性愚鲁，任人宰割的奴隶形象。他不谴责白人殖民当局草菅人命的行径，反而往受害华人苦力身上吐唾沫，显露其丛林法则卫道士的本性。“中国佬”是当年美国西部白人对中国修路苦力的蔑称，杰克·伦敦将之作为他小说的题目，带有浓厚的种族歧视色彩。直至2006年11月，美国一个叫艾莫斯的脱口秀主持人在节目中还在反复使用这一辱华词语，可见流毒之深。

　　1910年2月，杰克·伦敦在传播美国大众文化的《麦克柯鲁瑞》月刊上发表了他阐明“黄祸”论的“畅想”小说《空前绝后的入侵》。接着，这一“文本”收录进瓦尔特·默温编撰的《历史文论》，像是一个将中国妖魔化的世界地缘政治历史结论。在“预言家”杰克·伦敦笔下，1976年，世界与中国的纷争达到顶点。在一场中日之战中，中国打败企图建立“东亚共荣圈”的大和民族，接着以“人口膨胀”的方式向周边扩张，与意欲独霸印度支那的法国武装冲突，以百万民兵击溃法国，“黄祸”即将殃及整个西方的白人文明世界。在此紧急关头，为铲除中国这个“可怕祸根”，美国总统采纳科学家拉宁格尔的细菌战，决定派遣飞机到中国上空投掷多种细菌弹，造成中国大地上瘟疫流行，哀鸿遍野，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最后，“中国灭亡”，领土被全球数个国家移民瓜分。杰克·伦敦的“历史小说”收束得如此干脆。在他看来，这是消灭“黄祸”的唯一途径，必须采取果断战略。对于如何料理中国的“后事”，他则明确提出要“根据美国的民主程序实施”。

　　从文学分野来界定，杰克·伦敦属于美国的“耙粪派”，语出罗斯福的一次讲演，系指这一派人致力于揭发现代社会的弊端。在这一层意思上，杰克·伦敦长久以来被视为“社会主义者”“进步作家”，甚至被捧为“美国的高尔基”。可是，他竟然挥笔将历史上受尽西方列强欺凌的中华民族定为“黄祸”，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似乎难以用对中国缺乏了解，或怀有一般偏见解释得通。若直面历史现实的话，应该承认他代表着欧美西方国家一些知识“精英”深入骨髓的种族歧视。

　　尽管“黄祸”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所潜踪敛迹，但近年来出于政治动机，或“自恋邪癖”，又借尸还魂，让人感到杰克·伦敦的反华阴魂不散。这种现象让人不免联想到英国推理小说家萨克斯·罗默在1875年推出的《福尔摩斯遭遇傅满洲博士》一书。萨克斯·罗默与杰克·伦敦异曲同工，通过傅满洲的中国人歪曲形象，将“黄祸”拟人化，又连续搬上欧美电影银幕，在西方主流社会制造着“中国威胁论”，其中难说没有杰克·伦敦幽灵所助。

　　且看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固不可取，但不可忽视的是，东西方的文明冲突，西方与中国的文化碰撞，在一些方面是确实存在的，远非“莺花无限日高眠”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