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贺严家炎先生八十华诞暨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严家炎先生（前排左一）与夫人合影。后排左一为本文作者。

　　2002年起，我参加了严家炎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一书的编写，至2010年4月该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历时8年。8年间，多次在严先生召集下参会讨论，多次与严先生电话沟通请教，严先生的严谨与创新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概念，是上世纪80年代列名严先生学生辈分的几个年轻学者提出来的。相对于传统的近、现、当代文学史分期，更注重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学自身演进的时代性、系统性和连续性，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但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一概念持有不同的意见。严先生大胆果断地使用这一概念申报国家教育部重点教材项目，体现出他对这一概念的价值认同，也体现出先生对学生学术思想的赞成与支持。正因为课题中有近代文学的部分，我才被吸收到课题组来参与五四前部分章节的写作任务。课题组成员大部分在北京工作，因此每次召开的课题讨论会，我都是严先生照顾的对象。在我的印象中，严先生好像不使用手机，每次联系都是用家里的固定电话。有一次严先生和夫人到澳门讲学，就让夫人用电子邮件回答编写中的问题。夫人是严先生学术上最好的助手。

　　书稿基本完成之后，严先生在审稿期间，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他在“梁启超20世纪初年的文学界革命”之前，补写了“甲午前夕的文学”一章。补写此章的原因是因为先生觉得这些年发现的一些史料证明，现代文学的源头，似乎还应该从戊戌变法向前推进十年，即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算起。支持先生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推至戊戌变法前十年的史实有三：一是五四倡导白话文学所依据的“言文合一”说，早在黄遵宪1887年定稿的《日本国志》中就已提出，它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同类论述，足足早了三十年。二是在驻法大使馆16年之久的陈季同及曾朴等有志之士的努力下，中国文学与法国文学实现了双向翻译双向交流，为中国文学参加到世界文学中迈开了可贵的一步。更重要的第三个史实，就是产生了标志性的文学作品，即陈季同1890年在法国出版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中长篇小说《黄衫客传奇》和1892年韩邦庆在上海《申报》上刊出的《海上花列传》。先生认为：以上的文学主张、对外交流、创作成就三个方面的事例发生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它们看起来似乎只是文学海洋上零星浮现出的若干新的岛屿，但却预兆了文学地壳不久将要发生的重大变动。它们在各自的范围内，分别提出了书面语与口头语合一，表现现实的复杂的人性，小说戏曲由边缘向中心移位，关注‘世界的文学’并与之沟通等历史的诉求，因此它们不但与百日维新失败后的‘诗界’、‘文界’、‘曲界’、‘小说界’的‘革命’相传承，而且与二三十年后的五四新文学革命相呼应，为这场大变革做着准备。新文学实际上是经过三代人共同努力才得以胜利的。”

　　现代文学的发生，既是新文化运动激荡的结果，又是鸦片战争以来文学悄然变革的继续，因此先生“新文学实际上是经过三代人共同努力才得以胜利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但先生把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视为中国现代文学起端的两部标志性作品，其立论之大胆果断，是我所不曾想到的。先生把“甲午前夕的文学”一章发过来后，我试图婉转提出不必明确地把陈、韩小说列为现代文学开端的标志性作品，并在定稿会上与其他撰稿人私下串联，希望先生能把断然的结论改得和缓一些。但先生并不为我们所动，坚持鲜明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我们从这一过程中体会到作为主编的严先生严谨、谦和之外，其创新、坚毅的学术品格。

　　严老师80岁了，祝先生生命之树长青、学术之树长青！