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体(外一篇)

时间:2013年08月07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高远志

  往往是真人不露相,人一端架子就没多大意思了。端架子,多数是肚子里没玩意儿,没办法只好装。就如吾乡傅哥给一些小官僚编的顺口溜,“吃得挺胖,穿得挺像,别着钢笔,啥也写不上”。写文章亦如此,一不能端架子,你一端架子,好东西就被吓跑了;二不能搭架子,煞有介事的样子,四个锔子八个眼,穿靴戴帽,不足一升,非要凑一斗,肯定是有掺假的地方。文艺批评更是这样,几句话完了的事,非得整一大篇,多大学问似的。钱钟书学问大不?他的最著名的东西《谈艺录》《管锥篇》全是笔记体,大才子、大学问家,根本瞧不上摆架子。他在《读〈拉奥孔〉》里说:“一般‘名为’文艺评论史也是《历代文艺界名人发言纪要》,人物个个有名气,言论常常无实质。倒是诗、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也许有人说,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不成气候,够不上系统的、自觉的理论。不过,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再说,我们孜孜阅读的诗话、文论之类,未必都说得上有什么理论系统。更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罢。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说得多么中肯,他对西学可谓见得多了,却对西方的“大论文”不以为然,这是真知灼见,也是思维习惯。他学贯中西,却始终“以中贯西”。先生的笔记体,肯定会垂世不朽了。但有些曾经很嚣张的所谓皇皇大论、高头讲章之类,恐怕只会在历史的纸篓中谋一席之地了。

 元曲里的情爱方程

  《世说新语》有一则“贾充嫁女”,写女孩遭遇情爱之后的表现:“盛自拂拭,悦畅有异于常。”特爱打扮,异常兴奋,两个细节,写得真是太到位了。十个字,赛过俗手一大篇话。现在的诗也爱谈细节,但拖泥带水,那功力比这差远了。说到诗歌写情爱,写细节,元曲高明多了。元代的诗人,地位都不高,八娼九儒十丐,居于丐前娼后,真是斯文扫地了,也就没什么架子了,也更没那么多顾忌了,没忌惮,因此大胆、泼辣;没架子,所以真切、亲切。少贵族气,多平民味。这里面以讽世与情爱两大主题最为突出,大概因为“曲”的缘故,情爱写得尤其多、又特别出彩儿。

  两人碰出火花,由于授受不亲,见面难,要指望突然相遇。“……今日猛见他门前过。待唤着怕人瞧科。”这可如何是好?“我这里高唱当时水调歌,要识得声音是我。”(徐再思《沉醉东风·春情》)这是情急生智。相遇之后,当然是相约,那又是怎样一番情形呢?“戴月披星担惊怕,久立纱窗下。等候他,蓦听得门外地皮儿踏。只道是冤家,原来风动荼縻架。”(商挺《潘妃曲》)等待的心呀,草木皆兵。相约接着就是相会啦:“挨着靠着云窗同坐,看着笑着月枕双歌,听着数着愁着怕着早四更过。四更过,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哪,更闰一更儿妨甚么!”(贯云石《红绣鞋》)一分光阴掰作两半儿花,尤人心不足,还要老天给弄个双份儿,要“闰更”,亏这女子想得出啊!会过了,要分别:“自送别,心难舍,一点相思几时绝?凭阑袖拂扬花雪。溪又斜,山又遮,人去也!”(关汉卿《四块玉》)水也错,山也错,恨离别!相见时难别亦难,别后相思更难耐。相思是个什么玩艺儿呢?是一种病:“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病症怎样?“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何时发作?“灯半昏时,月半明时。”(徐再思《折桂令》)相思亦是一种债:“相思有如少债的,每日相催逼。常挑着一担愁,准不了三分利。这本钱见他时才算得。”(徐再思《清江引·相思》)

  元曲的情爱,多是男人揣摩女人,细,透,痴迷又清醒。特别有山歌的味道,好的山歌,都是靠一个“真”字打动心弦。像妙手的针灸一样,将千钧力量集中在细节的“一发”上。姚燧有一首《凭栏人·寄征衣》:“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抓住一个特殊的瞬间,把一个“军嫂”的微妙心理写得多么精确。


(编辑:高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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