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郎织女（剪纸）

　　牛郎织女神话开始于先秦时代，到了汉代逐渐被生活化、世俗化、情欲化，人们以人间男女的七情六欲相比附，宣泄自己的意志。《汉书·武帝纪》载：元狩三年（前120），汉武帝为攻伐吴越而在上林菀（今陕西长安县）“发谪吏穿昆明池”，昆明池酷似天河，并按“左牵牛右织女”的格式，雕刻牛郎织女石像于昆明池东西两岸。雕刻者是民间工匠，民间工匠按照自己的思维和熟知雕刻塑像：牵牛像（高258厘米）位于东岸，上身微微倾侧，五官清晰，短发，脸阔眉突。右手曲肘上举，左手贴于腹前，作握缰牵牛状。身着交襟长衣，腰间束带。眺望远方的目光和紧闭的双唇，表现了人物坚毅憨厚的性格特征。织女像（高228厘米）位于昆明池西岸。人物脸形圆润，辫垂脑际，身着右衽交襟长衣，双手环垂于腹前，整体为跽坐，为汉代妇女操机织布的劳动形态。这一切表明牛郎织女神话已世俗化，在汉代人心目中，他们就是普通劳动者的形象，赋予“神”以人情、人性，并将“神”世俗化，把神话中的“神”变成“人”。从塑像的形态看，牛郎织女已具备神话的条件，从而得以在民间流传。

　　牛郎织女神话产生于汉代，它并非汉代先民凭空“虚假意识”编造，而是以幻想的手法、超现实的叙述再现汉代社会“现实本身”。近年来，南阳、四川等地出土的汉代墓葬牛郎织女汉画像石则是有力佐证，只不过它是符号性的，但通过对符号的阐释，不难看出汉代以耕织为生活源泉的农业社会特色。故而，后人可以通过神话了解到过去人的生活，再现他们的所知、所想和所愿。把神话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进行研究。

　　牛郎织女神话对汉代婚姻生活的反映如下：

　　婚姻是人一生中特别重要的一件大事，在古代，婚姻绝非个人的私事，它牵涉家族、社会关系，甚至政治等方面。因此婚姻礼仪实际上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多种社会关系、生活观念等方面的内容。诸多事例都说明了这一点。

　　（一）以才能为婚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因为一个家庭一般只有男人参与社会活动，因此一个男子的才能是一个家庭富贵和贫贱的决定性因素，因此选择婚姻的时候，男子的才能自然会特别引起关注。《史记·张耳陈馀列传》说：“张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时，及魏公子毋忌为客。张耳尝亡命游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张耳，乃谓女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女听，乃卒为请诀，嫁之张耳。张耳是时脱身游，女家厚奉给张耳，张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为外黄令。名由此益贤。”从这则故事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考虑婚姻时，才能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张耳也是靠着自己的本身的“贤”而最终结成了良缘。即便到了门第婚开始大为风行的东汉末年，选择婚姻时也特别重视男方的才能。

　　在汉代被世俗化了的牛郎织女传说中，牛郎、织女可望而不可即的婚姻悲剧，同样是两汉时期婚姻选择重视男方才能的反映。其实，阻隔牛郎、织女的，不是河汉，也不是当事者本人，而是由汉代婚姻关系构成过程中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所决定的。

　　（二）以财产为婚

　　财产在婚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汉代已然如此。《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陈平“少时家贫，……及平长，可娶妻，富人莫肯与者，贫者平亦耻之”。陈平因为家贫，而富人不肯把女儿嫁给他。由这则事例可知当时普通人家嫁女，夫家的财产的多寡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入汉以后，随着门第婚的强化，不同阶层之间结婚变得更为困难。门第婚中始终有财产的因素存在，各大豪族富人集团之间的相互通婚，更是注重财产的多寡。

　　（三）两汉时期嫁娶奢靡之风盛行

　　在西汉，婚事的举办奢靡异常。西汉蜀地巨商卓王孙给其女卓文君的随嫁物品是“僮百人，钱百万，及嫁时衣被财物”（《汉书·司马相如传》），价值约在三百万钱以上，相当于中等家庭300户的家产。成亲之际，难免还要大摆宴席，其奢靡程度同样惊人。东汉时议曹史展允因收入有限，至五十岁时依然“匹配未定”，后在其上司和同僚帮助下，方勉强凑足聘金。

　　汉代嫁娶奢靡的社会风俗和择偶的种种要求在牛郎织女故事中都有所反映。《岁时广记》卷二六引《荆楚岁时记》载：“尝见道书云：牵牛娶织女，取天帝二万钱下礼，久而不还，被驱在营室。”

　　造成牛郎织女悲剧的原因，表现为社会的传统力量、固有观念、文化习俗和道德规范。因此它便成为两汉时期世俗生活的真实写照。

　　通过牛郎织女神话可以了解过去人的生活，再现他们所生活的真实社会。同时，牛郎织女神话传说还大力宣扬人性，歌颂人间真情，鞭挞人情中的炎凉。故事中的牛郎憨厚朴实、心地善良，表明传统文化中对做人的基本要求，具有时代和民族的文化特色。另外，牛郎与织女的结合是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的，这里的牛郎是千百万中国家庭中男性的代表，而织女则是靠织布为主的千百万中国家庭中勤劳、善良的女性代表，他们组成了一个男耕女织的家庭，自给自足，它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时代基本家庭模式和家庭生活的缩影。不难看出，这正是研究牛郎织女神话的深刻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