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坚守主题

——金鸡奖提名影片一瞥

《中国合伙人》剧照

　　一个时代的电影中反复出现的叙事主题，都与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存在着这样或是那样的“互文性”关联。不同的只是这种“互文性”有时是以对应的形态来呈现，即与社会的发展方向相互一致；有时则是以错位的形态来呈现，即与社会的发展方向相逆动。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中屡次出现的“出走”主题就是一种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巨流相互一致的叙事形态；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交替呈现的“怀旧”主题，则是一个与疾速发展的中国社会趋向相错位的表现形态。今天，在我们的电影中又出现了一个“坚守”的主题，作为一个与现实的“社会文本”相互动的电影的“叙事文本”，它们之间互文性（重合与错位，共振与逆动）的解读，是我们认识当今中国电影乃至于中国文化的重要路径。

　　尽管我们不能将社会生活中所有的“坚守”都置放在一个正向的维度上来解读，但是，在一个巨流涌动、疾风飞掠的时代，在文化价值体系与精神版图被剧烈地摇撼、震荡的时代，坚守，无疑意味着对特定文化精神的信奉与敬守，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不愿意随波逐流，不甘于趋炎附势的人生态度：不论是执著于个人的信念、自我的梦想，还是执著于社会的使命乃至于传统的文化。我们的电影在讲述这个时代的坚守的故事的时候，也在为这些坚守者铸造着一座座闪亮的雕像……

　　一

《万箭穿心》剧照

　　有时，能够坚守一个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使命，会使它的践行者显得崇高、伟大；有时，能够坚守一个事关个人未来理想的决定，同样也令人感到敬佩。《转山》的故事就属于后者。这部似乎卸掉了所有商业铠甲的电影，全部的叙事焦点就集中在主人公对兄弟遗愿的兑现这个主导动机上。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使命在驱使着他，他不是为了竞赛，也不是为了奖金，更不是为了刺激，他为的是完成自己兄弟的遗愿——骑自行车登上雪域高原之都拉萨。高原的狂风、肆虐的冰雪、险峻的山路、凶猛的野兽、精神的困扰，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的信念，包括一个在西藏高原上来往多年的自行车健将，在言谈笑语间就跌入了深不见底的沟壑，也未曾使他改变自己的初衷！他对风雪高原的征服，激励着那些向着既定人生目标执著远行的人。因为这个高原之旅是所有人的人生之旅的生动隐喻。我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许多问题，如对亲情的依恋、对疾病的抗争、对自然的适应、对危险的应对，甚至包括对性的迷惑，几乎都可以在这个旅程中找到相应的表达。这样一部看似没有政治色彩的“骑车转山”的电影，使观众在想象中完成的人格塑造与精神的砥砺，并不亚于一部主旋律影片。

　　与《转山》中那种强烈亢奋的进取状态不同的是，《百鸟朝凤》中的坚守者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者。他面对的是一个疾速变化又眼花缭乱的世态，这个世代相传的“唢呐王”，敬守着自己的做人方式与生活方式。他在传授演奏唢呐的过程中，所倾注的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技艺，而是一种精神信仰——包涵着他对于人生、对于理想、对于社会的多重寄予。他演奏的乐曲《百鸟朝凤》也不是一支寻常的唢呐曲，而是用来对一个逝去之人的最高道德礼赞。他在选择自己的学生时，也不是单看他的技艺如何，而是在看他人性的本色怎样。他从学生的眼泪中看到了他对父亲真挚、深切的情感，体察出一个在人性浸润的情感世界与艺术世界的内在关联。尽管影片的主人公并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可是，他在一个巨流奔涌、泥沙俱下的时代，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在一个传统民间艺术的舞台上，展现出力挽狂澜的文化雄心。他就像本片的导演在执著地坚守着自己的艺术理想、坚守着自己的道德方向一样，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坚守的是非、对错其实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艺术家通过电影艺术的表达方式，展示出了一种对自我精神取向的敬守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信奉。遗憾的只是，影片对于与传统文化相对峙的现代文化则采取了一种过于轻蔑、嘲讽的态度，并且用一种善恶对立的价值观来看待现实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影片中代表现代文明的是那些带着蛤蟆镜、留着长头发的时髦青年，以及那个食洋不化的西洋乐队；而代表着传统文化的是这样一个在道德、技艺上的精神殉道者，这种对比性的描述，无疑将现代与传统在价值取向上相互对立起来，表现出作者对现代文明的某种揶揄。其实，对现代性的质疑、乃至批判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只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同为吴天明执导的电影，那个在30年前曾经在《人生》和《老井》中代表着无限希望的现代文明的巨流，在今天的《百鸟朝凤》中会变得那么萎靡，那么无力？

　　二

　　也许，坚守并不全是一种前进式的生活姿态，可是，坚守，首先意味的是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不放弃理想。在这种意义上，坚守恰恰就是一种独特的进取方式，有时它甚至就是一种抗争。每个人的人生路径不同，各自坚守的方式自然也就不一样。像《今天明天》那些住在北京远郊的打工族（人称“蚁族”），他们因低微的社会地位、窘迫的工作境遇与贫困的物质生活，自然与那些在高等院校课堂里的学生、在大漠中艰难跋涉的勘探队员有所不同。他们蛰居在狭窄的民房里，终日里为生计而奔波。他们最怕的不是贫困，不是劳累，而是害怕在这种遥遥无期的苦熬中丢失了自己的梦想。与《中国合伙人》那种对梦想高歌猛进式的追求相比，《今天明天》对梦想的坚守，更显得艰辛甚至苦涩。《中国合伙人》与《今天明天》分别是人生梦想的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高亢激昂，一个低回沉郁，但是，它们同样都是人生的梦幻序曲。尤其是这些草根族奔向梦想的故事，更令人感到由衷的敬佩。他们的身边不是碧波荡漾的未名湖，不是窗明几净的写字楼，而是低矮的楼舍、昏暗的街道，还有在暗影中游走的女郎，和从夜色中冲出来的群氓。处在这样的逆境中，坚守不做什么有时比做什么更重要。

　　与那种对某种自我生活方式的坚守不尽相同的是，人对国家使命、对社会责任的坚守，改变的就不只是践行者的生活，有时还包括他们的生命。《生死罗布泊》中那些勘探队员，他们明知按照既定的计划有的人永远也走不出干涸的沙漠了，还是坚定地踏上了前行的道路。因为在汽车抛锚的情况下，为了能够保证将采到的样本送回大本营，四名勘探队员必须要向着三个不同的方向前进。这意味着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永远会埋在大漠的滚滚黄沙之中……其实，我们每个人也经常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只是何去何从并不像影片中所设定的那么明确。从这种意义上，罗布泊似乎成为我们人生境遇的一种隐喻，人的生死有时会在顷刻间骤然来临，就像影片中轰然塌陷的地表、湍急莫测的激流，人在这种无法预测的境遇中，是非、对错，实际上已经无法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生死攸关的一刻，你站在了什么样的历史地平线上……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从生到死都是魔鬼，更没有人从始至终都是天使。人的现实存在是决定其人格演变的根本原因。过去，我们总是爱用一种社会历史的变迁来解释人物的性格的改变，可是，在完全相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人的性格为什么依然还会千差万别呢？显然，决定人物性格特征的因素是多维度、多层次、多方面的。我们应当允许艺术从某个维度、某种层面来探讨人性的变异，像《倾城》里的罪犯，他的心理转化实际上是全剧的叙事焦点。地震的灾害所造成的对生命的毁灭，激发了人在这种灾难境遇下相互的依赖与相互的同情。尽管一个是被通缉的银行抢劫犯，一个是笃诚敬业的公安刑警，在面对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他们各自首先想到的是救人——在生死存亡系于一瞬的生命临界点上，他们共同坚守的是作为人的底线，警察向罪犯伸出了拯救之手，这种对罪犯的人性关怀是融化其内心坚冰的重要因素。就像《悲惨世界》里的沙威警长在冉阿让的人道精神感化下会走向自我救赎的天国一样，《倾城》里的罪犯在警察的道德精神感化下同样会走向自己的新生。

　　坚守的主题并不是出现在当今某一种题材、某一种类型的影片中，而是出现在不同的题材、不同的类型的影片之中。王家卫自1996年萌动了武侠电影的英雄梦，直到2009年组建《一代宗师》的摄制组，前后已经走过了18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叶问》《叶问2》接连问世，不论是商业的空间，还是历史的故事，关于叶问的电影题材似乎已被人开采殆尽。而王家卫却依然坚守着他的《一代宗师》，在他选定的功夫之路上执意前行。他从对一个人、一条街、一个门派的注视，不断延展到对一个群体、一个时代、一个世界的遥望。他说：“武学千年，胜负都是过眼云烟。我们不在意一招一式，我们在意的是整个武林。”他要在银幕上书写的是中国“功夫的史诗”。《一代宗师》以叶问的自述开篇，表现的却是整个武林逝去的时代。叶问、宫二、宫宝森、大师兄他们身处在社会变迁的时代，看着一切旧日的美好行将逝去，他们各自坚守着武林的信仰和江湖规则。宫二在与叶问告别时说，功夫有三重境界，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宫二自知她见了自己，也见了天地，但是已经无力再见众生。她在埋葬了自己对叶问的情感之后，把自己未竟的心愿传给了叶问，希望他能够以自己的功夫见于众生。宫二把头发留给叶问，那不仅仅是一个信物，因为宫二相信叶问是那个能够把武林的精神和香火传承下去的人。宫宝森的师傅点亮的那根火柴，想要照亮的几乎是整个武林的暗夜。影片结尾古刹佛前，那一盏盏青灯，摇曳的既是灯火，也是光艳。作者是要将武林的精神诗意地镌刻在人们的心里，让人们一代接一代地敬守并承传下去。

　　综上所述，坚守，即是作为一种叙事主题，同时，也是一种价值取向，它贯穿在当代中国电影不同题材、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作品中。它显示出在当代中国电影中，有一种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相辉映的信念之光，在闪耀、在延续、在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