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艺百花培土浇水

——重温习仲勋关于文艺的若干论述

　　“艺术，只有奉献给人民，服务于人民，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往人民喜爱你的歌声，今后，希望你永远忠诚于艺术，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黄土地。”

　　在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百周年的日子里，重温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文艺的论述、与文艺发展相关的事迹，从中看到了习老与文艺工作、与文艺家的关系之密切，看到了习老对促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他关于文艺及文化方面的论述，至今仍闪烁着思想的光芒，给我们以诸多启示。

　　几个令人难忘的历史片段

　　30年前，1983年2月6日晚，北京人民剧场休息室。习仲勋同志在观看《仿唐乐舞》演出之后，亲切会见了演出团全体人员，高度评价他们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方面做出了成绩，路子走得对。同时，阐述了他关于文艺创作的一系列思想，并期望我国文化遗产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光大。

　　《仿唐乐舞》是1982年首次推出的我国第一台古典宫廷乐舞。该剧由陕西省歌舞剧院创作演出，表现了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宫廷里的片断生活。乐舞由14段音乐、舞蹈组成，展现出唐代多姿多彩的乐舞艺术精华。该剧三十年来一直盛演不衰，已经成为当代乐舞的经典剧目。

　　习仲勋同志对我国文艺创作，特别是具有民族风格的创作，始终是大力支持和热情鼓励的。而对文艺创作者，习仲勋同志更是关爱有加，呵护有加。他与当代许多文艺家交往密切，在他们之间留下了不少佳话。

　　1961年秋天，秦腔老艺人王天民（1913—1972）到北京治病，习仲勋派秘书张志功帮助解决他的吃住行问题，并找老中医给其治病。王天民在北京一住就是半年。大年除夕，习仲勋带上夫人和孩子到宾馆看望王天民，还特意和他一起吃年夜饭。席间，习仲勋举起酒杯对王天民说：“过年了，你不能回家和亲人团聚，咱们今天就在一起过年吧，吃个团圆饭。”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在除夕之夜专程赶来同一个普通艺人团聚，这是王天民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为之深受感动。

　　习仲勋对老艺人关照爱护，对年轻一代文艺家则关怀扶持。歌唱家贠恩凤回忆说，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之际，贠恩凤去北京为大会演出。演出前一天，她去看望习仲勋，汇报了近况。当得知贠恩凤要为十二大代表演出时，习仲勋对她说，演出要放得开，不要紧张，并叮嘱同去的中共陕西省委有关同志要多宣传陕西的艺术家。1996年1月20日，习仲勋在观看了贠恩凤独唱音乐会后，为其题词：“唱群众喜爱的歌曲，做群众喜爱的歌手。”1996年3月，贠恩凤陕北民歌专辑《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珍藏版首发式在北京举行，习仲勋又专门从深圳发来贺电表示祝贺。

　　许多文艺工作者回忆起与习老交往的时光，都不约而同地交口称赞习仲勋是文艺工作者的知心人和贴心人。

　　始终关心支持文艺工作

　　习仲勋同志与文艺的关系，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而三个阶段既有一以贯之的取向，也有不同阶段的特点。

　　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前，可以追溯到习仲勋主政西北局的时候。

　　早在1945年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时，就曾亲自领导了电影故事片《劳动英雄》的拍摄工作，这是由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编导的、以誉满解放区的劳动英雄吴满有为原型的一部影片，是解放区拍摄的最初一批电影之一。

　　1947年4月5日，西北局召开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到会讲话，他号召文艺工作者配合西北人民解放军，枪杆子到哪里，笔杆子就到哪里，动员广大人民为反蒋（介石）、胡（宗南），反封建而斗争。

　　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先后担任中宣部和政务院要职，直接领导和指导了文艺工作。

　　抗美援朝时期有一架著名的“香玉剧社号”战斗机，就是习仲勋同志命名的。香玉剧社，是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1947年l0月在西安组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全国上下掀起了支援抗美援朝正义战争的捐献热潮。朝鲜战场传来消息，我军某高地遭受百余架敌机丧心病狂的狂轰滥炸，全连战士壮烈牺牲，阵地失守，常香玉听到广播后悲愤难眠。翌日清晨，她与丈夫陈宪章商量，达成一致意见：“咱俩用义演的办法为志愿军捐一架飞机吧！”不久，习仲勋知道了这件事，充分肯定了常香玉的爱国热情，他指示说：“就用‘香玉剧社’号战斗机的名义进行捐献演出吧！”为了帮助常香玉搞好义演，习仲勋还委派西北局文化部的马运昌、毛云霄、荆桦三位干部协助剧社从事捐献演出工作，使常香玉的愿望得到早日达成。

　　1952年9月，习仲勋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这是毛泽东亲自点将的。还在1951年秋，毛泽东就考虑让习仲勋担任中宣部部长，他召来胡乔木、林默涵两位同志谈话时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习仲勋听说后，曾真心实意地向毛泽东反映，按照他的经历和水平，难以担当起领导全国宣传文教的重任。毛泽东打了个比方：“蛇，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事物的客观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他主持制定了“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指导了全国文教工作的开展，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教工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一年后，1953年9月，习仲勋担任政务院秘书长，主管文教工作。他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社会变迁，作家的创作环境发生了变化。因为对新环境不适应、压力大，创作时难放开手脚，作家很难写出优秀的作品。习仲勋认为，一方面作家要加强学习，跟上时代步伐，另一方面领导者要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加强责任心，多关心和帮助作家，不许乱打棍子，乱扣帽子。习仲勋多次召集有作家、文艺界领导等参加的座谈会，告诫文艺界的领导，要从作家的具体水平出发，给作家指明出路，善于引导作家前进，只要方法对头，新中国的文艺战线一定能够创作出优秀而鼓舞人心的作品来。

　　习仲勋的关爱，使作家们受到了巨大的鞭策和激励，他们卸掉了包袱，消除了顾虑，面对崭新的社会生活，作家们无不激情澎湃，纷纷拿起笔表达心声，全心全意投身于文艺创作之中。新中国成立初期，小说创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中、短篇小说取得了明显的成就，诗歌、散文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习仲勋在1953年3月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长篇讲话，是我党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篇重要文献。当即在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响，受到作家艺术家们的衷心赞赏。讲话可以概括为：1.不仅要提高作家、更要提高领导者的政治责任心。领导者要帮助作家创造条件到群众中去，应当用毛泽东文艺思想帮助作家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乃至作家在创作上的具体要求。2.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依靠简单的行政命令和粗暴的办法，而是要用切实的行动给予耐心的帮助。3.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标准，要给作家充分的创作空间。4.要善于应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要讲究批评艺术，不是上纲上线，扣大帽子，而要实事求是，使人家心悦诚服。5.要鼓励作家的旺盛士气，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

　　习仲勋本人以身作则，对作家、艺术家的甘苦深知入微，关心文艺工作者的实际困难，经常为他们排忧解难。他对著名京剧艺术家程砚秋、著名豫剧艺术家常香玉、陈素贞和著名秦腔艺术家李正敏等，在政治上、艺术活动上以及生活上都备加关怀，无微不至。诗人柯仲平在创作反映陕甘革命运动的史诗时，作家柳青在创作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时，杜鹏程在创作《保卫延安》时，以及剧作家马健翎处在工作与创作之间矛盾的苦恼时，都得到习仲勋的支持、帮助与鼓励，并解决了创作条件上的种种困难。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复出的习仲勋同志以更大的热情、更宽厚的心胸关心、支持文艺工作。

　　1981年12月27日，习仲勋在会见全国故事片电影创作会议代表时，对广大电影工作者讲了五条意见：一是我们的电影事业有进步。现在的电影，不管从内容上讲，还是从艺术上讲，思想性、艺术性等许多方面，都超过了过去的水平。二是有人才，从电影作品看，老艺术家更加成熟，新秀也涌现出不少。老人带新人，新人要学老人、超老人。可谓人才济济，人才辈出。三是有困难，电影用的那点钱，只要把其他方面大的浪费堵死了，也就足够你们用了。电影是精神食粮，哪个不需要呀？搞得好可以教育一代乃至几代人，影响深远。这是几十万、几千万元都买不来的！一部好的影片，可以教育千百万群众为四化奋斗。四是有缺点，现在，好的和比较好的影片占大约百分之七十，不好的，思想性、艺术性差一点的占百分之三十。有缺点不要紧，大家来评论，群众来评论，专家来评论，评论了以后可以改嘛。只要善于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就能克服各种缺点，就能拍出好的电影来。五是有希望，电影事业大有希望。现在是英雄有用武之地，特别是大转变时期，改变党风，改变社会风气，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很多事情，可以大做文章，也能做出大文章。他的这些思想，对20世纪80年代电影事业繁荣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习仲勋对一些重大题材的影片非常关心。1987年7月，他专门审看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彭大将军》，并接见了制片厂的负责人和导演。

　　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工作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于1982年1月3日在京召开，习仲勋同志莅会并发表讲话。他指出，党中央十分重视农村文化工作。在新形势下，农村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有些地方社会风气、社会治安还不那么好，还不那么安定。现在农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就迫切了。但是，现在农村的文化生活还比较贫乏，农民缺少精神食粮。有些地方，特别是偏远山区，农民看不到电影，看不到戏，看不到书报或者看得很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拿出足够的好的电影、好的戏曲歌舞、好的电视片和其他好的作品，来满足广大农民文化生活的迫切要求，来影响农民，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的觉悟，用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去占领农村的阵地，也要帮助、辅导农民自己创作并演出一些文艺节目。因此，一方面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强迫命令，一方面又要采用多种方法，结合各地的情况，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活跃和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鼓舞和教育千百万人民群众，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集体，热爱劳动，为建设物质富裕、精神高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贡献。

　　习仲勋也关心工人的创作。1982年12月11日晚，习仲勋观看了天津市第二电子仪器厂职工自编自演的话剧《分忧》。这个剧以“文化大革命”后出现的住房和就业两个大问题为题材，反映工人阶级顾全大局，为党和国家分忧的精神风貌。习仲勋在此剧演出前后，两次同编导、演员座谈。他给这个剧以充分肯定，指出该剧“很有现实教育意义”，“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工人不仅为国家分忧，也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帮助国家解决困难，也是解决工人自己的困难。现在我们就是要提倡这种主人翁的责任感”。他十分赞赏企业自编自演文艺作品的形式，对此予以了积极鼓励。

　　1988年他为原绥德分区文工团文艺工作者撰写的回忆录题词：“深入生活，扎根群众，开拓创新，繁荣文艺”，充分体现了他对文化艺术工作的真知灼见。

　　对新中国成立后在“左”的路线中受到打击、经历坎坷的文艺家，如丁玲、胡风等，习仲勋也给予了很大的关心。丁玲和胡风去世后，因为悼词问题，家属和有关方面存在分歧，习仲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肯定了他们的历史贡献，使得追悼会顺利召开。

　　通过对这三个时期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习仲勋同志始终关心支持文艺工作，关怀、爱护文艺工作者。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习仲勋同志对那些覆盖面广的、影响力大的、群众关注度高的艺术门类，如戏曲、电影等，更是高度重视，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做出指示。文艺要普遍繁荣，但对于与群众关系密切的艺术，则更要重点扶持、大力推进。

　　至今闪烁光辉的文艺思想

　　习仲勋同志在一系列的重要讲话和指示中，反复强调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并论述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许多重要问题。根据已有的材料，其主要文艺思想，初步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求文艺反映火热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的崭新风貌。习仲勋在致《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珍藏版首发式的贺电中指出：“艺术，只有奉献给人民，服务于人民，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往人民喜爱你的歌声，今后，希望你永远忠诚于艺术，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黄土地。”这是习仲勋同志的一贯主张。

　　二是社会主义文艺要保持民族特色。习仲勋称赞《仿唐乐舞》道：“它继承了我国的古代文化遗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他批评说：“现在的舞台上，有些音乐舞蹈不中不洋，没有保持自己的民族风格，这是不足取的。”所以他要求：“我们要重视和继承我国的文化遗产，并且要有所发展，有所创新。”

　　三是当代中国文艺要借鉴国外的优秀文化成果。习仲勋谈到：“汉唐兴盛时期，我国同世界各国进行文化、经济、政治交往，在对外开放中吸收了外国很多东西。像印度、中亚、中东、意大利、伊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的很多东西都传到中原来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更要以博大的胸怀，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艺术成果。

　　四是尊重文艺家的创造性劳动。习仲勋多次提出：要善于引导作家前进，鼓励作家的旺盛士气，要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他对文艺家取得的成绩，都大加赞赏；而对文艺家或作品中的缺点，甚至比较严重的缺点，他都要求具体分析，主张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加以改正，关键是要保护和激励文艺家的创造性，以创作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来。

　　五是文艺批评要多予正面引导。文艺批评也要有高度的批评艺术，批评得恰到好处，而不是倾盆大雨，狗血淋头，结果弄得不欢而散。他反对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不实事求是，乱找岔子。习仲勋认为，对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场观点上的错误，不能完全否定。即便是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也要耐心帮助，而不是乱上纲上线，扣大帽子。

　　六是大力提倡人民群众自编自演。他十分赞赏企业自编自演文艺作品的形式，认为“企业职工业余演出，这个形式好，不占编制。既生产，又演戏，能文能武，既教育了工人，又教育了广大观众”。他还要求文艺工作者帮助、辅导农民自己创作并演出一些文艺节目。他举例说，“旧社会陕西有‘自乐班’，就是农民自己的事情，自编自演。解放以后，农业合作化时期，我到陕西省长安县一个村子去，那里家家户户写诗，贴在门口。不要看不起农民，何况现在的农民已不同于过去的农民，觉悟高了，文化程度高了，要求也高了。”一个国家文化的发展、艺术的繁荣，必须要有尽可能广泛的人民群众参与其中，才能化为现实。

　　七是对文艺的领导要切实耐心。他反复强调：不仅要提高作家、更要提高领导者的政治责任心。领导者要帮助作家创造条件到群众中去，给文艺工作者创造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依靠简单的行政命令和粗暴的办法，而是要用切实的行动给予耐心的帮助。

　　习仲勋同志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位卓越的文艺事业领导者。他深知创作甘苦，深谙艺术三昧，他的文艺思想朴实而又深刻。我们要将这些思想放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放在当代中国文艺发展历程中去认识，放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来研究，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努力实现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艺事业发展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