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声音何以成为好生意?

时间:2013年08月05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彭侃

《中国好声音》海报

  7月份,《中国好声音》第二季携着去年的余威如约而至,收视率不出所料地高涨,首期CSM46城收视率便超过了3.5,第二期更超过了4个点。与高收视相呼应的是节目高企的收入。尚未开播之前,这档节目的广告招标收入便已超过了10亿元,广告商蜂拥而至,以致主持人华少不得不以8秒钟115个字的惊人语速播报。有人戏称《中国好声音》已经成为了“中国好生意”,值得追问的是,这桩“好生意”究竟是如何炼成的呢?

  节目模式的魔力

  《中国好声音》是一档引自荷兰Talpa公司的模式节目。创办这家公司的John de Mol堪称全球电视模式界的大佬级人物,他是世界上最大的模式公司Endemol的创始人之一,并曾创作了《老大哥》《恐惧元素》《以一敌百》等一系列全球大热的节目模式。2004年他离开Endemol公司后创立了Talpa,而《好声音》正是其沉潜多年后推出的拳头产品,自2010年在荷兰推出之后,已经被作为模式输出到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好声音》向原版权方支付了高达350万元的模式版权费,堪称中国购买海外模式的最高价,但如今看来,绝对物超所值。模式方带来了高标准的生产规范,提供了几百页的节目制作宝典,从人员分工、机位布置到制作周期都给出了细致的指导,连导师们拿麦克风的手势、旋转座椅的设计都做出了详细的说明,更派出“飞行制作人”在录制现场进行指导,全程跟踪节目制作。

  模式方还结合新媒体时代的特点,提供了一个长达88页的数字化营销宝典,指导如何运用社交网络等方式展开营销。而他们提供的很多原节目的素材,如音乐、视觉设计、电脑特效等,也能为本土制作方略加改造后使用,保持节目的统一风格。正是这些宝贵的经验使得《中国好声音》在多档同类型的节目前后夹击下仍能脱颖而出,也展现了电视节目模式所具有的魔力。

  对中国电视业来说,海外模式就像一剂强力处方,它带来的不仅是已经过海外市场检验的节目创意设计,更重要的是用海外分工和流程及其清晰的机制来扭转中国电视无序、随意的现状,实现生产机制的再造。而在《中国好声音》的示范作用下,海外模式也越来越得到重视。据统计,2013年各电视台播出的引进海外模式的节目将超过60档,排名前列的各家卫视周末黄金时段的节目几乎都已被模式节目占据,而且诸多二三线卫视也纷纷加入了这一行列。

  制播分离新模式

  有了全球大热的模式,还不能保证成功,因为模式毕竟是“舶来品”,如果没有优秀的本土团队负责将其执行到位并进行适度的本土化改造,模式的价值也难以发挥。而作为卫视领域首个社会制作公司与播出平台进行“收视对赌,广告分成”的节目,《中国好声音》为中国电视业开创了一种制播分离的新模式,也正是这种模式保证了节目的制作水准。

  一般来说,以往社会制作公司与卫视合作大型节目的传统方式为委托制作。即电视台按照一定的预算,将节目部分或整体打包给民营制作公司,并派出人员对制作和成本支出过程监控。有时候电视台还会对节目收视结果进行考核奖惩,根据该频道以往的收视表现,得出各时间段要承担的考核标准,如节目达不到或每下降一次名次便扣除部分支付给制作方的费用,反之则奖励一定的费用。

  在这种合作模式下,民营公司为了保存自己的利润,会首先截留部分预算,剩下的投资再用于节目制作。这种合作模式能较好地控制节目的成本,但却难以对制作公司形成足够的激励,因为节目最终成功与否和其未形成直接的利益关系。即便是某些电视台根据节目收视表现对制作方提供一些奖惩,也已是“秋后算账”,无法影响已经播出的节目质量。

  而《中国好声音》则颠覆了这一模式。2011年底,在模式公司IPCN的牵线下,浙江卫视与灿星制作共同从荷兰模式方Talpa手中买下《好声音》版权,出资比例各占一半,所有权益共享。其后经过多轮谈判,双方就节目制作达成了“版权共有、共同投资、联合制作、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模式。

  最后在实际操作中,更进了一步。浙江卫视投入设备、器材和部分人员,而灿星则投入了大部分的资金和人员,所有的嘉宾(导师)和选手(学员)也都是与灿星签订协议。节目播出后双方再根据收视率的情况对广告进行分成,据报道,“如果《中国好声音》收视率超过2%,则灿星参与浙江卫视的利益分成,否则,广告商的损失由灿星单方负担”,而当“收视率超过4%之后,灿星能获得七成收益”。

  分成权的驱动让灿星使出浑身解数。为了做好这档节目,灿星斥下重金聘用了巨星评委、顶级音响和音乐团队,并投入了3个导演组、一个地面推介组、一个宣传组,再加上学员管理组、制片组和后期组,共100多人的核心团队加入到了《中国好声音》,严格按照原版模式的规定进行操作,甚至不惜血本从国外空运原版节目的转椅,使用了多达27台摄像机拍摄,从1200分钟素材中精剪出90分钟的节目。

  制作公司的全力投入保证了节目的水准,促使《中国好声音》的收视一路飙升,第一季前13集的CSM44平均收视高达3.7,而总决赛巅峰时刻的收视更高达6.1。灿星与浙江卫视之间的这次对赌取得了双赢。

  全产业链开发

  收视率的高涨让《中国好声音》的广告价格一路高涨,15秒广告从15万元、20万元再到36万元,到了最后的总决赛直播时,15秒广告已拍出了最高116万元的价格,当晚播出的12轮广告总时长40分钟左右,创收超亿元。

  借着去年的声势,今年的《中国好声音》第二季广告招标会上热闹非凡,最终,加多宝冠名费掏出了2亿元,百雀羚以7000万元拿下特约播出权,洁丽雅以4600万元成为互动支持合作方,而插播广告总计卖出了接近8亿元,第二季尚未播出,《中国好声音》便取得了超过10亿元的广告收入。网络播出版权费也狂飙百倍,最终被搜狐视频以1亿元的天价购得其独家播出权。

  但当灿星投入这场豪赌时,想得到的还远不止广告收入这么简单,作为一家外资参股企业,他们有着更为国际化的经营理念,于是,灿星早早地拿走了后续产业链开发的权益,希望建起一条围绕音乐的产业链。他们成立了梦想强音经纪公司,签下46位选手的全经纪和唱片约。总决赛还未落幕,好声音学员们便在澳门拉开了巡演的序幕,接连在12大城市开办演唱会,演唱会的内容还被包装成电视节目《对战最强音》播出。人气学员的代言广告及商业演出也在全国各地铺天盖地,轰轰烈烈。

  在新媒体的业务开发方面,灿星也从原版节目在iTunes上提供音乐下载赚得盆满钵满获得启发,与中国移动无线音乐俱乐部展开了深度合作,按照学员所跟从的导师分类打包,提供打包下载业务。值得注意的是,明星导师们也被说服加入到了产业链开发的阵列中,据《中国好声音》宣传总监陆伟介绍,“导师是没有出场费的,没有按场次付酬劳,也没有打包一次性付酬劳,而是参与后期的开发分成”。这意味着导师们的利益与选手们紧紧捆绑在一起,导师们必须全力以赴地培养他们,才能名利双收。

  本已成熟的资源优势加上“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开发思路,使《中国好声音》后续产业链的开发取得了一定成功,不仅延长了选秀选手的生命力,也建立了这一品牌的持续盈利能力。尽管与美国、英国对电视节目价值的深度开发仍有差距,但在尚缺乏市场开发意识的中国电视业,《中国好声音》无疑树立了一个如何将“好节目”转化为“好生意”的榜样。


(编辑:高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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